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統治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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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明帝國和明教
吳元年（1367，元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朱元璋的北伐大軍已經平定山東。
南征軍已降方國珍，移軍福建，水陸兩路都勢如破竹。
一片捷報聲使應天的文武臣僚歡天喜地，估量軍力、人事，和元政府的無能腐敗，加上元朝将軍瘋狂的内戰，蕩平全國已經是算得出日子的事情了。
苦戰了十幾年，為的是什麼？無非是為作大官，拜大爵位，封妻蔭子，大莊園，好奴仆，數不盡的金銀錢鈔，用不完的錦绮綢羅，風風光光，體體面面，舒舒服服過日子。
如今，這個日子來了。
吳王要是升一級作皇帝，王府臣僚自然也進一等作帝國将相了。
朱元璋聽了朱升的話，“緩稱王”，好容易熬了這多年，才稱王，稱呼從主公改成殿下，如今眼見得一統在望，再也熬不住了，立刻要過皇帝瘾。
真是同心一意，在前方斫殺聲中，應天的君臣在商量化家為國的大典。
自然，主意雖然打定，自古以來作皇帝的一套形式，還是得照樣搬演一下。
照規矩，是臣下勸進三次，主公推讓三次，文章都是刻闆的爛調，于是，文班首長中書省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輿圖，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hellip&hellip既膺在躬之曆數，必當臨禦于宸居&hellip&hellip伏冀俯從衆請，早定尊稱”。
不用三推三讓，隻一勸便答應了。
十天後，朱元璋搬進新蓋的宮殿，把要作皇帝的意思，祭告于上帝皇祇說：“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
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争。
惟臣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諸雄，息民于田野。
今地周回二萬裡廣，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
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鐘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帝祇，惟簡在帝心。
如臣可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朗氣清。
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
” 即位禮儀也決定了，這一天先告祀天地，再即皇帝位于南郊，丞相率百官以下和都民耆老拜賀舞蹈，連呼萬歲三聲。
禮成，具皇帝鹵簿威儀導從，到太廟追尊四代祖父母父母都為皇帝皇後，再祭告社稷。
于是皇帝服衮冕，在奉天殿受百官賀。
天地社稷祖先百官和都民耆老都承認了，朱元璋成為合法的皇帝。
皇帝的正殿命名為奉天殿，皇帝诏書的開頭也規定為奉天承運。
原來元時皇帝白話诏書的開頭是“長生天氣力裡，大福蔭護助裡”，文言的譯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為這口氣不夠謙卑奉順，改作奉作承，為“奉天承運”，表示他的一切行動都是奉天而行的，他的皇朝是承方興之運的，誰能反抗天命？誰又敢于違逆興運？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和他的文武臣僚照規定的禮儀節目，逐一搬演完了，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
以應天為京師。
去年年底，接連下雨落雪，陰沉沉的天氣，到大年初一雪停了，第二天天氣更好，到行禮這一天，竟是大太陽，極好的天氣，元璋才放了心。
回宮時忽然想起陳友諒采石矶的故事，作皇帝這樣一樁大事，連日子也不挑一個，鬧得拖泥帶水，衣冠污損，不成體統，實在好笑，怪不得他沒有好下場。
接着又想起這日子是劉基揀的，真不錯，開頭就好，将來會更好，子子孫孫都會好，越想越喜歡，不由得在玉辂裡笑出聲來。
奉天殿受賀後，立妃馬氏為皇後，世子标為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進爵。
皇族不管死的活的，全都封王。
一霎時鬧鬧攘攘，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滿了蓬勃的氣象，新京師裡添了幾百千家新貴族，曆史上也出現了一個新朝代。
皇族和其他許多家族組織成功一個新統治集團，代表這集團執行統治的機構是朝廷，這朝廷是為朱家皇朝服務的，朱家皇朝的建立者朱元璋，給他的皇朝起的名号&mdash&mdash大明。
大明這一朝代名号的決定，事前曾經經過長期的考慮。
曆史上的朝代稱号，都有其特殊的意義。
大體上可以分作四類：第一類用初起時的地名，如秦如漢。
第二類用所封的爵邑，如隋如唐。
第三類用特殊的物産，如遼（镔鐵）如金。
第四類用文字的含義，如大真大元。
大明不是地名，也不是爵邑，更非物産，應該歸到第四類。
大明這一國号出于明教。
明教有明王出世的傳說，主要的經典有《大小明王出世經》。
經過了五百多年公開的秘密的傳播，明王出世成為民間所熟知所深信的預言。
這傳說又和佛教的彌勒降生說混淆了，彌勒佛和明王成為二位一體的人民救主。
韓山童自稱明王起事，敗死後，他的兒子韓林兒繼稱小明王，西系紅軍别支的明昇也稱小明王。
朱元璋原來是小明王的部将，害死小明王，繼之而起，國号也稱大明。
據說是劉基提出的主意。
朱元璋部下分紅軍和儒生兩個系統，這一國号的采用，使兩面人都感覺滿意。
就紅軍方面說，他們大多數都起自淮西，受了彭瑩玉的教化。
其餘的不是郭子興的部曲，就是小明王的餘黨，天完和漢的降将，總之，都是明教徒。
國号大明，第一表示新政權還是繼承小明王這一系統，所有明教徒都是一家人，應該團結在一起，共享富貴。
第二告訴人“明王”在此，不必癡心妄想，再搞這一套花樣了。
第三使人民安心，本本分分，來享受明王治下的和平合理生活。
就儒生方面說，他們固然和明教無淵源，和紅軍處于敵對地位，用盡心機，勸誘朱元璋背叛明教，遺棄紅軍，暗殺小明王，另建新朝代。
可是，對于這一國号，卻用儒家的看法去解釋，“明”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開來是日月，古禮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說法，千多年來“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無論是列作郊祭或特祭，都為曆代皇家所看重，儒生所樂于讨論的。
而且，新朝是起于南方的，和以前各朝從北方起事平定南方的恰好相反。
拿陰陽五行之說來推論，南方為火，為陽，神是祝融，顔色赤，北方是水，屬陰，神是玄冥，顔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北的蒙古大漢。
那麼，以火制水，以陽消陰，以明克暗，不是恰好？再則，曆史上的宮殿名稱有大明宮，大明殿，古神話裡，“朱明”一名詞把國姓和國号聯在一起，尤為巧合。
因此，儒生這一系統也贊成用這國号。
一些人是從明教教義，一些人是從儒家經說，都以為合式，對勁。
元朝末年二十年的混戰，宣傳标榜的是“明王出世”，是“彌勒降生”的預言。
朱元璋是深深明白這類預言，這類秘密組織的意義的。
他自己從這一套得到機會和成功，成為新興的統治者，要把這份産業永遠保持下去，傳之子孫，再也不願意，不許别的人也來耍這一套，危害治權。
而且，“大明”已經成為國号了，也應該保持它的尊嚴。
為了這，建國的第一年就用诏書禁止一切邪教，尤其是白蓮社、大明教和彌勒教。
接着把這禁令正式公布為法律，《大明律·禮律》禁止師巫邪術條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鸾禱聖，自号端公、太保，師婆，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隐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感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裡。
”句解：端公、太保，降神之男子；師婆，降神之婦人。
白蓮社如昔遠公修淨土之教，今奉彌勒佛十八龍天持齋念佛者。
朋尊教謂男子修行齋戒，奉牟尼光佛教法者。
白雲宗等會，蓋謂釋氏支流派分七十二家，白雲持一宗如黃梅曹溪之類也。
明尊教即明教，牟尼光佛即摩尼。
《昭代王章》條例：“左道惑衆之人，或燒香集徒，夜聚曉散，為從者及稱為善友，求讨布施，至十人以上，事發，屬軍衛者俱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發口外為民。
”善友也正是明教教友稱号的一種。
招判樞機定師巫邪術罪款說：“有等捏怪之徒，罔領明時之法，乃敢立白蓮社，自号端公，拭清風刀，人呼太保，嘗雲能用五雷，能集方神，得先天，知後世，凡所以煽惑人心者千形萬狀，小則入迷而忘親忘家，大即心惑而喪心喪志，甚至聚衆成黨，集黨成禍，不測之變，種種立見者，其害不可勝言也。
”何等可怕，不禁怎麼行？溫州、泉州的大明教，從南宋以來就根深蒂固流傳在民間，到明初還“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鹹歸之”。
因為名犯國号，教堂被毀，教産被沒收，教徒被适歸農。
甚至宋元以來的明州，也改名為甯波。
明教徒在嚴刑壓制之下，隻好再改換名稱，藏形匿影，暗地裡活動，成為民間的秘密組織了。
事實是，法律的條款和制裁，并不能也不可能消除人民對政治的失望。
朱元璋雖然建立了大明帝國，并沒有替人民解除了痛苦，改善了生活，二十年後，彌勒教仍然在農村裡傳播，尤其是江西。
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年底诰戒人民說：“元政不綱，天将更其運祚，而愚民好作亂者興焉。
初本數人，其餘愚者聞此風而思為之，合共謀倡亂。
是等之家，吾親目睹&hellip&hellip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系造言倡亂者緻幹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比其事成也，天不與首亂者，殃歸首亂，福在殿興。
今江西有等愚民，妻不谏夫，夫不戒前人所失，夫婦愚于家，反教子孫，一概念誦南無彌勒尊佛，以為六字，又欲造禍，以殃鄉裡&hellip&hellip今後良民凡有六字者即時燒毀，毋存毋奉，永保已安，良民戒之哉！”他特别指出凡是造言首事的都沒有好下場，“殃歸首亂”，隻有他自己是跟從的，所以“福在殿興”。
勸人民不要首事肇禍，脫離彌勒教，翻來覆去地說，甚至不惜拿自己作例證。
可以看出當時民間對現實政治的不滿意，和渴望光明的情形。
政府對明教的壓迫雖然十分嚴厲，小明王在西北的餘黨卻仍然很活躍。
從洪武初年到永樂七年（1409）四十多年間，王金剛奴自稱四天王，在沔縣西黑山天池平等處，以佛法惑衆，其黨田九成自稱後明皇帝，年号還是龍鳳，髙福興自稱彌勒佛，帝号和年号都直承小明王，根本不承認這個新興的朝代。
前後攻破屯褰，殺死官軍。
同時西系紅軍的根據地蕲州，永樂四年“妖僧守座聚男女成立白蓮社，毀形斷指，假神扇惑”被殺。
永樂七年在湘潭，十六年在保定新成縣，都曾爆發彌勒佛之亂。
以後一直下來，白蓮教、明教的教徒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傳播以至起義，可以說是史不絕書。
雖然都被優勢的武力所平定了，也可以看出這時代，人民對政府的看法和憤怒的程度。
二、農民被出賣了！ 經過二十幾年的實際教育，在流浪生活中，在軍營裡，在作戰時，在後方，随處學習，随時訓練自己，更事事聽人勸告，征求專家的意見，朱元璋在近代史上，不但是一個偉大的軍事統帥，也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他的政治才能，表現在他所奠定的帝國規模上。
在紅軍初起時，标榜複宋，韓林兒詐稱是宋徽宗的子孫，暫時的固然可以發生政治的刺激作用，可是這時去宋朝滅亡已經九十年了，宋朝的遺民故老死亡已盡，九十年後的人民對曆史上的皇帝，對一個被屈辱的家族，并不感覺到親切、懷念、依戀。
而且，韓家父子是著名的白蓮教世家，突然變成趙家子孫，誰都知道是冒牌，真的都不見得有人理會，何況是假貨？到朱元璋北伐時，嚴正的提出民族獨立自主的新号召，漢人應該由漢人自己治理，應該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保存原有的文化系統，這一嶄新的主張，博得全民族的熱烈擁護，瓦解了元朝治下漢官、漢兵的敵對心理。
在檄文中，更進一步提出，蒙古、色目人隻要參加這文化系統，就一體保護，認為皇朝的子民。
這一舉措，不但減低了敵人的抵抗掙紮行為，并且，也吸引過來一部分敵人，化敵為友。
到開國以後，這革命主張仍然被尊重為國策，對于參加華族文化集團的外族，毫不歧視。
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漢人同樣登用，在朝廷有做到尚書侍郎大官的，地方作知府、知縣，一樣臨民辦事。
在軍隊裡更多，甚至在親軍中也有蒙古軍隊和軍官。
這些人都由政府編置勘合（合同文書），給賜姓名，和漢人一無分别。
婚姻則制定法令，準許和漢人通婚，務要兩相情願，如漢人不願，許其同類自相嫁娶。
這樣，蒙古、色目人陶育融冶，幾代以後，都同化為中華民族的成員了。
内中有十幾家軍人世家，替明朝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
對于塞外的外族，則繼承元朝的撫育政策，告訴他們新朝仍和前朝一樣，盡保護提攜的責任，各安生理，不要害怕。
相反的，卻下诏書恢複人民的衣冠如唐朝的式樣，蒙古人留下的習俗，辮發椎髻胡服&mdash&mdash男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mdash&mdash胡語、胡姓一切禁止。
蒙古俗喪葬作樂娛屍，禮儀官品坐位都以右手為尊貴，也逐一改正。
複漢官之威儀，參酌古代禮經和事實需要，規定了各階層的生活、服用、房舍、輿從種種規範和标準，使人民有所遵守。
紅軍之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實現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平等。
在政治和民族方面說，大明帝國的建立已經完全達到目的，過去的被歧視情形，不再存在了。
可是，在經濟方面，雖然推翻了外族對漢族的剝削特權，但是，就中華民族本身而說，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特權，并沒有因為政權的改變而有所改變。
元末的農民，大部分參加紅軍，破壞舊秩序，舊的統治機構。
地主的利益恰好相反，他們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财産，就不能不維持舊秩序，就不能不擁護舊政權。
在戰争爆發之後，地主們用全力來組織私軍，稱為民軍或義軍，建立堡砦，抵抗農民的襲擊。
這一集團的組成分子，包括現任和退休的官吏、鄉紳、儒生和軍人，總之，都是豐衣足食，面團團的地主階層人物。
這些人受過教育，有智識，有組織能力，在地方有号召的威望。
雖然各地方的地主各自作戰，沒有統一的指揮和作戰計劃，戰鬥力量也有大小強弱之不同，卻不可否認是一個比元朝軍隊更為壯大，更為頑強的力量。
他們決不能和紅軍妥協，也不和打家劫舍的草寇，割據一隅的群雄合作。
可是，等到有一個新政權建立，而這一個新政權是有足夠的力量，保護地主利益，維持地方秩序的時候，他們也就毫不猶豫，擁戴這一屬于他們自己的新政權了。
同時，新朝廷的一批新興貴族、官僚，也因勞績獲得大量土地，成為新的地主（洪武四年十月的公侯佃戶統計，六國公二十八侯，凡佃戶三萬八千一百九十四戶）。
新政府對這兩種地主的利益，是不敢，也不能不特别尊重的。
這樣，農民的生活問題，農民的困苦，就被擱在一邊，無人理睬了。
朱元璋和他的大部分臣僚都是農民出身的。
過去都曾親身受過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但在革命的過程中，本身的武裝力量不夠強大，眼看着小明王是被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和孛羅帖木兒兩支地主軍打垮了的，為了要成事業，不能不低頭賠小心，争取地主們的人力财力的合作。
又恨又怕，在朱元璋的心坎裡，造成了微妙的矛盾的敵對的心理，産生了對舊地主的兩面政策。
正面是利用有學識、有社會聲望的地主，任命為各級官吏和民間征收租糧的政府代理人，建立他的官僚機構。
原來經過元末多年的内戰，學校停頓，人才缺乏，将軍們會打仗，可不會作辦文墨的事務官。
有些讀書人，怕朱元璋的殘暴、侮辱，百般逃避，抵死不肯作官，雖是立了“士人不為君用”就要殺頭的條款，還是逼不出夠用的人才。
沒奈何隻好揀一批合用的地主，叫作稅戶人才，用作地方縣令長、知州知府、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
另外，以為地主熟悉地方情形，收糧和運糧都比地方官經手方便省事，而且，可以省去一層中飽。
規定每一個收糧萬石的地方，派納糧最多的大地主四人作糧長，管理本區的租糧收運。
這樣，舊地主作官，作糧長，加上新貴族新官僚新地主，構成了新的統治集團。
反面則用殘酷的手段，消除不肯合作的舊地主，一種慣用的方法是強迫遷徙，使地主離開他的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師（南京）、山東、山西等處，釜底抽薪，根本削除了他們在地方的勢力。
其次是用苛刑誅滅，假借種種政治案件，株連牽及，一網打盡，滅門抄家，洪武朝的幾樁大案如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屠殺了幾萬家，不用說了。
甚至地方的一個皂隸的逃亡，就屠殺抄沒了幾百家，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公布這案子說：“民之頑者，莫甚于溧陽、廣德、建平、宜興、安吉、長興、歸安、徳清、崇徳、蔣士魯等三百七戶。
南征軍已降方國珍，移軍福建，水陸兩路都勢如破竹。
一片捷報聲使應天的文武臣僚歡天喜地，估量軍力、人事，和元政府的無能腐敗，加上元朝将軍瘋狂的内戰，蕩平全國已經是算得出日子的事情了。
苦戰了十幾年，為的是什麼？無非是為作大官，拜大爵位，封妻蔭子，大莊園，好奴仆，數不盡的金銀錢鈔，用不完的錦绮綢羅，風風光光，體體面面，舒舒服服過日子。
如今，這個日子來了。
吳王要是升一級作皇帝，王府臣僚自然也進一等作帝國将相了。
朱元璋聽了朱升的話，“緩稱王”，好容易熬了這多年，才稱王，稱呼從主公改成殿下，如今眼見得一統在望，再也熬不住了，立刻要過皇帝瘾。
真是同心一意，在前方斫殺聲中，應天的君臣在商量化家為國的大典。
自然，主意雖然打定，自古以來作皇帝的一套形式，還是得照樣搬演一下。
照規矩，是臣下勸進三次，主公推讓三次，文章都是刻闆的爛調，于是，文班首長中書省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輿圖，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hellip&hellip既膺在躬之曆數，必當臨禦于宸居&hellip&hellip伏冀俯從衆請，早定尊稱”。
不用三推三讓，隻一勸便答應了。
十天後，朱元璋搬進新蓋的宮殿，把要作皇帝的意思，祭告于上帝皇祇說：“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
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争。
惟臣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諸雄，息民于田野。
今地周回二萬裡廣，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
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鐘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帝祇，惟簡在帝心。
如臣可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朗氣清。
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
” 即位禮儀也決定了，這一天先告祀天地，再即皇帝位于南郊，丞相率百官以下和都民耆老拜賀舞蹈，連呼萬歲三聲。
禮成，具皇帝鹵簿威儀導從，到太廟追尊四代祖父母父母都為皇帝皇後，再祭告社稷。
于是皇帝服衮冕，在奉天殿受百官賀。
天地社稷祖先百官和都民耆老都承認了，朱元璋成為合法的皇帝。
皇帝的正殿命名為奉天殿，皇帝诏書的開頭也規定為奉天承運。
原來元時皇帝白話诏書的開頭是“長生天氣力裡，大福蔭護助裡”，文言的譯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為這口氣不夠謙卑奉順，改作奉作承，為“奉天承運”，表示他的一切行動都是奉天而行的，他的皇朝是承方興之運的，誰能反抗天命？誰又敢于違逆興運？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和他的文武臣僚照規定的禮儀節目，逐一搬演完了，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
以應天為京師。
去年年底，接連下雨落雪，陰沉沉的天氣，到大年初一雪停了，第二天天氣更好，到行禮這一天，竟是大太陽，極好的天氣，元璋才放了心。
回宮時忽然想起陳友諒采石矶的故事，作皇帝這樣一樁大事，連日子也不挑一個，鬧得拖泥帶水，衣冠污損，不成體統，實在好笑，怪不得他沒有好下場。
接着又想起這日子是劉基揀的，真不錯，開頭就好，将來會更好，子子孫孫都會好，越想越喜歡，不由得在玉辂裡笑出聲來。
奉天殿受賀後，立妃馬氏為皇後，世子标為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進爵。
皇族不管死的活的，全都封王。
一霎時鬧鬧攘攘，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滿了蓬勃的氣象，新京師裡添了幾百千家新貴族，曆史上也出現了一個新朝代。
皇族和其他許多家族組織成功一個新統治集團，代表這集團執行統治的機構是朝廷，這朝廷是為朱家皇朝服務的，朱家皇朝的建立者朱元璋，給他的皇朝起的名号&mdash&mdash大明。
大明這一朝代名号的決定，事前曾經經過長期的考慮。
曆史上的朝代稱号，都有其特殊的意義。
大體上可以分作四類：第一類用初起時的地名，如秦如漢。
第二類用所封的爵邑，如隋如唐。
第三類用特殊的物産，如遼（镔鐵）如金。
第四類用文字的含義，如大真大元。
大明不是地名，也不是爵邑，更非物産，應該歸到第四類。
大明這一國号出于明教。
明教有明王出世的傳說，主要的經典有《大小明王出世經》。
經過了五百多年公開的秘密的傳播，明王出世成為民間所熟知所深信的預言。
這傳說又和佛教的彌勒降生說混淆了，彌勒佛和明王成為二位一體的人民救主。
韓山童自稱明王起事，敗死後，他的兒子韓林兒繼稱小明王，西系紅軍别支的明昇也稱小明王。
朱元璋原來是小明王的部将，害死小明王，繼之而起，國号也稱大明。
據說是劉基提出的主意。
朱元璋部下分紅軍和儒生兩個系統，這一國号的采用，使兩面人都感覺滿意。
就紅軍方面說，他們大多數都起自淮西，受了彭瑩玉的教化。
其餘的不是郭子興的部曲，就是小明王的餘黨，天完和漢的降将，總之，都是明教徒。
國号大明，第一表示新政權還是繼承小明王這一系統，所有明教徒都是一家人，應該團結在一起，共享富貴。
第二告訴人“明王”在此，不必癡心妄想，再搞這一套花樣了。
第三使人民安心，本本分分，來享受明王治下的和平合理生活。
就儒生方面說，他們固然和明教無淵源，和紅軍處于敵對地位，用盡心機，勸誘朱元璋背叛明教，遺棄紅軍，暗殺小明王，另建新朝代。
可是，對于這一國号，卻用儒家的看法去解釋，“明”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開來是日月，古禮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說法，千多年來“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無論是列作郊祭或特祭，都為曆代皇家所看重，儒生所樂于讨論的。
而且，新朝是起于南方的，和以前各朝從北方起事平定南方的恰好相反。
拿陰陽五行之說來推論，南方為火，為陽，神是祝融，顔色赤，北方是水，屬陰，神是玄冥，顔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北的蒙古大漢。
那麼，以火制水，以陽消陰，以明克暗，不是恰好？再則，曆史上的宮殿名稱有大明宮，大明殿，古神話裡，“朱明”一名詞把國姓和國号聯在一起，尤為巧合。
因此，儒生這一系統也贊成用這國号。
一些人是從明教教義，一些人是從儒家經說，都以為合式，對勁。
元朝末年二十年的混戰，宣傳标榜的是“明王出世”，是“彌勒降生”的預言。
朱元璋是深深明白這類預言，這類秘密組織的意義的。
他自己從這一套得到機會和成功，成為新興的統治者，要把這份産業永遠保持下去，傳之子孫，再也不願意，不許别的人也來耍這一套，危害治權。
而且，“大明”已經成為國号了，也應該保持它的尊嚴。
為了這，建國的第一年就用诏書禁止一切邪教，尤其是白蓮社、大明教和彌勒教。
接着把這禁令正式公布為法律，《大明律·禮律》禁止師巫邪術條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鸾禱聖，自号端公、太保，師婆，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隐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感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裡。
”句解：端公、太保，降神之男子；師婆，降神之婦人。
白蓮社如昔遠公修淨土之教，今奉彌勒佛十八龍天持齋念佛者。
朋尊教謂男子修行齋戒，奉牟尼光佛教法者。
白雲宗等會，蓋謂釋氏支流派分七十二家，白雲持一宗如黃梅曹溪之類也。
明尊教即明教，牟尼光佛即摩尼。
《昭代王章》條例：“左道惑衆之人，或燒香集徒，夜聚曉散，為從者及稱為善友，求讨布施，至十人以上，事發，屬軍衛者俱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發口外為民。
”善友也正是明教教友稱号的一種。
招判樞機定師巫邪術罪款說：“有等捏怪之徒，罔領明時之法，乃敢立白蓮社，自号端公，拭清風刀，人呼太保，嘗雲能用五雷，能集方神，得先天，知後世，凡所以煽惑人心者千形萬狀，小則入迷而忘親忘家，大即心惑而喪心喪志，甚至聚衆成黨，集黨成禍，不測之變，種種立見者，其害不可勝言也。
”何等可怕，不禁怎麼行？溫州、泉州的大明教，從南宋以來就根深蒂固流傳在民間，到明初還“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鹹歸之”。
因為名犯國号，教堂被毀，教産被沒收，教徒被适歸農。
甚至宋元以來的明州，也改名為甯波。
明教徒在嚴刑壓制之下，隻好再改換名稱，藏形匿影，暗地裡活動，成為民間的秘密組織了。
事實是，法律的條款和制裁，并不能也不可能消除人民對政治的失望。
朱元璋雖然建立了大明帝國，并沒有替人民解除了痛苦，改善了生活，二十年後，彌勒教仍然在農村裡傳播，尤其是江西。
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年底诰戒人民說：“元政不綱，天将更其運祚，而愚民好作亂者興焉。
初本數人，其餘愚者聞此風而思為之，合共謀倡亂。
是等之家，吾親目睹&hellip&hellip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系造言倡亂者緻幹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比其事成也，天不與首亂者，殃歸首亂，福在殿興。
今江西有等愚民，妻不谏夫，夫不戒前人所失，夫婦愚于家，反教子孫，一概念誦南無彌勒尊佛，以為六字，又欲造禍，以殃鄉裡&hellip&hellip今後良民凡有六字者即時燒毀，毋存毋奉，永保已安，良民戒之哉！”他特别指出凡是造言首事的都沒有好下場，“殃歸首亂”，隻有他自己是跟從的，所以“福在殿興”。
勸人民不要首事肇禍，脫離彌勒教，翻來覆去地說，甚至不惜拿自己作例證。
可以看出當時民間對現實政治的不滿意，和渴望光明的情形。
政府對明教的壓迫雖然十分嚴厲，小明王在西北的餘黨卻仍然很活躍。
從洪武初年到永樂七年（1409）四十多年間，王金剛奴自稱四天王，在沔縣西黑山天池平等處，以佛法惑衆，其黨田九成自稱後明皇帝，年号還是龍鳳，髙福興自稱彌勒佛，帝号和年号都直承小明王，根本不承認這個新興的朝代。
前後攻破屯褰，殺死官軍。
同時西系紅軍的根據地蕲州，永樂四年“妖僧守座聚男女成立白蓮社，毀形斷指，假神扇惑”被殺。
永樂七年在湘潭，十六年在保定新成縣，都曾爆發彌勒佛之亂。
以後一直下來，白蓮教、明教的教徒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傳播以至起義，可以說是史不絕書。
雖然都被優勢的武力所平定了，也可以看出這時代，人民對政府的看法和憤怒的程度。
二、農民被出賣了！ 經過二十幾年的實際教育，在流浪生活中，在軍營裡，在作戰時，在後方，随處學習，随時訓練自己，更事事聽人勸告，征求專家的意見，朱元璋在近代史上，不但是一個偉大的軍事統帥，也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他的政治才能，表現在他所奠定的帝國規模上。
在紅軍初起時，标榜複宋，韓林兒詐稱是宋徽宗的子孫，暫時的固然可以發生政治的刺激作用，可是這時去宋朝滅亡已經九十年了，宋朝的遺民故老死亡已盡，九十年後的人民對曆史上的皇帝，對一個被屈辱的家族，并不感覺到親切、懷念、依戀。
而且，韓家父子是著名的白蓮教世家，突然變成趙家子孫，誰都知道是冒牌，真的都不見得有人理會，何況是假貨？到朱元璋北伐時，嚴正的提出民族獨立自主的新号召，漢人應該由漢人自己治理，應該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保存原有的文化系統，這一嶄新的主張，博得全民族的熱烈擁護，瓦解了元朝治下漢官、漢兵的敵對心理。
在檄文中，更進一步提出，蒙古、色目人隻要參加這文化系統，就一體保護，認為皇朝的子民。
這一舉措，不但減低了敵人的抵抗掙紮行為，并且，也吸引過來一部分敵人，化敵為友。
到開國以後，這革命主張仍然被尊重為國策，對于參加華族文化集團的外族，毫不歧視。
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漢人同樣登用，在朝廷有做到尚書侍郎大官的，地方作知府、知縣，一樣臨民辦事。
在軍隊裡更多，甚至在親軍中也有蒙古軍隊和軍官。
這些人都由政府編置勘合（合同文書），給賜姓名，和漢人一無分别。
婚姻則制定法令，準許和漢人通婚，務要兩相情願，如漢人不願，許其同類自相嫁娶。
這樣，蒙古、色目人陶育融冶，幾代以後，都同化為中華民族的成員了。
内中有十幾家軍人世家，替明朝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
對于塞外的外族，則繼承元朝的撫育政策，告訴他們新朝仍和前朝一樣，盡保護提攜的責任，各安生理，不要害怕。
相反的，卻下诏書恢複人民的衣冠如唐朝的式樣，蒙古人留下的習俗，辮發椎髻胡服&mdash&mdash男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mdash&mdash胡語、胡姓一切禁止。
蒙古俗喪葬作樂娛屍，禮儀官品坐位都以右手為尊貴，也逐一改正。
複漢官之威儀，參酌古代禮經和事實需要，規定了各階層的生活、服用、房舍、輿從種種規範和标準，使人民有所遵守。
紅軍之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實現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平等。
在政治和民族方面說，大明帝國的建立已經完全達到目的，過去的被歧視情形，不再存在了。
可是，在經濟方面，雖然推翻了外族對漢族的剝削特權，但是，就中華民族本身而說，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特權，并沒有因為政權的改變而有所改變。
元末的農民，大部分參加紅軍，破壞舊秩序，舊的統治機構。
地主的利益恰好相反，他們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财産，就不能不維持舊秩序，就不能不擁護舊政權。
在戰争爆發之後，地主們用全力來組織私軍，稱為民軍或義軍，建立堡砦，抵抗農民的襲擊。
這一集團的組成分子，包括現任和退休的官吏、鄉紳、儒生和軍人，總之，都是豐衣足食，面團團的地主階層人物。
這些人受過教育，有智識，有組織能力，在地方有号召的威望。
雖然各地方的地主各自作戰，沒有統一的指揮和作戰計劃，戰鬥力量也有大小強弱之不同，卻不可否認是一個比元朝軍隊更為壯大，更為頑強的力量。
他們決不能和紅軍妥協，也不和打家劫舍的草寇，割據一隅的群雄合作。
可是，等到有一個新政權建立，而這一個新政權是有足夠的力量，保護地主利益，維持地方秩序的時候，他們也就毫不猶豫，擁戴這一屬于他們自己的新政權了。
同時，新朝廷的一批新興貴族、官僚，也因勞績獲得大量土地，成為新的地主（洪武四年十月的公侯佃戶統計，六國公二十八侯，凡佃戶三萬八千一百九十四戶）。
新政府對這兩種地主的利益，是不敢，也不能不特别尊重的。
這樣，農民的生活問題，農民的困苦，就被擱在一邊，無人理睬了。
朱元璋和他的大部分臣僚都是農民出身的。
過去都曾親身受過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但在革命的過程中，本身的武裝力量不夠強大，眼看着小明王是被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和孛羅帖木兒兩支地主軍打垮了的，為了要成事業，不能不低頭賠小心，争取地主們的人力财力的合作。
又恨又怕，在朱元璋的心坎裡，造成了微妙的矛盾的敵對的心理，産生了對舊地主的兩面政策。
正面是利用有學識、有社會聲望的地主，任命為各級官吏和民間征收租糧的政府代理人，建立他的官僚機構。
原來經過元末多年的内戰，學校停頓，人才缺乏，将軍們會打仗，可不會作辦文墨的事務官。
有些讀書人，怕朱元璋的殘暴、侮辱，百般逃避，抵死不肯作官，雖是立了“士人不為君用”就要殺頭的條款，還是逼不出夠用的人才。
沒奈何隻好揀一批合用的地主，叫作稅戶人才，用作地方縣令長、知州知府、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
另外，以為地主熟悉地方情形，收糧和運糧都比地方官經手方便省事，而且，可以省去一層中飽。
規定每一個收糧萬石的地方，派納糧最多的大地主四人作糧長，管理本區的租糧收運。
這樣，舊地主作官，作糧長，加上新貴族新官僚新地主，構成了新的統治集團。
反面則用殘酷的手段，消除不肯合作的舊地主，一種慣用的方法是強迫遷徙，使地主離開他的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師（南京）、山東、山西等處，釜底抽薪，根本削除了他們在地方的勢力。
其次是用苛刑誅滅，假借種種政治案件，株連牽及，一網打盡，滅門抄家，洪武朝的幾樁大案如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屠殺了幾萬家，不用說了。
甚至地方的一個皂隸的逃亡，就屠殺抄沒了幾百家，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公布這案子說：“民之頑者，莫甚于溧陽、廣德、建平、宜興、安吉、長興、歸安、徳清、崇徳、蔣士魯等三百七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