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詩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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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省也”（《論語·裡仁》），結得住，把得穩。
《左傳》尚可以搖曳生姿贊之，《論語》則不敢置一詞矣。
禅宗“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真淨克文禅師語）不是搖曳生姿，是氣焰萬丈，遇佛殺佛，遇祖殺祖，遇羅漢殺羅漢，不但不跟腳後跟，簡直從頭頂上邁過。
氣焰萬丈，長人志氣，而未免有點暴烈、火熾。
孔子之“見賢思齊焉”精神，積極與禅宗同，而真平和，隻言“齊”，“過之”之義在其中。
（不可死于句下，然餘此解厭故喜新。
） 孔子是有力量的。
然“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增廣賢文》）——不僅學，一切事皆然，不進則退——日光下沒新鮮事，人不能在天地間毀滅一點什麼，也不能在天地間創造（增加）一點什麼。
後來儒家沒勁，故不行。
陶淵明在儒家是了不起的，實在是儒家精神。
後世儒家思想不差，但同樣的話總說就沒勁了。
王荊公一日問張文定公（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
”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禅師、汾陽無業禅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
”荊公聞舉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
”公欣然歎服。
後舉似張無盡，無盡撫幾歎賞曰：“達人之論也。
”（宗杲禅師《宗門武庫》） 自佛教入中國後，影響有二：其一，是因果報應之說影響下層社會；同時，今之俗語亦尚有出自佛經者，如“異口同聲”出《觀普賢經》，“皆大歡喜”見《金剛經》，“五體投地”（《楞嚴經》）亦然。
又其一，是佛家對士大夫階層之影響。
中國莊、列之說主虛無，任自然，其影響是六朝文人之超脫。
唐代王、孟、韋、柳所表現的超脫精神，乃六朝而後多數文人精神。
（後來文人成為無賴文人者，不是真超脫了。
）超脫是遊于物外，王維的“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若隻向“明月”、“松間”、“清泉”、“石上”去找就不對了，“明月”、“清泉”之外，尚有東西。
即如“暮雲空碛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雕”在王詩中算是“着迹”，然若與老杜比，仍是超脫。
王維凡心未退，孟浩然可說是爐火純青，功夫更深。
此功夫不但指寫實，乃指實生活而言。
如孟浩然之詩句“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此類句子是王維詩中找不到的，比王維的“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更超脫，真是“不大聲以色”。
王、孟相比，孟浩然真是超脫，王維有時尚不免着迹。
撫今追昔乃人類最動感慨的，然孟浩然之《與諸子登岘山》撫今追昔，感慨而仍與旁人不同：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迹，我輩複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岘山，有羊祜垂淚碑。
） 孟襄陽布衣終身，雖超脫而人總是人。
他的“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歸故園作》），這兩句真悲哀。
知識要用到實生活上，實際詩便是實生活的反映。
知識要與實生活打成一片，如此方是真懂。
俗說“百日床前無孝子”，孟氏多病，“故人”之“疏”尚不止于孟氏之病，故人皆貴，誰肯來往？“多病故人疏”五個字，多少感慨，多少悲哀，以孟之超脫而有此句子，亦人情之不免。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二句，亦悲哀；而前四句“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迹，我輩複登臨”，真自然，如水流花開，流乎其所不得不流，開乎其所不得不開，此真佛教精神加以莊、列思想而成。
在六朝以前，如“三百篇”、“十九首”絕不如此，“三百篇”、“十九首”老實、結實，佛教精神與莊、列思想相合是學術上的“結婚”，産生此一種作品。
餘希望同學看佛學禅宗書，不是希望同學明心見性，是希望同學取其勇猛精進的精神。
細中之細是佛境界，故曰精進；儒為淡薄（如上所舉王荊公與張文定公的對話所言），沒有勇猛精進，故較禅宗淡薄。
“生的色彩”，要在詩中表現出生的色彩。
王、孟、韋、柳四人中，柳有生的色彩，其他三人此種色彩皆缺少。
唐詩人中，老杜、商隐皆生活色彩甚濃厚。
人的生活寫進詩作，如何能使生的色彩濃厚起來？中國六朝以後詩人生的色彩多淡薄，近人寫詩隻是文辭、技巧功夫，不能打動人心。
在此大時代，寫出東西後有生的色彩，方能動人。
如何能使生的色彩濃厚？于此老僧[1]不惜以口說之。
欲使生的色彩濃厚，第一，須有“生的享樂”。
此非世人所謂享樂，乃施為，生的力量的活躍。
人做事要有小兒遊戲的精神，生命力最活躍，心最專一。
第二，須有“生的憎恨”。
憎恨是不滿，沒有一個文學藝術家是滿意于眼前的現實的，惟其不滿，故有創造；創造乃生于不滿，生于理想。
憎恨與享樂不是兩回事，最能有生的享樂，憎恨也愈大，生的色彩也愈強。
有憎就有愛，沒有憎的人也沒有愛。
“世界微塵裡，吾甯愛與憎”（李商隐《北青蘿》），不然。
今所講乃愛憎分明，憎得愈強，愛得愈強，愛得有勁，憎也愈深。
此外第三，還要有“生的欣賞”。
前二種是真實生活中的實行者，僅隻此二種未必能成文人、詩人，前二者外更要有生的欣賞，然後能成大詩人。
在紙篇[2]外更要有真生活的功夫，然後還要能欣賞。
因為太實了，便不能寫出，寫不出來，不得不從生活中撤出去欣賞。
不能鑽入不行，能鑽入不能撤出也不行。
在人生戰場上要七進七出。
中國自上古至兩漢是生與力的表現，六朝是文采風流。
古人寫詩是不得已，後人寫作是得已而不已，結果不着邊際，不着痛癢，吆喝什麼不是賣什麼的。
往好說是司空表聖《詩品》所說“超以象外，得其圜中”，self-center，自我中心。
文人是自我中心，然自己須位在中心才成：“得其圜中”是“入”，西洋人隻做到此，中國人則更加以“超以象外”。
“超以象外”并非拿事不當事做、拿東西不當東西看，而有拿事不當事、拿東西不當東西的神氣，并非不注意，而是熟巧之極。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蘇轼《觀棋》），即“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絕非拿事情不當事情。
不是不認真，而是自在。
西洋人認真而不能得自在，中國真能如此的人亦少。
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
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
（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
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
（柳宗元《南澗中題》） 韋、柳此等詩句，“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由認真而得自在。
韋之“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二句，始寫相思，而超相思之外。
柳子厚詩寫愁苦，而結果所寫不但美化了，而且詩化了。
（常人寫愁苦不着痛癢，寫殺頭都不疼。
）說愁苦是愁苦，而又能美化、詩化，此乃中國詩最高境界，即王漁洋所謂“神韻”。
寫什麼是什麼，而又能超之，如此高則高矣，而生的色彩便不濃厚了，力的表現便不充分了，優美則有馀，壯美則不足。
壯美必有生與力始能表現，如項王之《垓下歌》，真壯。
欲追求生的色彩、力的表現，必須有“事”，即力即生。
注釋 [1]老僧，顧随自謂。
[2]紙篇，指寫出的作品。
三、摩诘詩之靜穆
《左傳》尚可以搖曳生姿贊之，《論語》則不敢置一詞矣。
禅宗“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真淨克文禅師語）不是搖曳生姿，是氣焰萬丈，遇佛殺佛，遇祖殺祖，遇羅漢殺羅漢，不但不跟腳後跟，簡直從頭頂上邁過。
氣焰萬丈，長人志氣，而未免有點暴烈、火熾。
孔子之“見賢思齊焉”精神，積極與禅宗同，而真平和，隻言“齊”，“過之”之義在其中。
（不可死于句下，然餘此解厭故喜新。
） 孔子是有力量的。
然“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增廣賢文》）——不僅學，一切事皆然，不進則退——日光下沒新鮮事，人不能在天地間毀滅一點什麼，也不能在天地間創造（增加）一點什麼。
後來儒家沒勁，故不行。
陶淵明在儒家是了不起的，實在是儒家精神。
後世儒家思想不差，但同樣的話總說就沒勁了。
王荊公一日問張文定公（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
”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禅師、汾陽無業禅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
”荊公聞舉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
”公欣然歎服。
後舉似張無盡，無盡撫幾歎賞曰：“達人之論也。
”（宗杲禅師《宗門武庫》） 自佛教入中國後，影響有二：其一，是因果報應之說影響下層社會；同時，今之俗語亦尚有出自佛經者，如“異口同聲”出《觀普賢經》，“皆大歡喜”見《金剛經》，“五體投地”（《楞嚴經》）亦然。
又其一，是佛家對士大夫階層之影響。
中國莊、列之說主虛無，任自然，其影響是六朝文人之超脫。
唐代王、孟、韋、柳所表現的超脫精神，乃六朝而後多數文人精神。
（後來文人成為無賴文人者，不是真超脫了。
）超脫是遊于物外，王維的“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若隻向“明月”、“松間”、“清泉”、“石上”去找就不對了，“明月”、“清泉”之外，尚有東西。
即如“暮雲空碛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雕”在王詩中算是“着迹”，然若與老杜比，仍是超脫。
王維凡心未退，孟浩然可說是爐火純青，功夫更深。
此功夫不但指寫實，乃指實生活而言。
如孟浩然之詩句“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此類句子是王維詩中找不到的，比王維的“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更超脫，真是“不大聲以色”。
王、孟相比，孟浩然真是超脫，王維有時尚不免着迹。
撫今追昔乃人類最動感慨的，然孟浩然之《與諸子登岘山》撫今追昔，感慨而仍與旁人不同：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迹，我輩複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岘山，有羊祜垂淚碑。
） 孟襄陽布衣終身，雖超脫而人總是人。
他的“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歸故園作》），這兩句真悲哀。
知識要用到實生活上，實際詩便是實生活的反映。
知識要與實生活打成一片，如此方是真懂。
俗說“百日床前無孝子”，孟氏多病，“故人”之“疏”尚不止于孟氏之病，故人皆貴，誰肯來往？“多病故人疏”五個字，多少感慨，多少悲哀，以孟之超脫而有此句子，亦人情之不免。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二句，亦悲哀；而前四句“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迹，我輩複登臨”，真自然，如水流花開，流乎其所不得不流，開乎其所不得不開，此真佛教精神加以莊、列思想而成。
在六朝以前，如“三百篇”、“十九首”絕不如此，“三百篇”、“十九首”老實、結實，佛教精神與莊、列思想相合是學術上的“結婚”，産生此一種作品。
餘希望同學看佛學禅宗書，不是希望同學明心見性，是希望同學取其勇猛精進的精神。
細中之細是佛境界，故曰精進；儒為淡薄（如上所舉王荊公與張文定公的對話所言），沒有勇猛精進，故較禅宗淡薄。
“生的色彩”，要在詩中表現出生的色彩。
王、孟、韋、柳四人中，柳有生的色彩，其他三人此種色彩皆缺少。
唐詩人中，老杜、商隐皆生活色彩甚濃厚。
人的生活寫進詩作，如何能使生的色彩濃厚起來？中國六朝以後詩人生的色彩多淡薄，近人寫詩隻是文辭、技巧功夫，不能打動人心。
在此大時代，寫出東西後有生的色彩，方能動人。
如何能使生的色彩濃厚？于此老僧[1]不惜以口說之。
欲使生的色彩濃厚，第一，須有“生的享樂”。
此非世人所謂享樂，乃施為，生的力量的活躍。
人做事要有小兒遊戲的精神，生命力最活躍，心最專一。
第二，須有“生的憎恨”。
憎恨是不滿，沒有一個文學藝術家是滿意于眼前的現實的，惟其不滿，故有創造；創造乃生于不滿，生于理想。
憎恨與享樂不是兩回事，最能有生的享樂，憎恨也愈大，生的色彩也愈強。
有憎就有愛，沒有憎的人也沒有愛。
“世界微塵裡，吾甯愛與憎”（李商隐《北青蘿》），不然。
今所講乃愛憎分明，憎得愈強，愛得愈強，愛得有勁，憎也愈深。
此外第三，還要有“生的欣賞”。
前二種是真實生活中的實行者，僅隻此二種未必能成文人、詩人，前二者外更要有生的欣賞，然後能成大詩人。
在紙篇[2]外更要有真生活的功夫，然後還要能欣賞。
因為太實了，便不能寫出，寫不出來，不得不從生活中撤出去欣賞。
不能鑽入不行，能鑽入不能撤出也不行。
在人生戰場上要七進七出。
中國自上古至兩漢是生與力的表現，六朝是文采風流。
古人寫詩是不得已，後人寫作是得已而不已，結果不着邊際，不着痛癢，吆喝什麼不是賣什麼的。
往好說是司空表聖《詩品》所說“超以象外，得其圜中”，self-center，自我中心。
文人是自我中心，然自己須位在中心才成：“得其圜中”是“入”，西洋人隻做到此，中國人則更加以“超以象外”。
“超以象外”并非拿事不當事做、拿東西不當東西看，而有拿事不當事、拿東西不當東西的神氣，并非不注意，而是熟巧之極。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蘇轼《觀棋》），即“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絕非拿事情不當事情。
不是不認真，而是自在。
西洋人認真而不能得自在，中國真能如此的人亦少。
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
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
（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
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
（柳宗元《南澗中題》） 韋、柳此等詩句，“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由認真而得自在。
韋之“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二句，始寫相思，而超相思之外。
柳子厚詩寫愁苦，而結果所寫不但美化了，而且詩化了。
（常人寫愁苦不着痛癢，寫殺頭都不疼。
）說愁苦是愁苦，而又能美化、詩化，此乃中國詩最高境界，即王漁洋所謂“神韻”。
寫什麼是什麼，而又能超之，如此高則高矣，而生的色彩便不濃厚了，力的表現便不充分了，優美則有馀，壯美則不足。
壯美必有生與力始能表現，如項王之《垓下歌》，真壯。
欲追求生的色彩、力的表現，必須有“事”，即力即生。
注釋 [1]老僧，顧随自謂。
[2]紙篇，指寫出的作品。
三、摩诘詩之靜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