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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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盡。
” 廷杖之外，還有立枷，創自劉瑾，錦衣衛常用之：“其重枷頭号者至三百斤，為期至二月，已無一全。
而最毒者為立枷，不旬日必絕。
偶有稍延者，命放低三數寸，則頃刻殒矣。
凡枷未滿期而死，則守者掊土掩之，俟期滿以請，始奏聞領埋，若值炎暑，則所存僅空骸耳，故談者謂重于大辟雲。
” 诏獄、廷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殺，而且可辱，君臣間的距離愈來愈遠，“天皇聖明，臣罪當誅”，打得快死而猶美名之曰恩譴，曰賜杖，禮貌固然談不到，連主奴間的恩意也因之而蕩然無存了。
三 廠衛之弊，是當時人抗議最集中的一個問題，但是毫無效果，并且愈演愈烈。
著例如商辂《請革西廠疏》說：“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财，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
内外文武重臣，托之為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
有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舉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塗，士卒不安于伍，黎民不安于業。
”在這情形下，任何人都有時時被捕的危險。
反之，真是作惡多端的巨奸大憝，隻要能得到宮廷的諒解，更可置身法外。
《明史·刑法志》說：“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不之問。
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诏獄，為禍尤烈。
”明代二祖設立廠衛之本意，原在偵察不軌，尤其是注意官吏的行動。
隆慶中刑科給事中舒化上疏隻憑表面事理立論，恰中君主所忌，他說：“朝廷設立廠衛，所以捕盜防奸細，非以察百官也。
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劾諸司責在台谏，朝廷自有公論。
今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冤誣，是非颠倒，殃及善良，陛下何由知之。
且朝廷既憑廠衛，廠衛必委之番役，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衆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
”至于苛擾平民，則更非宮廷所計及，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曾特别指出：“東廠原以察奸細，備非常，非擾平民也。
自忠賢受事，雞犬不甯，而且直以快恩怨，行傾陷，片語違，則駕帖立下，造謀告密，日夜未已。
”甚至在魏忠賢失敗以後，廠衛的權力仍不因之動搖，劉宗周上疏論其侵法司權限，譏為人主私刑，他說：“我國家設立三法司以治庶獄，視前代為獨詳，蓋曰刑部所不能決者，都察院得而決之，部院所不能平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遠。
開國之初，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巨惡，于是有錦衣之獄。
至東廠緝事，亦國初定都時偶一行之于大逆大奸，事出一時權宜，後日遂相沿而不複改，得與錦衣衛比周用事，緻人主有私刑。
自皇上禦極以後，此曹猶肆羅織之威，日以風聞事件上塵睿覽，辇毂之下，人人重足。
”結果是：“自廠衛司譏訪而告奸之風熾，自诏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谄谀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
” 廠衛威權日盛，使廠衛二字成為兇險恐怖的象征，破膽的霹靂，遊民奸棍遂假為恐詐之工具，京師外郡并受荼毒，其禍較真廠衛更甚。
崇祯四年（公元1631）給事中許國榮《論廠衛疏》曆舉例證說：“如綢商劉文鬥行貨到京，奸棍趙瞎子等口稱廠衛，捏指漏稅，密擒于崇文門東小橋廟内，詐銀二千餘兩。
長子縣教官推升縣令，忽有數棍擁入其寓内，口稱廠衛，指為營幹得來，詐銀五百兩。
山西解官買辦黑鉛照數交足，衆棍窺有餘剩在潞?鋪内，口稱廠衛，指克官物，捉拿王鋪等四家，各詐銀千餘兩&hellip&hellip薊門孔道，假偵邊庭，往來如織&hellip&hellip至于散在各衙門者，藉口密探，故露蹤迹，紀言紀事，筆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播弄風波，不得不醵金陰餌之，遂相沿為例而莫可問。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禦史楊仁願疏《論假番及東廠之害》說：“臣待罪南城，所閱詞訟多以假番故稱冤，夫假稱東廠，害猶如此，況其真乎？此由積重之勢然也。
所謂積重之勢者，功令比較事件，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為奸盜而賣之，番役不問其從來，誘者分利去矣。
挾忿首告，誣以重法，挾者志無不逞矣。
伏願寬東廠事件而後東廠之比較可緩，東廠之比較緩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積重之勢庶可稍輕。
”抗議者的理由縱然充分到極點，也不能消除統治者孤立自危的心理。
《明史》說：“然帝（思宗）倚廠衛益甚，至國亡乃已。
”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舊稿，三十三年五月 為紀念甲申三百周年重寫于昆明
” 廷杖之外，還有立枷，創自劉瑾，錦衣衛常用之：“其重枷頭号者至三百斤，為期至二月，已無一全。
而最毒者為立枷，不旬日必絕。
偶有稍延者，命放低三數寸，則頃刻殒矣。
凡枷未滿期而死，則守者掊土掩之，俟期滿以請，始奏聞領埋，若值炎暑，則所存僅空骸耳，故談者謂重于大辟雲。
” 诏獄、廷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殺，而且可辱，君臣間的距離愈來愈遠，“天皇聖明，臣罪當誅”，打得快死而猶美名之曰恩譴，曰賜杖，禮貌固然談不到，連主奴間的恩意也因之而蕩然無存了。
三 廠衛之弊，是當時人抗議最集中的一個問題，但是毫無效果，并且愈演愈烈。
著例如商辂《請革西廠疏》說：“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财，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
内外文武重臣，托之為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
有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舉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塗，士卒不安于伍，黎民不安于業。
”在這情形下，任何人都有時時被捕的危險。
反之，真是作惡多端的巨奸大憝，隻要能得到宮廷的諒解，更可置身法外。
《明史·刑法志》說：“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不之問。
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诏獄，為禍尤烈。
”明代二祖設立廠衛之本意，原在偵察不軌，尤其是注意官吏的行動。
隆慶中刑科給事中舒化上疏隻憑表面事理立論，恰中君主所忌，他說：“朝廷設立廠衛，所以捕盜防奸細，非以察百官也。
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劾諸司責在台谏，朝廷自有公論。
今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冤誣，是非颠倒，殃及善良，陛下何由知之。
且朝廷既憑廠衛，廠衛必委之番役，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衆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
”至于苛擾平民，則更非宮廷所計及，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曾特别指出：“東廠原以察奸細，備非常，非擾平民也。
自忠賢受事，雞犬不甯，而且直以快恩怨，行傾陷，片語違，則駕帖立下，造謀告密，日夜未已。
”甚至在魏忠賢失敗以後，廠衛的權力仍不因之動搖，劉宗周上疏論其侵法司權限，譏為人主私刑，他說：“我國家設立三法司以治庶獄，視前代為獨詳，蓋曰刑部所不能決者，都察院得而決之，部院所不能平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遠。
開國之初，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巨惡，于是有錦衣之獄。
至東廠緝事，亦國初定都時偶一行之于大逆大奸，事出一時權宜，後日遂相沿而不複改，得與錦衣衛比周用事，緻人主有私刑。
自皇上禦極以後，此曹猶肆羅織之威，日以風聞事件上塵睿覽，辇毂之下，人人重足。
”結果是：“自廠衛司譏訪而告奸之風熾，自诏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谄谀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
” 廠衛威權日盛，使廠衛二字成為兇險恐怖的象征，破膽的霹靂，遊民奸棍遂假為恐詐之工具，京師外郡并受荼毒，其禍較真廠衛更甚。
崇祯四年（公元1631）給事中許國榮《論廠衛疏》曆舉例證說：“如綢商劉文鬥行貨到京，奸棍趙瞎子等口稱廠衛，捏指漏稅，密擒于崇文門東小橋廟内，詐銀二千餘兩。
長子縣教官推升縣令，忽有數棍擁入其寓内，口稱廠衛，指為營幹得來，詐銀五百兩。
山西解官買辦黑鉛照數交足，衆棍窺有餘剩在潞?鋪内，口稱廠衛，指克官物，捉拿王鋪等四家，各詐銀千餘兩&hellip&hellip薊門孔道，假偵邊庭，往來如織&hellip&hellip至于散在各衙門者，藉口密探，故露蹤迹，紀言紀事，筆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播弄風波，不得不醵金陰餌之，遂相沿為例而莫可問。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禦史楊仁願疏《論假番及東廠之害》說：“臣待罪南城，所閱詞訟多以假番故稱冤，夫假稱東廠，害猶如此，況其真乎？此由積重之勢然也。
所謂積重之勢者，功令比較事件，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為奸盜而賣之，番役不問其從來，誘者分利去矣。
挾忿首告，誣以重法，挾者志無不逞矣。
伏願寬東廠事件而後東廠之比較可緩，東廠之比較緩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積重之勢庶可稍輕。
”抗議者的理由縱然充分到極點，也不能消除統治者孤立自危的心理。
《明史》說：“然帝（思宗）倚廠衛益甚，至國亡乃已。
”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舊稿，三十三年五月 為紀念甲申三百周年重寫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