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統一帝國的再建和經濟基礎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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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守勢的防禦工作。
又建議須向突厥内部“加以反間”，“遠交近攻，離強合弱”，使突厥部族首領互相猜防，“首尾猜嫌，腹心離阻”，藉以分化并削弱突厥的力量。
依據長孫晟的估計，這樣做去，十數年後便可“乘釁緻讨”了（《隋書》卷五一《長孫晟傳》）。
隋政府完全依照長孫晟的建議去對待突厥的問題：一方面從事一些防禦性質的軍事出擊（例如在583年即曾以李充等人分八道出塞，在長城北的白道川地方擊敗沙缽略可汗，窦榮定在涼州的高越原擊敗阿波可汗），一方面興修長城和沿邊的城堡（例如585年曾征發三萬壯丁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曆七百裡。
586年春又征發十五萬壯丁于朔方以東緣邊險要處所修築了幾十座城堡。
587年春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二旬而罷）。
另一方面則是利用突厥部族首長間的矛盾，以及各路對隋作戰的勝負不等諸情況，盡量加以挑撥離間，使突厥諸可汗之間“内哄日甚，連兵不已”。
其結果，是阿波可汗在586年投歸于原在西面的達頭可汗，此後達頭可汗也便正式從沙缽略大可汗的統屬之下分裂出去，在從于都斤山以西一直到金山（阿爾泰山）以西的地區之内，成為一個獨立的勢力，号西突厥（《通典》卷一九七《邊防·突厥上》）。
“龜茲（今庫車）、鐵勒（原丁令）、伊吾（今新疆哈密）及西域諸胡”又大都歸附在西突厥的統屬之下了。
西突厥和契丹，成為北突厥東西兩邊的威脅力量，沙缽略遂向隋表示，要以大沙漠為南北的分界線，并且上表給隋政府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
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号？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颡，永為藩附。
”（《通鑒》卷一七六）從此向隋歲時貢獻不絕，不再向中國北部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掠奪。
隋政府是在免去了北顧之憂以後，才得以緻力于出師伐陳的工作的。
隋在統一了全中國之後，仍在本着遠交近攻的政策，繼續加力分化突厥的内部。
與其時住在突厥北部的突利可汗極力勾結，把宗女義成公主嫁與突利，誘其帥衆南徙，至沙缽略舊日根據地于都斤鎮，為隋國伺察突厥的動靜，替隋國捍衛北邊。
後來更把突利可汗及其部衆南徙于五原（今河套平原内），以河為固，介居于夏州（陝西橫山縣）、勝州（包頭以東，歸綏以西之地）之間。
且在此時改稱突利為啟民可汗。
602年隋與啟民可汗合力擊破了突厥大可汗的主力，突厥主力遠遁，沙漠以南從此無複寇掠之患。
603年鐵勒、仆骨等十餘部又都背叛了突厥的大可汗，于是啟民可汗盡有北突厥之衆，成為北突厥唯一的首領。
從此突厥與隋維持着不侵不叛的關系，直到隋末中國戰亂開始之後，才又起了變化。
楊廣于607年出塞耀兵，至雲中（即歸化城，在今歸綏附近）詣啟民可汗帳，便是雙方和平相處期内的一樁故事。
對于分裂為一獨立勢力的西突厥，在隋文帝時盡量加以羁縻，及炀帝即位，即又采用裴矩的建議，要“分裂其國”，使其“易制”，遂扶植西突厥處羅可汗屬下的酋長射匮，立之為西突厥的大可汗，使攻襲處羅可汗，處羅敗，奔高昌，後于611年入朝于隋，被留未得回國。
隋炀帝把西突厥之衆分作三部，從此便不再成為隋的西北邊患了。
4．修建東都和開鑿運河 隋代建都于關中的長安（隋文帝把新修的都城改名為大興城），其時處于敵對狀态下的外族，也大都是居處在北邊和西北邊的塞外，故其軍事重點也應當布置在關隴一帶。
但其平陳之後，所得的江南之地，長江下遊和浙江沿岸地區，經過從三國以來近四百年的經營開發，其生産力的發展已超駕乎當時關中地區的鄠杜等地之上（參看沈約《宋書》孔季恭諸人傳論）。
隋朝既經建成了一個大規模的政治組織和軍事組織，便必須能夠很好地控制并能很好地利用這一大生産區的資源。
隋廷在平陳之前，曾疏浚過山陽渎，在平陳之後，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卻沒有很突出的事件可說。
到楊廣繼位之後，立即在605年于原有的洛陽城西另建新城，稱為東都，以後不但能很好地控制并利用潼關以東的山東河北地區的豐富資源，也能很好地控制并利用東南方面這一大生産區的物資，要使洛陽成為西北方面的政治軍事重心和關東大生産區與江南大生産區三者之間的一個聯絡站。
為了很好地完成這一任務，單是營建洛陽，當然不行，故在同一年就又發動了河南淮北地區的百餘萬民夫，把黃河長江之間的汴水、泗水、淮水、邗溝等加以疏浚，把它們貫通連接起來，使成為控制和接受東南物資最便利的一道大動脈，在五個月内把從洛陽到揚州的全部工程做完，名之為通濟渠。
608年，楊廣征發河北丁夫百餘萬穿永濟渠，自黃河北向達于涿郡（今北京附近）。
610年，楊廣又征發江南丁夫穿江南河自鎮江南抵杭州，全長八百餘裡。
隻有在這一道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開鑿成功之後，在完成了統一之局的隋帝國的内部，才算是把政治重心、軍事重心與财富重心有計劃地配合成為一個有機的組織（其向北開河則主要是為了要向遼東用兵之故，故其時的涿郡也是一個軍事重點(9)）。
又建議須向突厥内部“加以反間”，“遠交近攻，離強合弱”，使突厥部族首領互相猜防，“首尾猜嫌，腹心離阻”，藉以分化并削弱突厥的力量。
依據長孫晟的估計，這樣做去，十數年後便可“乘釁緻讨”了（《隋書》卷五一《長孫晟傳》）。
隋政府完全依照長孫晟的建議去對待突厥的問題：一方面從事一些防禦性質的軍事出擊（例如在583年即曾以李充等人分八道出塞，在長城北的白道川地方擊敗沙缽略可汗，窦榮定在涼州的高越原擊敗阿波可汗），一方面興修長城和沿邊的城堡（例如585年曾征發三萬壯丁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曆七百裡。
586年春又征發十五萬壯丁于朔方以東緣邊險要處所修築了幾十座城堡。
587年春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二旬而罷）。
另一方面則是利用突厥部族首長間的矛盾，以及各路對隋作戰的勝負不等諸情況，盡量加以挑撥離間，使突厥諸可汗之間“内哄日甚，連兵不已”。
其結果，是阿波可汗在586年投歸于原在西面的達頭可汗，此後達頭可汗也便正式從沙缽略大可汗的統屬之下分裂出去，在從于都斤山以西一直到金山（阿爾泰山）以西的地區之内，成為一個獨立的勢力，号西突厥（《通典》卷一九七《邊防·突厥上》）。
“龜茲（今庫車）、鐵勒（原丁令）、伊吾（今新疆哈密）及西域諸胡”又大都歸附在西突厥的統屬之下了。
西突厥和契丹，成為北突厥東西兩邊的威脅力量，沙缽略遂向隋表示，要以大沙漠為南北的分界線，并且上表給隋政府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
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号？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颡，永為藩附。
”（《通鑒》卷一七六）從此向隋歲時貢獻不絕，不再向中國北部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掠奪。
隋政府是在免去了北顧之憂以後，才得以緻力于出師伐陳的工作的。
隋在統一了全中國之後，仍在本着遠交近攻的政策，繼續加力分化突厥的内部。
與其時住在突厥北部的突利可汗極力勾結，把宗女義成公主嫁與突利，誘其帥衆南徙，至沙缽略舊日根據地于都斤鎮，為隋國伺察突厥的動靜，替隋國捍衛北邊。
後來更把突利可汗及其部衆南徙于五原（今河套平原内），以河為固，介居于夏州（陝西橫山縣）、勝州（包頭以東，歸綏以西之地）之間。
且在此時改稱突利為啟民可汗。
602年隋與啟民可汗合力擊破了突厥大可汗的主力，突厥主力遠遁，沙漠以南從此無複寇掠之患。
603年鐵勒、仆骨等十餘部又都背叛了突厥的大可汗，于是啟民可汗盡有北突厥之衆，成為北突厥唯一的首領。
從此突厥與隋維持着不侵不叛的關系，直到隋末中國戰亂開始之後，才又起了變化。
楊廣于607年出塞耀兵，至雲中（即歸化城，在今歸綏附近）詣啟民可汗帳，便是雙方和平相處期内的一樁故事。
對于分裂為一獨立勢力的西突厥，在隋文帝時盡量加以羁縻，及炀帝即位，即又采用裴矩的建議，要“分裂其國”，使其“易制”，遂扶植西突厥處羅可汗屬下的酋長射匮，立之為西突厥的大可汗，使攻襲處羅可汗，處羅敗，奔高昌，後于611年入朝于隋，被留未得回國。
隋炀帝把西突厥之衆分作三部，從此便不再成為隋的西北邊患了。
4．修建東都和開鑿運河 隋代建都于關中的長安（隋文帝把新修的都城改名為大興城），其時處于敵對狀态下的外族，也大都是居處在北邊和西北邊的塞外，故其軍事重點也應當布置在關隴一帶。
但其平陳之後，所得的江南之地，長江下遊和浙江沿岸地區，經過從三國以來近四百年的經營開發，其生産力的發展已超駕乎當時關中地區的鄠杜等地之上（參看沈約《宋書》孔季恭諸人傳論）。
隋朝既經建成了一個大規模的政治組織和軍事組織，便必須能夠很好地控制并能很好地利用這一大生産區的資源。
隋廷在平陳之前，曾疏浚過山陽渎，在平陳之後，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卻沒有很突出的事件可說。
到楊廣繼位之後，立即在605年于原有的洛陽城西另建新城，稱為東都，以後不但能很好地控制并利用潼關以東的山東河北地區的豐富資源，也能很好地控制并利用東南方面這一大生産區的物資，要使洛陽成為西北方面的政治軍事重心和關東大生産區與江南大生産區三者之間的一個聯絡站。
為了很好地完成這一任務，單是營建洛陽，當然不行，故在同一年就又發動了河南淮北地區的百餘萬民夫，把黃河長江之間的汴水、泗水、淮水、邗溝等加以疏浚，把它們貫通連接起來，使成為控制和接受東南物資最便利的一道大動脈，在五個月内把從洛陽到揚州的全部工程做完，名之為通濟渠。
608年，楊廣征發河北丁夫百餘萬穿永濟渠，自黃河北向達于涿郡（今北京附近）。
610年，楊廣又征發江南丁夫穿江南河自鎮江南抵杭州，全長八百餘裡。
隻有在這一道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開鑿成功之後，在完成了統一之局的隋帝國的内部，才算是把政治重心、軍事重心與财富重心有計劃地配合成為一個有機的組織（其向北開河則主要是為了要向遼東用兵之故，故其時的涿郡也是一個軍事重點(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