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統一帝國的再建和經濟基礎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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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許多條件湊攏起來，便為隋帝國構成一個比較秦漢帝國更為擴大了的經濟基礎，在這一基礎之上，隋政府的财富數字遂得與日俱增。
到592年仍必須增辟左藏院以收納續到的谷帛等物。
第二、表現在社會财富積累方面的&mdash&mdash由于社會經濟的趨向繁榮，各地農業生産數字的普遍上升，在585年，依照工部尚書長孫平的建議，下令給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鄉村）共立義倉。
辦法是：當收獲之日，随各戶所得之多少，勸其拿出一定數量的粟麥，在當社造倉窖存貯，以便遭逢兇荒饑馑時供赈濟之用。
此後“諸州儲峙委積”，每有水旱之災，政府即派遣大臣分道開倉赈給。
财富的積累，戶口的增加，在597年所出現的情況，已經是“戶口滋盛，衣食滋殖，中外倉庫無不盈積，京師帑藏既充，積于廊庑之下”。
到第七世紀之初，即隋文帝的末年和隋炀帝的初年，中外倉庫的儲積可供五六十年的支用(8)。
天下戶口在八百九十萬以上，比隋政權建立之初，超過一倍以上了（《通鑒》卷一八〇謂“獨冀州已一百萬戶”）。
口數為四千二百四十二萬，墾田之數則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
（每戶合墾田六頃以上，每口合一百三十餘畝，這顯然是隻按照應墾田應受田的數目列舉的，斷不是其時實際已墾田的數字。
） 這等富庶情況，和隋政府的财政經濟力量之富實雄厚，是它以前任何一個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三、鞏固統一的幾項重要措施 1．銷毀民間兵器 楊堅統一了全國之後，也抄襲秦始皇統一了六國之後的那一套辦法。
589年二月陳為隋滅，同年四月楊堅就下了一道诏令說： 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
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
代路既夷，群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毀。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到595年二月，又下令“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
關中延邊，不在其例”。
598年又認為“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緻有侵害”。
遂下令把江南民間所有船隻凡是長度達三丈以上的，一律由政府沒收。
2．對府兵制度之改革 從西魏北周以來所建立起來的府兵制度，凡入伍的士兵均一除其縣籍，“不編戶貫”，因而當時的軍人，是和農民截然劃分的一種職業集團。
由于他們經常受到“教旗習戰”的訓練，故府兵成為一種很能作戰的隊伍，使北周具有足夠的力量完成北方的統一；使隋代具有足夠的力量統一了全中國。
但在隋政府完成了統一事業之後，在590年五月便下了一道诏書說： 魏末喪亂，宇縣瓜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軍人，權置坊府。
&hellip&hellip恒為流寓之人，竟無鄉裡之号，朕甚愍之。
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
軍府統領，宜依舊式。
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這一道诏令，在府兵制度上造成了一次劃時代的改變，職業軍人從此一律改為編戶，有事時應征出戰，戰事停罷之後，則各散歸本籍，和一般民戶同樣地墾田、納租課。
此後的府兵制度，已改變為凡兵皆農，為一種寓兵于農的制度了。
其教閱訓練改由州郡長吏在農閑時候進行，應當到京城宿衛的，也依照兵部所定“以遠近給番”的辦法：五百裡為五番（即五月一次），千裡七番，一千五百裡八番，二千裡十番，外為十二番。
每次輪番的期限都為一個月。
由于隋文帝對府兵制度的這番改革，使得大量的勞動力可以投到農業生産上去，這對于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有很大助力的。
3．對突厥 采用分化政策和軍事抵抗，造成突厥内部的分裂，削弱了突厥的力量，使北部中國的廣大人民得以免受此落後種族的經常的軍事掠奪。
突厥在第六世紀的五十年代内強盛起來，以武力制服了其鄰近的各部落，東自遼海，西至現今蘇聯境内的巴爾克什湖，南至現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大沙漠，北至貝加爾湖（北海），遂全歸于突厥的統轄之下，勢力之大，超駕乎其時東亞任何一個國家或部族之上。
在北周、北齊對立時，突厥曾不斷地攻入長城之内，到幽州以至晉陽等地區，大量地掠奪人丁和牲畜。
北周以“和親”辦法得與突厥相連結，其時長安城中錦衣肉食的突厥至以萬數。
隋政權建立之後，把這般人一齊遣送回去，突厥大怒，遂于582年夏天以五可汗之兵四十萬人大舉南侵，東起平州（今盧龍），中間包括幽州、馬邑，西至臨洮，這許多地方都相繼發生了戰争。
隋兵每一路且都被突厥打敗。
而從延安到達甘肅武威，這一地區所遭受到的蹂躏和掠奪更特别厲害，以至于“六畜鹹盡”。
隋初最高統治集團對付突厥的意見，可以拿長孫晟為代表。
長孫晟是曾替北周送千金公主到突厥去的人，曾留住突厥一年。
他知道當時突厥的實力還不是隋的軍事力量所可制勝的，也知道在突厥的部族首長沙缽略可汗、達頭可汗、阿波可汗等人之間存在着極大的矛盾。
遂向隋文帝建議，以為“興師緻讨，未是其時”，隻可在沿邊各地“修保障，峻長城”，從事
到592年仍必須增辟左藏院以收納續到的谷帛等物。
第二、表現在社會财富積累方面的&mdash&mdash由于社會經濟的趨向繁榮，各地農業生産數字的普遍上升，在585年，依照工部尚書長孫平的建議，下令給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鄉村）共立義倉。
辦法是：當收獲之日，随各戶所得之多少，勸其拿出一定數量的粟麥，在當社造倉窖存貯，以便遭逢兇荒饑馑時供赈濟之用。
此後“諸州儲峙委積”，每有水旱之災，政府即派遣大臣分道開倉赈給。
财富的積累，戶口的增加，在597年所出現的情況，已經是“戶口滋盛，衣食滋殖，中外倉庫無不盈積，京師帑藏既充，積于廊庑之下”。
到第七世紀之初，即隋文帝的末年和隋炀帝的初年，中外倉庫的儲積可供五六十年的支用(8)。
天下戶口在八百九十萬以上，比隋政權建立之初，超過一倍以上了（《通鑒》卷一八〇謂“獨冀州已一百萬戶”）。
口數為四千二百四十二萬，墾田之數則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
（每戶合墾田六頃以上，每口合一百三十餘畝，這顯然是隻按照應墾田應受田的數目列舉的，斷不是其時實際已墾田的數字。
） 這等富庶情況，和隋政府的财政經濟力量之富實雄厚，是它以前任何一個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三、鞏固統一的幾項重要措施 1．銷毀民間兵器 楊堅統一了全國之後，也抄襲秦始皇統一了六國之後的那一套辦法。
589年二月陳為隋滅，同年四月楊堅就下了一道诏令說： 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
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
代路既夷，群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毀。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到595年二月，又下令“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
關中延邊，不在其例”。
598年又認為“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緻有侵害”。
遂下令把江南民間所有船隻凡是長度達三丈以上的，一律由政府沒收。
2．對府兵制度之改革 從西魏北周以來所建立起來的府兵制度，凡入伍的士兵均一除其縣籍，“不編戶貫”，因而當時的軍人，是和農民截然劃分的一種職業集團。
由于他們經常受到“教旗習戰”的訓練，故府兵成為一種很能作戰的隊伍，使北周具有足夠的力量完成北方的統一；使隋代具有足夠的力量統一了全中國。
但在隋政府完成了統一事業之後，在590年五月便下了一道诏書說： 魏末喪亂，宇縣瓜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軍人，權置坊府。
&hellip&hellip恒為流寓之人，竟無鄉裡之号，朕甚愍之。
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
軍府統領，宜依舊式。
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這一道诏令，在府兵制度上造成了一次劃時代的改變，職業軍人從此一律改為編戶，有事時應征出戰，戰事停罷之後，則各散歸本籍，和一般民戶同樣地墾田、納租課。
此後的府兵制度，已改變為凡兵皆農，為一種寓兵于農的制度了。
其教閱訓練改由州郡長吏在農閑時候進行，應當到京城宿衛的，也依照兵部所定“以遠近給番”的辦法：五百裡為五番（即五月一次），千裡七番，一千五百裡八番，二千裡十番，外為十二番。
每次輪番的期限都為一個月。
由于隋文帝對府兵制度的這番改革，使得大量的勞動力可以投到農業生産上去，這對于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有很大助力的。
3．對突厥 采用分化政策和軍事抵抗，造成突厥内部的分裂，削弱了突厥的力量，使北部中國的廣大人民得以免受此落後種族的經常的軍事掠奪。
突厥在第六世紀的五十年代内強盛起來，以武力制服了其鄰近的各部落，東自遼海，西至現今蘇聯境内的巴爾克什湖，南至現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大沙漠，北至貝加爾湖（北海），遂全歸于突厥的統轄之下，勢力之大，超駕乎其時東亞任何一個國家或部族之上。
在北周、北齊對立時，突厥曾不斷地攻入長城之内，到幽州以至晉陽等地區，大量地掠奪人丁和牲畜。
北周以“和親”辦法得與突厥相連結，其時長安城中錦衣肉食的突厥至以萬數。
隋政權建立之後，把這般人一齊遣送回去，突厥大怒，遂于582年夏天以五可汗之兵四十萬人大舉南侵，東起平州（今盧龍），中間包括幽州、馬邑，西至臨洮，這許多地方都相繼發生了戰争。
隋兵每一路且都被突厥打敗。
而從延安到達甘肅武威，這一地區所遭受到的蹂躏和掠奪更特别厲害，以至于“六畜鹹盡”。
隋初最高統治集團對付突厥的意見，可以拿長孫晟為代表。
長孫晟是曾替北周送千金公主到突厥去的人，曾留住突厥一年。
他知道當時突厥的實力還不是隋的軍事力量所可制勝的，也知道在突厥的部族首長沙缽略可汗、達頭可汗、阿波可汗等人之間存在着極大的矛盾。
遂向隋文帝建議，以為“興師緻讨，未是其時”，隻可在沿邊各地“修保障，峻長城”，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