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統治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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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如潘富系溧陽縣皂隸，教唆官長貪贓枉法，自己挾勢持權，科民荊杖。
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陽節次遞送至崇德豪民趙真勝奴家。
追者回奏，将豪民趙真勝奴并二百餘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
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十戶，盡行枭令，抄沒其家。
”豪民盡皆誅戮，抄沒的田産當然歸官，再由皇帝賞賜給新貴族新官僚，用屠殺的手段加速度改變土地的持有人，據可信的史料，三十多年中，浙東、浙西的故家巨室幾乎到了被肅清的地步。
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财力和人力的充分運用，朱元璋用二十年的功夫，大規模舉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査，六百年來若幹朝代若幹政治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算是劃時代地完成了。
丈量土地的目的，是因為過去六百年沒有實地調查，土地簿籍和實際情形完全不符合，而且連不符合的簿籍大部分都已喪失，半數以上的土地不在簿籍上，逃避政府租稅，半數的土地面積和負擔輕重不一樣，極不公平。
地主的負擔轉嫁給貧農，土地越多的交租越少，土地越少的交租越多，由之，富的愈富，窮的更窮。
經過實際丈量以後，使所有過去逃稅的土地都登記完糧。
全國土地，記載田畝面積方圓，編列字号，和田主姓名，制成文冊，名為魚鱗圖冊，政府據以定賦稅标準。
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國水田總數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夏秋二稅收麥四百七十餘萬石，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
和元代全國歲入糧數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八石比較，增加了一倍半。
人口普査的結果，編定了賦役黃冊，把戶口編成裡甲，以一百一十戶為一裡，推丁糧多的地主十戶作裡長，餘百戶為十甲，每甲十戶，設一甲首，每年以裡長一人甲首一人，管一裡一甲之事，先後次序還是根據丁糧多少，每甲輪值一年，十甲在十年内先後輪流為政府服義務勞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的休息。
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糧增減重新編定黃冊，使之合于實際。
洪武二十六年統計，全國有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六百八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比之元朝極盛時期，世祖時代的戶口，戶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戶增加了三百四十萬，口增加了七百萬。
表面上派大批官吏，核實全國田土，定其賦稅，詳細記載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的區别，凡置賣田土，必須到官府登記稅糧科則，免去貧民産去稅存的弊端。
十年一次的勞役，輪流休息，似乎是替一般窮人着想的。
其實，窮人是得不到好處的，因為執行丈量的是地主，征收租糧的還是地主，裡長甲首依然是地主，地主是決不會照顧小自耕農和佃農的利益的。
其次，愈是大地主，愈有機會讓子弟受到教育，通過科舉成為官僚紳士，官僚紳士享有非法的逃避租稅，合法的免役之權。
前一例子，朱元璋說得很明白：“民間灑派包荒詭寄移丘換段，這等俱是奸頑豪富之家，将次沒福受用财富田産，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
境内本無積年荒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污吏，及造冊書算人等，當科糧之際，作包荒名色，征納小戶。
書算手受财，将田灑派，移丘換段，作詭寄名色，以此靠損小民。
”後一例子，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告訴中書省官員：“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
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複役其家，則君人野人無所分别，非勸士待賢之道。
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
”不但見任官，鄉紳也享受這特權，洪武十二年又著令：“自今内外官緻仕還鄉者，複其家終身無所與。
”連在學的學生，生員之家，除本身外，戶内也優免二丁差役。
這樣，見任官、鄉紳、生員都逃避租稅，豁免差役，完糧當差的義務，便完全落在自耕農和貧農的身上了，他們不但出自己的一份，連官僚紳士地主的一份，也得一并承當下來。
統治集團所享受的特權，造成了更激烈的加速度的兼并，土地愈集中，人民的負擔愈重，生活愈困苦。
這負擔據朱元璋說是“分”，即應盡的義務，洪武十五年他叫戶部出榜曉谕兩浙江西之民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忠孝仁義之民。
”不然呢？“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應該像“中原之民，惟知應役輸稅，無負官府”。
隻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 裡甲的組織，除了精密動員人力以外，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布置全國性的特務網，嚴密監視并逮捕危害統治的人物。
朱元璋發展了古代的傳、過所、公憑這一套制度，制定了路引（通行證或身份證）。
法律規定：“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裡即驗文引。
如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
天下要沖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诘往來奸細及販賣私鹽犯人逃囚，無引面生可疑之人。
”處刑的辦法：“凡無文引私度關津者杖八十；若關不由門，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絞。
”軍民的分别：“若軍民出百裡之外不給引者，軍以逃軍論，民以私度關津論。
”這制度把人民的行動範圍，用無形的銅牆鐵壁嚴密圈禁。
路引是要向地方官請領的，請不到的，便被禁锢在生長的土地上，行動不能出百裡之外。
要鉗制監視全國人民，光靠巡檢司是不夠的，裡甲于是被賦予了輔助巡檢司的任務。
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知丁是監視的意思：“诰出，凡民鄰裡互相知丁，互知務業，俱在裡甲，縣府州務必周知，市村絕不許有逸夫。
若或異四業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
凡有夫丁，除公占外，餘皆四業，必然有效。
一，知丁之法，某民丁幾，受農業者幾，受士業者幾，受工業者幾，受商業者幾。
且欲士者志于士，進學之時，師友某代，習有所在，非社學則入縣學，非縣必州府之學，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
已成之士為未成士之師，鄰裡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幾岀入可驗，無異為也。
一，農業者不出一裡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
一，專工之業，遠行則引明所在，用工州裡，往必知方，巨細作為，鄰裡采知，巨者歸遲，細者歸疾，出入不難見也。
一，商本有巨微，貨有重輕，所趨遠近水陸，明于引間，歸期艱限其業，鄰裡務必周知，若或經年無信，二載不歸，鄰裡當覺（報告）之詢故。
本戶若或托商在外非為，鄰裡勿幹。
”逸夫指的是無業的危險分子，如不執行這命令：“一裡之間，百戶之内，仍有逸夫，裡甲坐視，鄰裡親戚不拿，其逸夫或于公門中，或在市闾裡，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夫處死，裡甲四鄰化外之遷，的不虛示。
”又說：“此诰一出，自京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務必從容驗丁。
市井人民，舍客之際，辨人生理，驗人引目，生理是其本業，引目相符而無異，猶恐托業為名，暗有他為。
雖然業與引合，又識重輕巨微貴賤，倘有輕重不論，所赍微細，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
”異為，非為，他為，他故，都是法律術語，即不軌、不法的意思。
前一手令是裡甲鄰裡的連坐法，後一手令是旅館檢查規程，再三叮咛訓示，把裡甲和路引制度關聯成為一體，不但圈禁人民在百裡内，而且用法律、用手令，強迫每一個人都成為政府的代表，執行調查、監視、告密、訪問、逮捕的使命。
三、新官僚養成所 專制獨裁的君主，用以維持和鞏固皇權的兩套法寶，一是軍隊，二是官僚機構，用武力鎮壓，用公文統治，皇權假如是車子，軍隊和官僚便是兩個車輪，缺一不可。
朱元璋從親兵爬到宋朝的丞相、國公，作吳王，一直作到皇帝，本來是靠武力起的家，有的是軍隊，再加上劉基的組織方案&mdash&mdash軍衛法，一個輪子有了（詳後）。
另一個輪子可有點麻煩，從朝廷到地方，從部、院、省、寺、府、監到州、縣，各級官僚要十幾萬人，白手成家的朱元璋，從哪兒去找這麼些聽話的忠心的能幹的文人？ 用元朝的舊官僚吧？經過二十年戰争的淘汰，生存的為數已不甚多，會辦事有才力的一批，早已來投效了。
不肯來的，放下臉色一吓唬，說是：“您不來，敢情在打别的主意？”也不敢不來。
剩下的不是貪官污吏，便已老朽昏庸，不是眷懷勝國的恩寵，北遷沙漠，便是厭惡新朝的暴發戶派頭，恐懼新朝的屠殺侮辱，遁迹江湖，埋名市井。
盡管新朝用盡了心機，軟說硬拉，要湊齊這個大班子，人數還差得太遠。
第二想到的是元朝的吏，元朝是以吏治國的。
從元世祖以後，甚至執政大臣也用吏來充當，造成風氣。
朱元璋深知法令愈繁冗，條格愈詳備，一般人不會辦，甚至不能懂，吏就愈方便舞文弄弊，鬧成吏治代替了官治，代替了君治，這是萬萬要不得的。
第三隻好起用沒有作過官的讀書人了。
讀書人當然想作官，可是也有顧忌，顧忌的是失身份：“海岱初雲擾，荊蠻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仆盡同升。
”和奴仆同升也許還不太要緊，要緊的是這個政權還不太鞏固，對内未統一，對外，北邊蒙古還保有強大力量。
顧忌的是這個政權是淮幫，大官位都給淮人占完了，“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更顧忌的是恐怖的屠殺淩辱，作官一有差跌，不是枭示種誅，便是戴斬罪鐐足辦事，“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
不是不得已，又誰敢作官？ 第四是任用地主作官，稱為薦舉。
有富戶、耆民、孝弟力田、稅戶人才（納糧最多的大地主）等名目。
有一出來便作朝廷和地方的大官的，最多的一次到過三千七百多人。
可是，還不夠用，而且，這些地主官僚的作風，也不完全适合新朝統治的需要。
舊的人才不夠用，隻好想法培養新的了。
朱元璋決心用自己的方法，新造一個輪子&mdash&mdash國子監，來訓練大量的新官僚。
國子監的教職員，從祭酒（校長）、司業、博士、助教、學正到監丞，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于吏部，國子監官到監是上任作官，學校是學校官的衙門。
政治和教育一體，官僚和師儒一體。
祭酒雖然是衙門首長，“嚴立規矩，表率屬官”，但是，并無聘任教員之權，因為一切教職員都是部派的。
監丞品位雖低，卻參領監事，凡教官怠于師訓，生員有戾規矩，課業不精，并從糾舉。
不但管學生規矩課業，還兼管教員教課成績。
辦公處叫繩愆廳，特備有行撲紅凳二條，撥有直廳皂隸二名，“撲作教刑”，刑具是竹蔑，皂隸是行刑人，紅凳是讓學生伏着挨打的。
照規定，監丞立集愆冊一本，各堂生員敢有不遵學規，即便究治。
初犯記錄（記過），再犯決竹蔑五下，三犯決竹蔑十下，四犯發遣安置（開除，充軍，罰充吏役）。
監丞對學生，不但有處罰權，而且有執行刑訊之權，學校、法庭、刑場合而為一。
當然，判決和執行都是片面的，學生絕對沒有辯解申說和要求上訴的權利。
膳夫由朝廷撥死囚充役，如三遍不聽使令，即處斬刑，學校又變作死囚的苦工場了。
學校的教職員全是官，學生呢？來源有兩類，一類是官生，一類是民生。
官生又分兩等，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外夷子弟（包括日本、琉球、暹羅和西南土司子弟）。
官生是由皇帝指派分發的，民生是由各地地方官保送府、州、縣學的生員。
原來立學的目的，是為了訓練官生如何去執行統治，名額是一百名，民生隻占五十名。
可是後來官生入學的日少，民生依法保送的日多，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在學人數為例，總數八千一百二十四名，裡面官生隻有四名，國子監已經失去原來的用意，成為廣泛訓練民生作官的機構了。
功課内容分《禦制大诰》、《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
最重要的是《大诰》。
《大诰》是朱元璋自己寫的，有《續編》、《三編》、《大诰武臣》，一共四冊。
主要的内容是列舉所殺官民罪狀，使官民知所警戒，和教人民守本分，納田租，出夫役，老老實實替朝廷當差的訓話。
洪武十九年以《大诰》頒賜監生，二十四年令“今後科舉歲貢生員，俱以《大诰》出題試之”。
禮部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以違制論。
違制是違抗聖旨的法律術語，這罪名是非同小可的。
至于《大明律令》，因為學生的岀路是作官，當然是必讀書。
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都在裡面，孔子的思想是沒有問題的，尊王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大套，最合帝王的脾胃，所以朱元璋面谕國子博士：“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
”可是，《孟子》就不同了，洪武三年，他開始讀這本書，讀到好些對君上不客氣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國子監撤去孔廟中的孟子牌位，把孟子逐出孔廟。
後來雖然迫于輿論，恢複孟子配享，對于這部書還是認為有反動毒素，得經過嚴密檢査。
洪武二十七年（1394）特别敕命組織一個《孟子》審査委員會，執行檢删職務的，是當時的老儒劉三吾，把《盡心篇》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一章，“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和《離婁篇》“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萬章篇》“天與賢則與賢”一章，“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有大過則谏，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以及類似的“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一共八十五條，以為這些話，不合“名教”，太刺激了，全給删節掉了。
隻剩下一百七十幾條，刻闆頒行全國學校。
這部經過淩遲碎割的書，叫做《孟子節文》。
所删掉的一部分，“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
至于《說苑》，是因為“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于方冊之間，深有勸戒”。
是作為修身或公民課本被指定的。
此外，也消極地指定一些不許誦讀的書，例如“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術，宜戒勿讀”。
由此可見學校功課的項目，内容的去取，必讀書和禁讀書，學校教官是無權說話的，一切都由皇帝禦定。
有時高興，他還出題目“聖制策問”來考問學生呢！ 學生日課，規定每日寫字一幅，每三日背《大诰》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每月作文六篇，違者都是痛決（打）。
低年級生隻通四書的，入正義、崇志、廣業三堂，中等文理條暢的升入修道、誠心二堂，在學滿七百天，經史兼通的入率性堂。
率性堂生一年内考試滿八分的與出身（作官）。
監生的制服叫裥衫，也是禦定的。
膳食全公費，校會馔。
有家眷的特許帶家眷入學，每月支食糧六鬥。
監生和教員請假或回家，都要經皇帝特許。
管制學校的監規，是欽定的，極為嚴厲。
前後增訂一共有五十六款，學生對課業有疑問，必需跪聽，絕對禁止對人對事的批評，和團結組織，甚至班與班之間也禁止來往，以及不許議論飲食美惡，不許穿常人衣服。
有事先于本堂教官處通知，毋得徑行煩紊。
凡遇出入，務要有出恭入敬牌，和無病稱病，出外遊蕩，會食喧嘩，點閘（名）不到，号房（宿舍）私借他人住坐，酣歌夜飲等等二十七款，下文都是違者痛決。
最最嚴重的一款是“敢有毀辱師長，及主事告讦者，即系幹名犯義，有傷風化，定将犯人杖一百，發雲南地面充軍”。
朱元璋寄托培養官僚的全部責任于國子監，這一條的法意就是授權監官，用刑法清除所有不服從和敢于抗議的監生。
毀辱師長的含義是非常廣泛的，無論是語言、文字、行動、思想上的不同意，以至批評，都可任意解釋。
至于生事告讦，更可随便應用，凡是不遵從監規的，不滿意現狀的，要求對教學及生活有所改進的，都可以援用這條款片面判決之，執行之。
國子監第一任祭酒宋讷是這條監規的起草人，極意嚴酷，在他的任内，監生走投無路，經常有人被強制餓死，被迫缢死，祭酒連屍首也不肯放過，一定要當面驗明，才許收殓。
後來他的兒子宋複祖當司業，也學父親的辦法，“誡諸生守讷學規，違者罪至死”。
學錄金文征反對宋讷的過分殘暴，想法子救學生，向皇帝控訴說：“祭酒辦學太嚴，監生餓死了不少人。
”朱元璋不理會，說是祭酒隻管大綱，監生餓死，罪坐親教之間，文征又設法和同鄉吏部尚書餘商量，由吏部出文書令宋讷以年老退休，這年宋讷七十五歲，照規定是該告老的，不料宋讷在辭别皇帝時，說出并非真心要辭官，朱元璋大怒，追問緣由，
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陽節次遞送至崇德豪民趙真勝奴家。
追者回奏，将豪民趙真勝奴并二百餘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
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十戶，盡行枭令，抄沒其家。
”豪民盡皆誅戮，抄沒的田産當然歸官，再由皇帝賞賜給新貴族新官僚，用屠殺的手段加速度改變土地的持有人，據可信的史料，三十多年中，浙東、浙西的故家巨室幾乎到了被肅清的地步。
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财力和人力的充分運用，朱元璋用二十年的功夫，大規模舉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査，六百年來若幹朝代若幹政治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算是劃時代地完成了。
丈量土地的目的，是因為過去六百年沒有實地調查，土地簿籍和實際情形完全不符合，而且連不符合的簿籍大部分都已喪失，半數以上的土地不在簿籍上，逃避政府租稅，半數的土地面積和負擔輕重不一樣，極不公平。
地主的負擔轉嫁給貧農，土地越多的交租越少，土地越少的交租越多，由之，富的愈富，窮的更窮。
經過實際丈量以後，使所有過去逃稅的土地都登記完糧。
全國土地，記載田畝面積方圓，編列字号，和田主姓名，制成文冊，名為魚鱗圖冊，政府據以定賦稅标準。
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國水田總數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夏秋二稅收麥四百七十餘萬石，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
和元代全國歲入糧數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八石比較，增加了一倍半。
人口普査的結果，編定了賦役黃冊，把戶口編成裡甲，以一百一十戶為一裡，推丁糧多的地主十戶作裡長，餘百戶為十甲，每甲十戶，設一甲首，每年以裡長一人甲首一人，管一裡一甲之事，先後次序還是根據丁糧多少，每甲輪值一年，十甲在十年内先後輪流為政府服義務勞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的休息。
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糧增減重新編定黃冊，使之合于實際。
洪武二十六年統計，全國有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六百八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比之元朝極盛時期，世祖時代的戶口，戶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戶增加了三百四十萬，口增加了七百萬。
表面上派大批官吏，核實全國田土，定其賦稅，詳細記載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的區别，凡置賣田土，必須到官府登記稅糧科則，免去貧民産去稅存的弊端。
十年一次的勞役，輪流休息，似乎是替一般窮人着想的。
其實，窮人是得不到好處的，因為執行丈量的是地主，征收租糧的還是地主，裡長甲首依然是地主，地主是決不會照顧小自耕農和佃農的利益的。
其次，愈是大地主，愈有機會讓子弟受到教育，通過科舉成為官僚紳士，官僚紳士享有非法的逃避租稅，合法的免役之權。
前一例子，朱元璋說得很明白：“民間灑派包荒詭寄移丘換段，這等俱是奸頑豪富之家，将次沒福受用财富田産，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
境内本無積年荒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污吏，及造冊書算人等，當科糧之際，作包荒名色，征納小戶。
書算手受财，将田灑派，移丘換段，作詭寄名色，以此靠損小民。
”後一例子，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告訴中書省官員：“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
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複役其家，則君人野人無所分别，非勸士待賢之道。
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
”不但見任官，鄉紳也享受這特權，洪武十二年又著令：“自今内外官緻仕還鄉者，複其家終身無所與。
”連在學的學生，生員之家，除本身外，戶内也優免二丁差役。
這樣，見任官、鄉紳、生員都逃避租稅，豁免差役，完糧當差的義務，便完全落在自耕農和貧農的身上了，他們不但出自己的一份，連官僚紳士地主的一份，也得一并承當下來。
統治集團所享受的特權，造成了更激烈的加速度的兼并，土地愈集中，人民的負擔愈重，生活愈困苦。
這負擔據朱元璋說是“分”，即應盡的義務，洪武十五年他叫戶部出榜曉谕兩浙江西之民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忠孝仁義之民。
”不然呢？“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應該像“中原之民，惟知應役輸稅，無負官府”。
隻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 裡甲的組織，除了精密動員人力以外，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布置全國性的特務網，嚴密監視并逮捕危害統治的人物。
朱元璋發展了古代的傳、過所、公憑這一套制度，制定了路引（通行證或身份證）。
法律規定：“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裡即驗文引。
如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
天下要沖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诘往來奸細及販賣私鹽犯人逃囚，無引面生可疑之人。
”處刑的辦法：“凡無文引私度關津者杖八十；若關不由門，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絞。
”軍民的分别：“若軍民出百裡之外不給引者，軍以逃軍論，民以私度關津論。
”這制度把人民的行動範圍，用無形的銅牆鐵壁嚴密圈禁。
路引是要向地方官請領的，請不到的，便被禁锢在生長的土地上，行動不能出百裡之外。
要鉗制監視全國人民，光靠巡檢司是不夠的，裡甲于是被賦予了輔助巡檢司的任務。
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知丁是監視的意思：“诰出，凡民鄰裡互相知丁，互知務業，俱在裡甲，縣府州務必周知，市村絕不許有逸夫。
若或異四業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
凡有夫丁，除公占外，餘皆四業，必然有效。
一，知丁之法，某民丁幾，受農業者幾，受士業者幾，受工業者幾，受商業者幾。
且欲士者志于士，進學之時，師友某代，習有所在，非社學則入縣學，非縣必州府之學，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
已成之士為未成士之師，鄰裡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幾岀入可驗，無異為也。
一，農業者不出一裡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
一，專工之業，遠行則引明所在，用工州裡，往必知方，巨細作為，鄰裡采知，巨者歸遲，細者歸疾，出入不難見也。
一，商本有巨微，貨有重輕，所趨遠近水陸，明于引間，歸期艱限其業，鄰裡務必周知，若或經年無信，二載不歸，鄰裡當覺（報告）之詢故。
本戶若或托商在外非為，鄰裡勿幹。
”逸夫指的是無業的危險分子，如不執行這命令：“一裡之間，百戶之内，仍有逸夫，裡甲坐視，鄰裡親戚不拿，其逸夫或于公門中，或在市闾裡，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夫處死，裡甲四鄰化外之遷，的不虛示。
”又說：“此诰一出，自京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務必從容驗丁。
市井人民，舍客之際，辨人生理，驗人引目，生理是其本業，引目相符而無異，猶恐托業為名，暗有他為。
雖然業與引合，又識重輕巨微貴賤，倘有輕重不論，所赍微細，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
”異為，非為，他為，他故，都是法律術語，即不軌、不法的意思。
前一手令是裡甲鄰裡的連坐法，後一手令是旅館檢查規程，再三叮咛訓示，把裡甲和路引制度關聯成為一體，不但圈禁人民在百裡内，而且用法律、用手令，強迫每一個人都成為政府的代表，執行調查、監視、告密、訪問、逮捕的使命。
三、新官僚養成所 專制獨裁的君主，用以維持和鞏固皇權的兩套法寶，一是軍隊，二是官僚機構，用武力鎮壓，用公文統治，皇權假如是車子，軍隊和官僚便是兩個車輪，缺一不可。
朱元璋從親兵爬到宋朝的丞相、國公，作吳王，一直作到皇帝，本來是靠武力起的家，有的是軍隊，再加上劉基的組織方案&mdash&mdash軍衛法，一個輪子有了（詳後）。
另一個輪子可有點麻煩，從朝廷到地方，從部、院、省、寺、府、監到州、縣，各級官僚要十幾萬人，白手成家的朱元璋，從哪兒去找這麼些聽話的忠心的能幹的文人？ 用元朝的舊官僚吧？經過二十年戰争的淘汰，生存的為數已不甚多，會辦事有才力的一批，早已來投效了。
不肯來的，放下臉色一吓唬，說是：“您不來，敢情在打别的主意？”也不敢不來。
剩下的不是貪官污吏，便已老朽昏庸，不是眷懷勝國的恩寵，北遷沙漠，便是厭惡新朝的暴發戶派頭，恐懼新朝的屠殺侮辱，遁迹江湖，埋名市井。
盡管新朝用盡了心機，軟說硬拉，要湊齊這個大班子，人數還差得太遠。
第二想到的是元朝的吏，元朝是以吏治國的。
從元世祖以後，甚至執政大臣也用吏來充當，造成風氣。
朱元璋深知法令愈繁冗，條格愈詳備，一般人不會辦，甚至不能懂，吏就愈方便舞文弄弊，鬧成吏治代替了官治，代替了君治，這是萬萬要不得的。
第三隻好起用沒有作過官的讀書人了。
讀書人當然想作官，可是也有顧忌，顧忌的是失身份：“海岱初雲擾，荊蠻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仆盡同升。
”和奴仆同升也許還不太要緊，要緊的是這個政權還不太鞏固，對内未統一，對外，北邊蒙古還保有強大力量。
顧忌的是這個政權是淮幫，大官位都給淮人占完了，“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更顧忌的是恐怖的屠殺淩辱，作官一有差跌，不是枭示種誅，便是戴斬罪鐐足辦事，“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
不是不得已，又誰敢作官？ 第四是任用地主作官，稱為薦舉。
有富戶、耆民、孝弟力田、稅戶人才（納糧最多的大地主）等名目。
有一出來便作朝廷和地方的大官的，最多的一次到過三千七百多人。
可是，還不夠用，而且，這些地主官僚的作風，也不完全适合新朝統治的需要。
舊的人才不夠用，隻好想法培養新的了。
朱元璋決心用自己的方法，新造一個輪子&mdash&mdash國子監，來訓練大量的新官僚。
國子監的教職員，從祭酒（校長）、司業、博士、助教、學正到監丞，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于吏部，國子監官到監是上任作官，學校是學校官的衙門。
政治和教育一體，官僚和師儒一體。
祭酒雖然是衙門首長，“嚴立規矩，表率屬官”，但是，并無聘任教員之權，因為一切教職員都是部派的。
監丞品位雖低，卻參領監事，凡教官怠于師訓，生員有戾規矩，課業不精，并從糾舉。
不但管學生規矩課業，還兼管教員教課成績。
辦公處叫繩愆廳，特備有行撲紅凳二條，撥有直廳皂隸二名，“撲作教刑”，刑具是竹蔑，皂隸是行刑人，紅凳是讓學生伏着挨打的。
照規定，監丞立集愆冊一本，各堂生員敢有不遵學規，即便究治。
初犯記錄（記過），再犯決竹蔑五下，三犯決竹蔑十下，四犯發遣安置（開除，充軍，罰充吏役）。
監丞對學生，不但有處罰權，而且有執行刑訊之權，學校、法庭、刑場合而為一。
當然，判決和執行都是片面的，學生絕對沒有辯解申說和要求上訴的權利。
膳夫由朝廷撥死囚充役，如三遍不聽使令，即處斬刑，學校又變作死囚的苦工場了。
學校的教職員全是官，學生呢？來源有兩類，一類是官生，一類是民生。
官生又分兩等，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外夷子弟（包括日本、琉球、暹羅和西南土司子弟）。
官生是由皇帝指派分發的，民生是由各地地方官保送府、州、縣學的生員。
原來立學的目的，是為了訓練官生如何去執行統治，名額是一百名，民生隻占五十名。
可是後來官生入學的日少，民生依法保送的日多，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在學人數為例，總數八千一百二十四名，裡面官生隻有四名，國子監已經失去原來的用意，成為廣泛訓練民生作官的機構了。
功課内容分《禦制大诰》、《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
最重要的是《大诰》。
《大诰》是朱元璋自己寫的，有《續編》、《三編》、《大诰武臣》，一共四冊。
主要的内容是列舉所殺官民罪狀，使官民知所警戒，和教人民守本分，納田租，出夫役，老老實實替朝廷當差的訓話。
洪武十九年以《大诰》頒賜監生，二十四年令“今後科舉歲貢生員，俱以《大诰》出題試之”。
禮部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以違制論。
違制是違抗聖旨的法律術語，這罪名是非同小可的。
至于《大明律令》，因為學生的岀路是作官，當然是必讀書。
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都在裡面，孔子的思想是沒有問題的，尊王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大套，最合帝王的脾胃，所以朱元璋面谕國子博士：“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
”可是，《孟子》就不同了，洪武三年，他開始讀這本書，讀到好些對君上不客氣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國子監撤去孔廟中的孟子牌位，把孟子逐出孔廟。
後來雖然迫于輿論，恢複孟子配享，對于這部書還是認為有反動毒素，得經過嚴密檢査。
洪武二十七年（1394）特别敕命組織一個《孟子》審査委員會，執行檢删職務的，是當時的老儒劉三吾，把《盡心篇》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一章，“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和《離婁篇》“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萬章篇》“天與賢則與賢”一章，“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有大過則谏，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以及類似的“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一共八十五條，以為這些話，不合“名教”，太刺激了，全給删節掉了。
隻剩下一百七十幾條，刻闆頒行全國學校。
這部經過淩遲碎割的書，叫做《孟子節文》。
所删掉的一部分，“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
至于《說苑》，是因為“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于方冊之間，深有勸戒”。
是作為修身或公民課本被指定的。
此外，也消極地指定一些不許誦讀的書，例如“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術，宜戒勿讀”。
由此可見學校功課的項目，内容的去取，必讀書和禁讀書，學校教官是無權說話的，一切都由皇帝禦定。
有時高興，他還出題目“聖制策問”來考問學生呢！ 學生日課，規定每日寫字一幅，每三日背《大诰》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每月作文六篇，違者都是痛決（打）。
低年級生隻通四書的，入正義、崇志、廣業三堂，中等文理條暢的升入修道、誠心二堂，在學滿七百天，經史兼通的入率性堂。
率性堂生一年内考試滿八分的與出身（作官）。
監生的制服叫裥衫，也是禦定的。
膳食全公費，校會馔。
有家眷的特許帶家眷入學，每月支食糧六鬥。
監生和教員請假或回家，都要經皇帝特許。
管制學校的監規，是欽定的，極為嚴厲。
前後增訂一共有五十六款，學生對課業有疑問，必需跪聽，絕對禁止對人對事的批評，和團結組織，甚至班與班之間也禁止來往，以及不許議論飲食美惡，不許穿常人衣服。
有事先于本堂教官處通知，毋得徑行煩紊。
凡遇出入，務要有出恭入敬牌，和無病稱病，出外遊蕩，會食喧嘩，點閘（名）不到，号房（宿舍）私借他人住坐，酣歌夜飲等等二十七款，下文都是違者痛決。
最最嚴重的一款是“敢有毀辱師長，及主事告讦者，即系幹名犯義，有傷風化，定将犯人杖一百，發雲南地面充軍”。
朱元璋寄托培養官僚的全部責任于國子監，這一條的法意就是授權監官，用刑法清除所有不服從和敢于抗議的監生。
毀辱師長的含義是非常廣泛的，無論是語言、文字、行動、思想上的不同意，以至批評，都可任意解釋。
至于生事告讦，更可随便應用，凡是不遵從監規的，不滿意現狀的，要求對教學及生活有所改進的，都可以援用這條款片面判決之，執行之。
國子監第一任祭酒宋讷是這條監規的起草人，極意嚴酷，在他的任内，監生走投無路，經常有人被強制餓死，被迫缢死，祭酒連屍首也不肯放過，一定要當面驗明，才許收殓。
後來他的兒子宋複祖當司業，也學父親的辦法，“誡諸生守讷學規，違者罪至死”。
學錄金文征反對宋讷的過分殘暴，想法子救學生，向皇帝控訴說：“祭酒辦學太嚴，監生餓死了不少人。
”朱元璋不理會，說是祭酒隻管大綱，監生餓死，罪坐親教之間，文征又設法和同鄉吏部尚書餘商量，由吏部出文書令宋讷以年老退休，這年宋讷七十五歲，照規定是該告老的，不料宋讷在辭别皇帝時，說出并非真心要辭官，朱元璋大怒，追問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