論皇權
關燈
小
中
大
與百姓治天下也。
”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
” 這故事的有意義，在于第一，辯論的兩方都同意，皇權的運用是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第二，文彥博所說的失人心，宋神宗承認是于士大夫誠多不悅，人心指的是士大夫的心。
第三，文彥博再逼緊了，宋神宗就說士大夫也有贊成新法的，不是全體反對。
總之，盡管雙方對于如何鞏固皇權&mdash&mdash即保守的繼承傳統制度或改革的采用新政策&mdash&mdash的方案有所歧異，但是，對于皇權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皇權所代表的是士大夫的利益，決非百姓的利益，這一基本的看法是完全一緻的。
那麼，為什麼皇帝不與家人治天下，反而與無血統關系的外姓人士大夫治天下呢？理由是家人即使是父子兄弟夫婦，假如與皇帝治天下的話，會危害到皇權的獨占性、片面性，“太阿倒持”是萬萬不可以的。
其次，士大夫是幫閑的一群，是食客，他們的利害和皇權是一緻的，生殺予奪之權在皇帝之手，作耳目，作鷹犬，六辔在握，驅使自如，士大夫願為皇權所用，又為什麼不用？而且，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天下，馬上政府是不存在的。
治天下得用官僚，官僚非士大夫不可，這道理不是極為明白嗎？ 士大夫治天下也就是社會結構裡的紳權，這問題留在論紳權時再說。
皇權有約束嗎？ 皇權有沒有被約束呢？費孝通先生說有兩道防線，一道是無為政治，使皇權有權而無能。
一道是紳權的緩沖，在限制皇權，使民間的願望，能自下上達的作用上，紳權有他的重要性。
（這條防線不但不普遍，而且不常是有效的。
）于此，我們來讨論費孝通先生所指的第一道防線。
假如費先生所指的無為政治的意義，即是上文所引的文彥博的話：“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
”因承祖先的辦法，不求有利，但求無弊，保守傳統的政治原則，我是可以同意的。
或者如另一例子，《漢書·曹參傳》說他從蓋公學黃老治術，相齊九年，大稱賢相，蕭何死，代為相國，一切事務，無所變更，都照蕭何的老辦法做，擇郡國吏謹厚長者作丞相史，有人勸他作事，就請其喝酒，醉了完事。
漢惠帝怪他不治事，他就問：“你可比你父親強？”說：“差多了。
”“那麼，我跟蕭何呢？”“也似乎不如。
”曹參說：“好了。
既然他倆都比我倆強，他倆定的法度，你，垂拱而治，少管閑事；我，照老規矩做，不是很好嗎？”這是無為政治典型的著例。
這種思想，一直到17世紀前期，像劉宗周、黃道周一類的官僚學者，還時時以“法祖”這一名詞，來勸主子恪遵祖制。
假如無為政治的定義是法祖，我也可以同意的。
成問題的是無為政治并不是使皇帝有權而無能的防線。
相反，無為政治在官僚方面說，是官僚作官的護身符，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好官我自為之，民生利弊與我何幹，因循、敷衍、颟顸、不負責任等等官僚作風，都從這一思想出發。
一句話，無為政治即保守政治，農村社會的保守性、惰性，反映到現實政治，加上美麗的外衣，就是無為政治了。
（關于這一點，無為政治和農業的關系，我在另一文章農業與政治上談到。
） 在皇帝方面說，曆史上的政治術語是法祖。
法祖的史例很多，一類如宋代的不殺士大夫，據說宋太祖立下遺囑“不殺士大夫”。
從太祖以後，大臣廢逐，最重的是過嶺，即谪戍到嶺南去，沒有 像漢朝那樣朝冠朝衣赴市，說殺就殺，不是下獄，就是強迫自裁。
甚至如明代的夏言正刑西市。
為什麼宋代特别優禮士大夫呢？因為宋代皇帝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緣故。
一種例如明代的東西廠和錦衣衛，兩個恐怖的特務機構，衛是明太祖創設的，廠則從明成祖開頭，這兩個機構作的孽太多了，配說禍“國”殃民（這個“國”嚴格的譯文是皇權），反對的人很多，當然以士大夫為主體，因為士大夫也和平民一樣，在廠衛的淫威之下戰栗恐懼。
可是在祖制的大帽子下，這兩個機構始終廢除不掉。
到明代中期，士大夫們不得已而求其次，用祖制來打祖制，說是祖制提人（逮捕）必須有駕帖或精微批文（逮捕狀），如今廠衛任意捉人，鬧得人人自危，要求恢複祖制，捉人得憑駕帖
”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
” 這故事的有意義，在于第一，辯論的兩方都同意，皇權的運用是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第二，文彥博所說的失人心，宋神宗承認是于士大夫誠多不悅，人心指的是士大夫的心。
第三，文彥博再逼緊了，宋神宗就說士大夫也有贊成新法的，不是全體反對。
總之，盡管雙方對于如何鞏固皇權&mdash&mdash即保守的繼承傳統制度或改革的采用新政策&mdash&mdash的方案有所歧異，但是，對于皇權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皇權所代表的是士大夫的利益，決非百姓的利益，這一基本的看法是完全一緻的。
那麼，為什麼皇帝不與家人治天下，反而與無血統關系的外姓人士大夫治天下呢？理由是家人即使是父子兄弟夫婦，假如與皇帝治天下的話，會危害到皇權的獨占性、片面性，“太阿倒持”是萬萬不可以的。
其次，士大夫是幫閑的一群，是食客，他們的利害和皇權是一緻的，生殺予奪之權在皇帝之手，作耳目，作鷹犬，六辔在握，驅使自如，士大夫願為皇權所用，又為什麼不用？而且，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天下，馬上政府是不存在的。
治天下得用官僚，官僚非士大夫不可，這道理不是極為明白嗎？ 士大夫治天下也就是社會結構裡的紳權，這問題留在論紳權時再說。
皇權有約束嗎？ 皇權有沒有被約束呢？費孝通先生說有兩道防線，一道是無為政治，使皇權有權而無能。
一道是紳權的緩沖，在限制皇權，使民間的願望，能自下上達的作用上，紳權有他的重要性。
（這條防線不但不普遍，而且不常是有效的。
）于此，我們來讨論費孝通先生所指的第一道防線。
假如費先生所指的無為政治的意義，即是上文所引的文彥博的話：“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
”因承祖先的辦法，不求有利，但求無弊，保守傳統的政治原則，我是可以同意的。
或者如另一例子，《漢書·曹參傳》說他從蓋公學黃老治術，相齊九年，大稱賢相，蕭何死，代為相國，一切事務，無所變更，都照蕭何的老辦法做，擇郡國吏謹厚長者作丞相史，有人勸他作事，就請其喝酒，醉了完事。
漢惠帝怪他不治事，他就問：“你可比你父親強？”說：“差多了。
”“那麼，我跟蕭何呢？”“也似乎不如。
”曹參說：“好了。
既然他倆都比我倆強，他倆定的法度，你，垂拱而治，少管閑事；我，照老規矩做，不是很好嗎？”這是無為政治典型的著例。
這種思想，一直到17世紀前期，像劉宗周、黃道周一類的官僚學者，還時時以“法祖”這一名詞，來勸主子恪遵祖制。
假如無為政治的定義是法祖，我也可以同意的。
成問題的是無為政治并不是使皇帝有權而無能的防線。
相反，無為政治在官僚方面說，是官僚作官的護身符，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好官我自為之，民生利弊與我何幹，因循、敷衍、颟顸、不負責任等等官僚作風，都從這一思想出發。
一句話，無為政治即保守政治，農村社會的保守性、惰性，反映到現實政治，加上美麗的外衣，就是無為政治了。
（關于這一點，無為政治和農業的關系，我在另一文章農業與政治上談到。
） 在皇帝方面說，曆史上的政治術語是法祖。
法祖的史例很多，一類如宋代的不殺士大夫，據說宋太祖立下遺囑“不殺士大夫”。
從太祖以後，大臣廢逐，最重的是過嶺，即谪戍到嶺南去，沒有 像漢朝那樣朝冠朝衣赴市，說殺就殺，不是下獄，就是強迫自裁。
甚至如明代的夏言正刑西市。
為什麼宋代特别優禮士大夫呢？因為宋代皇帝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緣故。
一種例如明代的東西廠和錦衣衛，兩個恐怖的特務機構，衛是明太祖創設的，廠則從明成祖開頭，這兩個機構作的孽太多了，配說禍“國”殃民（這個“國”嚴格的譯文是皇權），反對的人很多，當然以士大夫為主體，因為士大夫也和平民一樣，在廠衛的淫威之下戰栗恐懼。
可是在祖制的大帽子下，這兩個機構始終廢除不掉。
到明代中期，士大夫們不得已而求其次，用祖制來打祖制，說是祖制提人（逮捕）必須有駕帖或精微批文（逮捕狀），如今廠衛任意捉人，鬧得人人自危，要求恢複祖制，捉人得憑駕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