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統治階級内部的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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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篡奪了元末農民戰争的勝利果實作了皇帝，成為地主階級政治利益的代表。
他當然是尊重、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的。
但是，事情并不如他所想望的那樣。
大地主們也有兩面性，一面同樣尊重、維護他的統治，另一面，随着農業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大地主們家裡有人做官，倚仗政治力量，用隐瞞土地面積、蔭庇漏籍人口等等手段來和皇家統治集團争奪土地和人力，直接影響到皇朝的财政、稅收和人力使用。
“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指稅。
”“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基礎。
”由于觸犯他的利益的大地主們的強占、舞弊，皇朝的經濟基礎發生問題了，地主階級内部矛盾發展了，激化了，為了保障自己的經濟基礎，非對觸犯他的利益的大地主加以狠狠的打擊不可。
朱元璋從渡江以後，就釆取了許多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的措施。
例如龍鳳四年（公元1358）取金華，便選用金華七縣富民子弟充宿衛，名為禦中軍。
這件事一方面表示對地主階級的尊重和信任，另一面也是很重要的軍事措施，因為把地主們的子弟征調為禁衛軍人，随軍作戰，等于作質，就不必擔心這些地區地主的軍事反抗了。
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選取直隸應天諸府州縣富民子弟赴京補吏，凡一千四百六十人，也是同樣作用。
對地主本身，洪武三年作的調査，以田稅多寡比較，浙西的大地主數量最多，以蘇州一府為例，每年納糧一百石以上到四百石的四百九十戶；五百石到一千石的五十六戶；一千石到二千石的六戶；二千石到三千八百石的二戶，共五百五十四戶，每年納糧十五萬一百八十四石。
三十年又作了一次調查，除雲南、兩廣、四川以外，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隸應天十八府州，地主們田在七頃以上的共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戶。
編了花名冊，把名冊藏在内府印绶監，按名冊以次召來，量才選用。
應該看到，田在七頃以上，在長江以南的确是大地主了，但在長江以北，就不一定是大地主，而是中小地主了。
地主對封建統治集團和農民來說，也是有兩面性的。
一面是他們擁護當前的統治，依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業。
朱元璋說過：孟子曰：有恒産者有恒心。
今郡縣富民，多有素行端潔，通達時務者。
叫戶部保薦交租多的地主，任命為官員、糧長。
一面他又指出：“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淩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
”以此，他對地主的政策也是兩面性的，雙管齊下。
一是選用作官僚，加強自己的統治基礎；一是把他們遷到京師，繁榮首都，同時也削弱了地主在各地方的力量。
在科舉法未定以前，選用地主作官，叫作稅戶人才，有作知縣、知州、知府的，有作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的。
例如浙江烏程大族嚴震直就以稅戶人才一直做到工部尚書，後來浦江有名的鄭義門的鄭沂競從老百姓任命為禮部尚書。
又以地主為糧長。
以為地方官都是外地人，不熟習本地情況，容易被黠胥宿豪蒙蔽，民受其害，不如用有聲望的地主來征收地方賦稅，負責運到京師，可以減少弊病。
洪武四年九月，命戶部計算土田租稅，以納糧一萬石為一區，選占有大量土地納糧最多的地主為糧長，負責督收和運交稅糧。
如浙江布政司有人口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六戶，每年納糧九十三萬三千二百六十八石，設糧長一百三十四人。
糧長下設知數（會計）一人，鬥級（管鬥斛秤量的）二十人，運糧夫千人。
并規定對糧長的優待辦法，凡糧長犯雜犯、死罪和徒流刑的可以納鈔贖罪。
三十年又命天下郡縣每區設正副糧長三名，編定次序，輪流應役，周而複始。
凡糧長按時運糧到京師的，元璋親自召見，談話合意的往往留下作官。
元璋把征糧和運糧的權力交給地主，以為這個辦法是“以良民治良民，必無侵漁之患”；免地方官“科擾之弊，于民甚便”。
他把地主也當作良民了。
但是事實恰好相反，不少地主在作了糧長以後，在原來對農民剝削的基礎上，更加上了皇朝賦予的權力，如虎添翼，肆行額外剝削，農民的痛苦也就更深更重了。
例如糧長邾阿乃起立名色，科擾民戶，收舡水腳米、斛面米、裝糧飯米、車腳錢、脫夫米、造冊錢、糧局知房錢、看米樣中米，等等，通共苛斂米三萬二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
正米止該一萬石，邾阿乃個人剝削部分竟達米二萬二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
農民交納不起，就強迫以房屋準折，揭屋瓦，變賣牲口，以及衣服、段匹、布帛、鍋竈、水車、農具，等等。
又如嘉定縣糧長金仲芳等三名，巧立名色征糧附加到十八種。
農民吃夠了苦頭，無處控訴。
朱元璋也發覺糧長之弊，用嚴刑制裁。
盡管殺了不少人，糧長依然作惡，農民也依然被額外剝削，改不好，也改不了。
他當然是尊重、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的。
但是，事情并不如他所想望的那樣。
大地主們也有兩面性，一面同樣尊重、維護他的統治，另一面，随着農業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大地主們家裡有人做官，倚仗政治力量，用隐瞞土地面積、蔭庇漏籍人口等等手段來和皇家統治集團争奪土地和人力，直接影響到皇朝的财政、稅收和人力使用。
“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指稅。
”“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基礎。
”由于觸犯他的利益的大地主們的強占、舞弊，皇朝的經濟基礎發生問題了，地主階級内部矛盾發展了，激化了，為了保障自己的經濟基礎，非對觸犯他的利益的大地主加以狠狠的打擊不可。
朱元璋從渡江以後，就釆取了許多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的措施。
例如龍鳳四年（公元1358）取金華，便選用金華七縣富民子弟充宿衛，名為禦中軍。
這件事一方面表示對地主階級的尊重和信任，另一面也是很重要的軍事措施，因為把地主們的子弟征調為禁衛軍人，随軍作戰，等于作質，就不必擔心這些地區地主的軍事反抗了。
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選取直隸應天諸府州縣富民子弟赴京補吏，凡一千四百六十人，也是同樣作用。
對地主本身，洪武三年作的調査，以田稅多寡比較，浙西的大地主數量最多，以蘇州一府為例，每年納糧一百石以上到四百石的四百九十戶；五百石到一千石的五十六戶；一千石到二千石的六戶；二千石到三千八百石的二戶，共五百五十四戶，每年納糧十五萬一百八十四石。
三十年又作了一次調查，除雲南、兩廣、四川以外，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隸應天十八府州，地主們田在七頃以上的共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戶。
編了花名冊，把名冊藏在内府印绶監，按名冊以次召來，量才選用。
應該看到，田在七頃以上，在長江以南的确是大地主了，但在長江以北，就不一定是大地主，而是中小地主了。
地主對封建統治集團和農民來說，也是有兩面性的。
一面是他們擁護當前的統治，依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業。
朱元璋說過：孟子曰：有恒産者有恒心。
今郡縣富民，多有素行端潔，通達時務者。
叫戶部保薦交租多的地主，任命為官員、糧長。
一面他又指出：“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淩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
”以此，他對地主的政策也是兩面性的，雙管齊下。
一是選用作官僚，加強自己的統治基礎；一是把他們遷到京師，繁榮首都，同時也削弱了地主在各地方的力量。
在科舉法未定以前，選用地主作官，叫作稅戶人才，有作知縣、知州、知府的，有作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的。
例如浙江烏程大族嚴震直就以稅戶人才一直做到工部尚書，後來浦江有名的鄭義門的鄭沂競從老百姓任命為禮部尚書。
又以地主為糧長。
以為地方官都是外地人，不熟習本地情況，容易被黠胥宿豪蒙蔽，民受其害，不如用有聲望的地主來征收地方賦稅，負責運到京師，可以減少弊病。
洪武四年九月，命戶部計算土田租稅，以納糧一萬石為一區，選占有大量土地納糧最多的地主為糧長，負責督收和運交稅糧。
如浙江布政司有人口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六戶，每年納糧九十三萬三千二百六十八石，設糧長一百三十四人。
糧長下設知數（會計）一人，鬥級（管鬥斛秤量的）二十人，運糧夫千人。
并規定對糧長的優待辦法，凡糧長犯雜犯、死罪和徒流刑的可以納鈔贖罪。
三十年又命天下郡縣每區設正副糧長三名，編定次序，輪流應役，周而複始。
凡糧長按時運糧到京師的，元璋親自召見，談話合意的往往留下作官。
元璋把征糧和運糧的權力交給地主，以為這個辦法是“以良民治良民，必無侵漁之患”；免地方官“科擾之弊，于民甚便”。
他把地主也當作良民了。
但是事實恰好相反，不少地主在作了糧長以後，在原來對農民剝削的基礎上，更加上了皇朝賦予的權力，如虎添翼，肆行額外剝削，農民的痛苦也就更深更重了。
例如糧長邾阿乃起立名色，科擾民戶，收舡水腳米、斛面米、裝糧飯米、車腳錢、脫夫米、造冊錢、糧局知房錢、看米樣中米，等等，通共苛斂米三萬二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
正米止該一萬石，邾阿乃個人剝削部分竟達米二萬二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
農民交納不起，就強迫以房屋準折，揭屋瓦，變賣牲口，以及衣服、段匹、布帛、鍋竈、水車、農具，等等。
又如嘉定縣糧長金仲芳等三名，巧立名色征糧附加到十八種。
農民吃夠了苦頭，無處控訴。
朱元璋也發覺糧長之弊，用嚴刑制裁。
盡管殺了不少人，糧長依然作惡，農民也依然被額外剝削，改不好，也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