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開元天寶時期的唐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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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繁榮上升的一種具體表現，但到開元時候，各級政府大都在依法或非法地加重對民戶的誅剝，遂緻由于谷物之賤，反使農戶出賣米粟所得代價極微，不夠繳納各種稅賦或供他種必需的消費之用。
于是而開元年代中的農産品價格之下落，反而是容易招緻“谷賤傷農”的惡果。
上述的種種原因揍攏在一起，遂緻在所謂“開元之治”那一像是繁榮的表面之下，社會上的豪強兼并之禍卻正獲得了滋長的溫床。
具體的事實如下： 718年（開元六年）崔沔的奏狀有雲：“頃以州縣典吏，并捉官錢，收利數多，破産者衆，&hellip&hellip天下州縣，積數既多，大抵皆然。
&hellip&hellip且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輸，四千二百，兼算勞費，不啻五千，在于平民，已為重賦。
富戶既免其徭，貧戶則受其弊。
傷民刻下，俱在其中。
”（《唐會要》卷九一） 728年（開元十六年），唐廷有一道诏令說：“比來公私舉放（放債），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須厘革。
由今以後，天下負舉（借債），隻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取利。
”（《唐會要》卷八八《常平及常平倉雜錄》） 737年（開元二十五年）唐廷又有一道诏命說：“諸公私以财出舉者&hellip&hellip每月取息不得過六分。
積日雖多，不得過倍。
” 這樣的一些奏狀和诏令，都反映出：當時的官僚集團和豪紳地主階級，都在藉用其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支配地位，逼令一般貧下民戶忍受他們的月息六七分以上的重利盤剝。
其結果，如何能有免于“鬻田宅、賣妻子”之理？ 唐廷在此期内，承認“安人之政不行于諸夏，使黎甿失業，戶口凋零，忍棄桑榆，轉徙他鄉，庸假取給，浮窳求生”（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聽逃戶歸首敕》，《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因而一方面下诏獎勵逃戶歸首，一方面且把唐初所定的均田令補充了許多條款，各種規定都很詳密完備，重新加以公布。
然在公布之後，政府并不曾照章施行。
此從敦煌所出現之唐代戶籍遺文中亦可得到證明：據其中天寶六年（747）之數十戶加以統計，則其所載已受田之數僅占應受田百分之六強，未受田合百分之九十三強，因知此次的均田令在重行公布之初，便已成為具文，對于其時土地集中的社會病症，自然不能加以緩和。
所以杜佑在《通典·田制》中說：“雖有此制，而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并之弊有逾于漢成哀之間。
” 而在752年（天寶十一年）唐政府的一道诏令中所反映出的，仍是豪強在繼續猛烈進行兼并的情況： 如聞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皆置莊田，恣行吞并，莫懼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奪，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
爰及口分永業，違法賣買，或改籍書，或雲典貼。
緻令百姓無處安置，乃别停客戶，使其佃食。
既奪居人之業，實生浮惰之端。
遠近皆然，因循亦久。
（《冊府元龜》卷四九五，“禁官奪百姓口分永業诏”） 盡管有這樣的诏令，而在另一方面卻還在繼續縱容一般貴族或大官員們豪奪和僭取。
例如，在天寶中作了多年宰相的李林甫，不但在長安城内外的邸第和别墅都是“林亭幽邃，甲第都邑”，其長安近郊的田園所在也都是肥沃膏腴之區，且是靠近水渠可以截斷水流設置水碨的地方。
又如唐玄宗所最寵信的宦官高力士，他的資産之多竟非一般王侯之所能及。
在長安西北的沣水上，高力士截水作碾，并轉五輪，每日破麥三百斛（《舊唐書·高力士傳》）。
水利被這般人所壟斷，沿渠的民田便要全部失掉灌溉之利了。
在都城附近一般豪紳尚且如此無法無天地濫用其特權，則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豪紳們的肆行無忌更要較此為甚了。
〔附載〕大唐帝國極盛時代的戶口數字： 在天寶末年（755），全國的民戶數字已達到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以上，然而： 應不課戶&mdash&mdash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 應課戶&mdash&mdash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而在這些課戶之中“男年二十以下、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為不課口”，故表現在“課戶”與“不課戶”方面的雖是五與三之比，而表現在“課口”與“不課口”方面的，則相差更為懸殊。
當時全國人口數字是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以上，然而： 不課口&mdash&mdash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 課口&mdash&mdash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 課口抵不到“不課口”的五分之一，也即是占不到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
三、玄宗在位期内唐與吐蕃的鬥争 第八世紀的前半葉，唐朝、吐蕃與大食為東西并峙于亞洲境内的三個強大國家。
唐廷為欲确保其腹心地帶關隴區域之安全，以及為欲阻截吐蕃與大食的交通，都必須确保安西四鎮，故從719年起（開元七年）唐廷下诏對于往來于西域的商胡們課取稅賦，使安西四鎮各以其地之所征供其鎮兵之費，藉以減輕西北各州郡人民的供應負擔。
其在四鎮以東，則北庭、河西（涼州）、隴右（鄯州，今青海樂都）等地均設置節度，屯駐重兵，以山東的丁男為戍卒（在三四十年代間，又改為召募長征健兒，以息山東士卒），關東的缯布為軍資，開屯田以資軍糧，置監牧以畜牛馬，烽戍邏卒萬裡相望（以上均《通鑒》卷二二三廣德元年所追述開元中之情況），且與靈州的朔方節度互為蕃衛。
自西域至于隴右，在綿亘萬餘裡的廣大地區内，“闾閻相望，桑麻翳野”，并且把河湟一帶的賦稅全都集中于其地，藏庫林立，财物山積，其數目則“不可勝較”，其富
于是而開元年代中的農産品價格之下落，反而是容易招緻“谷賤傷農”的惡果。
上述的種種原因揍攏在一起，遂緻在所謂“開元之治”那一像是繁榮的表面之下，社會上的豪強兼并之禍卻正獲得了滋長的溫床。
具體的事實如下： 718年（開元六年）崔沔的奏狀有雲：“頃以州縣典吏，并捉官錢，收利數多，破産者衆，&hellip&hellip天下州縣，積數既多，大抵皆然。
&hellip&hellip且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輸，四千二百，兼算勞費，不啻五千，在于平民，已為重賦。
富戶既免其徭，貧戶則受其弊。
傷民刻下，俱在其中。
”（《唐會要》卷九一） 728年（開元十六年），唐廷有一道诏令說：“比來公私舉放（放債），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須厘革。
由今以後，天下負舉（借債），隻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取利。
”（《唐會要》卷八八《常平及常平倉雜錄》） 737年（開元二十五年）唐廷又有一道诏命說：“諸公私以财出舉者&hellip&hellip每月取息不得過六分。
積日雖多，不得過倍。
” 這樣的一些奏狀和诏令，都反映出：當時的官僚集團和豪紳地主階級，都在藉用其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支配地位，逼令一般貧下民戶忍受他們的月息六七分以上的重利盤剝。
其結果，如何能有免于“鬻田宅、賣妻子”之理？ 唐廷在此期内，承認“安人之政不行于諸夏，使黎甿失業，戶口凋零，忍棄桑榆，轉徙他鄉，庸假取給，浮窳求生”（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聽逃戶歸首敕》，《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因而一方面下诏獎勵逃戶歸首，一方面且把唐初所定的均田令補充了許多條款，各種規定都很詳密完備，重新加以公布。
然在公布之後，政府并不曾照章施行。
此從敦煌所出現之唐代戶籍遺文中亦可得到證明：據其中天寶六年（747）之數十戶加以統計，則其所載已受田之數僅占應受田百分之六強，未受田合百分之九十三強，因知此次的均田令在重行公布之初，便已成為具文，對于其時土地集中的社會病症，自然不能加以緩和。
所以杜佑在《通典·田制》中說：“雖有此制，而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并之弊有逾于漢成哀之間。
” 而在752年（天寶十一年）唐政府的一道诏令中所反映出的，仍是豪強在繼續猛烈進行兼并的情況： 如聞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皆置莊田，恣行吞并，莫懼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奪，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
爰及口分永業，違法賣買，或改籍書，或雲典貼。
緻令百姓無處安置，乃别停客戶，使其佃食。
既奪居人之業，實生浮惰之端。
遠近皆然，因循亦久。
（《冊府元龜》卷四九五，“禁官奪百姓口分永業诏”） 盡管有這樣的诏令，而在另一方面卻還在繼續縱容一般貴族或大官員們豪奪和僭取。
例如，在天寶中作了多年宰相的李林甫，不但在長安城内外的邸第和别墅都是“林亭幽邃，甲第都邑”，其長安近郊的田園所在也都是肥沃膏腴之區，且是靠近水渠可以截斷水流設置水碨的地方。
又如唐玄宗所最寵信的宦官高力士，他的資産之多竟非一般王侯之所能及。
在長安西北的沣水上，高力士截水作碾，并轉五輪，每日破麥三百斛（《舊唐書·高力士傳》）。
水利被這般人所壟斷，沿渠的民田便要全部失掉灌溉之利了。
在都城附近一般豪紳尚且如此無法無天地濫用其特權，則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豪紳們的肆行無忌更要較此為甚了。
〔附載〕大唐帝國極盛時代的戶口數字： 在天寶末年（755），全國的民戶數字已達到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以上，然而： 應不課戶&mdash&mdash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 應課戶&mdash&mdash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而在這些課戶之中“男年二十以下、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為不課口”，故表現在“課戶”與“不課戶”方面的雖是五與三之比，而表現在“課口”與“不課口”方面的，則相差更為懸殊。
當時全國人口數字是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以上，然而： 不課口&mdash&mdash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 課口&mdash&mdash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 課口抵不到“不課口”的五分之一，也即是占不到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
三、玄宗在位期内唐與吐蕃的鬥争 第八世紀的前半葉，唐朝、吐蕃與大食為東西并峙于亞洲境内的三個強大國家。
唐廷為欲确保其腹心地帶關隴區域之安全，以及為欲阻截吐蕃與大食的交通，都必須确保安西四鎮，故從719年起（開元七年）唐廷下诏對于往來于西域的商胡們課取稅賦，使安西四鎮各以其地之所征供其鎮兵之費，藉以減輕西北各州郡人民的供應負擔。
其在四鎮以東，則北庭、河西（涼州）、隴右（鄯州，今青海樂都）等地均設置節度，屯駐重兵，以山東的丁男為戍卒（在三四十年代間，又改為召募長征健兒，以息山東士卒），關東的缯布為軍資，開屯田以資軍糧，置監牧以畜牛馬，烽戍邏卒萬裡相望（以上均《通鑒》卷二二三廣德元年所追述開元中之情況），且與靈州的朔方節度互為蕃衛。
自西域至于隴右，在綿亘萬餘裡的廣大地區内，“闾閻相望，桑麻翳野”，并且把河湟一帶的賦稅全都集中于其地，藏庫林立，财物山積，其數目則“不可勝較”，其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