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古體詩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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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夕矣”,再接“曷至哉”,而此詩将“日之夕矣”加于“雞栖于埘”、“羊牛下來”之間,好。

    心中但思君子,忽見“雞栖于埘”,因知“日之夕矣”,再遠望見“羊牛下來”。

    且“羊牛”二字比“牛羊”好,“羊”字在中間音似一起,太提,不好。

    絕對是“羊牛下來”。

    或曰:羊行快故在牛前。

    如此解,便死了。

    “如之何勿思”亦好。

    比太白之《烏夜啼》“怅然”、“淚如雨”高得多,味厚。

     詩中用字,須令人如聞如見。

    著作者不能使人見,是著作者之責;作者寫時能見,而讀者不能見,是讀者對不起作者。

    太白《烏夜啼》之“黃雲城邊”如見,“歸飛啞啞”亦如見,亦如聞;《詩》之《君子于役》“羊牛下來”讀其音如見形,若曰“牛羊下來”,則讀其音如見形,下不來矣。

     用古樂府雖古,而古不見得就是好。

    李太白《烏栖曲》: 姑蘇台上烏栖時,吳王宮裡醉西施。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

     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

     東方漸高奈樂何。

     作短詩應有經濟手段。

    詩短而有馀味。

    此詩一起“姑蘇台上烏栖時,吳王宮裡醉西施”,連以前情事皆包括進來。

    “銀箭金壺”,“壺”,中國古時計時器,“銅壺滴漏”(西洋古時用沙)。

    “箭”,浮箭,指時者。

    “東方漸高奈樂何”句,不通。

    用古樂府“東方須臾高知之”(《有所思》),古樂府此句亦不好解。

    詩固不講邏輯文法,但有時須注意之。

    “東方漸高”即不如“東方漸白”之合于邏輯文法。

     五、詩之議論 李白有《宣州謝朓樓餞别校書叔雲》一首,詩之開端: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人讀宋詩者多病其議論太多,于蘇、辛詞亦然,而不知唐人已開此風。

    太白此詩開端即用議論,較“三百篇”、“十九首”相差已甚大矣。

    文學中之有議論、用理智,乃後來事。

    詩之起,原隻靠感情、感覺。

    後人詩詞之有議論乃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如老杜之《北征》,前幅寫路景,真是詩;中幅寫到家,亦尚好;至後幅之寫朝政,已為議論。

    人但知攻擊宋人,而不知唐之李、杜已然。

    曹、陶已較“十九首”有議論,“十九首”亦較“詩”、“騷”有議論。

    因人是有理智、有思想的,自然不免流露出來。

     太白之“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二句好,但似散文。

    至: 長風萬裡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二句則高唱入雲。

    詩中不能避免唱高調,惟須唱得好。

    淵明亦不免唱高調,如: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飲酒二十首》其二) 調真高,“固窮”實非容易之事。

    至其《乞食》之“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贻”,真可憐。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二句亦議論,同一意思讓後人寫必糟,陶是充滿、鼓動,有真氣、真力,故其表現之作風(精神)不斷。

    而“冥報以相贻”句真可憐,一頓飯何至如此?可見其“固窮”亦唱高調。

    曹孟德亦唱高調,如其《步出夏門行》之: 老骥伏枥,志在千裡。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龜雖壽》)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觀滄海》) 皆唱高調,而唱高調須中氣足,須唱得好。

    “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洞山禅師語),說容易,做不容易。

     别人唱高調乃理智的,至太白則有時理智甚少。

    “宣州謝朓樓”首二句是理智,“長空”二句非理智而是詩,是詩人感覺。

    夏伏之後忽見秋高氣爽之天氣,心地特别開朗,一聞雁陣,對此真可以酣高樓矣。

    “可以”二字用得有勁,“雁”亦美。

     太白詩與小謝有淵源,太白此詩内看出佩服小謝。

    人喜歡什麼即易受其影響。

    李白稱小謝為“謝公”,詩雲“臨風懷謝公”(《秋登宣城謝朓北樓》);又稱小謝為“謝将軍”,如“空憶謝将軍[1]”(《夜泊牛渚懷古》)。

    小謝集名《宣城集》,其中有句: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所用之字頗似太白,響。

    響在一、三、五字,此乃唐法,六朝或已有。

    律詩尤如此。

    如老杜“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對雪》),李白“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數句,皆受小謝影響。

     李白此《宣州謝朓樓餞别校書叔雲》比《将進酒》好,以其對謝宣城有愛好。

     注釋 [1]此詩中“謝将軍”指謝尚,非謝朓。

     六、豪氣與豪華 《将進酒》與《遠别離》最可代表太白作風。

     太白詩第一有豪氣,出于鮑照且駕而上之。

    但豪氣不可靠,頗近于佛家所謂“無明”(即俗所謂“愚”)。

    一有豪氣則易成為感情用事,感情雖非理智,而真正感情亦非豪氣。

    因真正感情是充實的、沉着的,豪氣則頗不充實、不沉着,易流于空虛、浮飄。

    如其: 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江上吟》) 漢水原向東南流,不向西北流,故功名富貴不能長在。

    太白此二句,豪氣,不實在,惟手腕兒玩得好而已,乃“花活”,并不好,既成“無明”,且令讀者皆鬧成“無明”。

     “聰明”一詞,耳聽為聰,目見為明。

    而吾人普通将智慧亦叫聰明(wise,wisdom),心之感覺銳敏如耳之聞、目之見。

    然餘以為尚有第二種解釋,即吾人之聰明許多是從耳聞目見得來。

    耳聞目見,眼睛比耳朵更重要,而在造型藝術家眼尤重要,音樂家則重在耳。

    但大音樂家貝多芬(Beethoven)(與歌德[Goethe]同時),作《月光交響曲》,晚年耳聾,所作最好的樂譜自己都聽不見,譜成後他人演奏,請他坐在台上,他見人鼓掌,始知樂曲成功,可見眼之重要。

    人若無目比無耳更苦,盲詩人雖可成為詩人,但總是可憐。

    俗語亦曰“耳聞不如目見”,即耳聞時仍須目見。

     佛經說“如親眼見”佛,又說“必須親見始得”,極重“見”字。

    佛在千百年前所說“親見”、必須“親眼見”佛,如何能“見”?如舜之崇拜堯,卧則見堯于牆,食則見堯于羹。

    此“見”比對面之見更真實、更切實。

    想之極,不見之見,是為“真見”,是“心眼之見”,肉眼之見不真切。

    常言念佛,念佛非口念,須心在佛,念之誠,故見之真。

    若念之不誠,豈但學道不成,學什麼都不成。

    儒家說“念茲在茲”(《尚書·大禹谟》),何必念故在?不可以“念茲”為因,“在茲”為果,若以為“念”方可“在”則非矣。

    “念茲在茲”應标點為“念茲,在茲”,念必在茲,不念亦在茲。

    舜若非念堯之誠,何能見之羹、牆? 對詩必須心眼見,此“見”即儒家所謂“念”。

    聽譚叫天唱《碰碑》,他一唱我們一聽即如見塞外風沙,此乃用“心眼”見。

    讀老杜之“急雪舞回風”(《對雪》)亦須見,如真懂此五字,雖夏日讀之亦覺見飛雪。

    酒令中有險語:“八十老翁攀枯枝,井上辘轳卧嬰兒,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不隻是說、讀,須見,見老翁攀枯枝、嬰兒卧辘轳、盲人瞎馬、夜半臨池。

    太白“黃雲城邊”二句,須真看見,真聽見。

    必須如此,始能了解詩;人生如此,始能抓住人生真谛。

    懂詩須如此,寫詩亦須如此。

     學文學者對文學亦應有真切感覺、認識、了解,不可人雲亦雲。

    對用字亦應負責任。

    如謂某人“無惡不作”,其言外意亦可解為某人善亦可為,不如說“無作不惡”,如此則某人絕不能為善矣。

    “念茲在茲”一語亦如“無惡不作”,易産生言外意。

    若餘講則是“無作不惡”,語意更為清楚明白。

     詩中有時用譬喻。

    譬喻乃修辭格之一種,譬喻最富藝術性。

    (商務出版有《修辭格》一書。

    )如,歇後語“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若但言“一清二白”,使人知而未見;曰“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則令人如見,說時如令人親見其清楚。

    細節描寫可使人如見——用心眼見,用詩眼見。

     譬喻即為使人如見,加強讀者感覺。

    詩更須如此。

    如太白《将進酒》首雲: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

     一說即令人如見。

    詩好用比興(譬喻),即為的令人如見。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皆是助人見。

     晉左思太沖、宋鮑照明遠、唐李白太白,說話皆不思索沖口而出,皆有豪氣。

    有豪氣,始能進取。

    孔子謂:“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論語·子路》)豪氣如煙酒,能刺激人神經,而不可持久。

    豪氣雖好,詩人之豪氣則好大言,其實則成為自欺,故詩人少成就。

    有豪氣能挺身吃苦固然好,凡古聖先賢、哲人、詩人之言,皆謂人為受苦而生。

    佛說吃苦忍辱,必如此始為偉大之人。

    而詩人多為不讓蚊子踢一腳的,即因其雖有豪氣而神經過敏,神經過敏成為歇斯底裡(hysteria)。

    老杜《醉時歌》曰: 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