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公誨我，我負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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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11月中和12月聖誕前夕都去過麻省劍橋，每次交稿卷一章，1971年正月之後，紐普茲已開學，我的最後兩章書稿用挂号寄去。
我的允諾每次到哈佛居留兩星期的條件并沒有完全做到。
隻有第一次住了十天，以後我看到無人對我來去存意，也就将時間縮短以節省旅費，增加工作的時間。
這多次的來去也沒有驚動費公，隻有11月中的一次他留言他的秘書，叫我參加他當晚家中茶會，那種集會純系社交聯誼性質，我難得如此輕松的機會，所以當場彼此都沒有提及文稿一事。
我最後将稿寄去時，則知他已去南美洲。
為什麼我回紐普茲之後突然秃筆生花，寫下來的各章也有體系，以前的結構問題都不存在，以緻出版後獲得一緻的好評？這決不是此地山水鐘秀。
原來我在8月間的一天，危機的成分尚未解除之際，心内焦急如坐針氈，隻好放棄一切寫作在街中信步走去。
穿過波林士頓街的宿舍區之後即轉入紀念馳道（MemorialDrive）循着查理河東行，更因為内心的逼迫，隻是越走越快，未顧得街上情景，也忘記了路之遠近。
及至陳家餐館（JoyceChen）已是汗流浃背。
在餐館裡既喝熱茶又灌冰水，更因着室内冷氣一身清涼，也不知靈感如何産生，隻是此時此刻之後，對于寫中國曆史已經啟發了新的南針。
大概這問題在腦内郁積已久，又感到逼迫，才有了今後的決心。
寫中國曆史，尤其對付傳統中國，不應當先帶批評态度，因為那樣也有一種要求曆史“應當如是發生”的成見，我們務必先窮究曆史“何以”如是發生。
循着這原則，現代社會科學分科的辦法隻能在寫出曆史之輪廓構畫已成之後引用，不能在以前引用。
因為這些分科辦法已是歐美社會業已現代化之後的産物。
假使我們依靠它們作出發點，仍脫離不了曆史“應當如是”衍進的窠臼！ 例如以明朝治理财富的立場上講，我們首一要務乃是樹立這種離奇古怪的制度之本身邏輯，中國因為防洪救災以及對付北方遊牧民族諸般需要，在現代科技尚未展開之前，即已創造了一種中央集權的體制，此時罵它無益。
我們務必想象此時統計尚弄不清楚，一項文書動辄就綦時一月才到京師，主政者如何能貫徹這中央集權的宗旨。
其答案則是大緻以保持現局為前提。
對外隔絕，以避免其沖擊的力量。
不主張各地區的競争，注重數量，不注重質量。
以落後的單位為标準，不以最前進的部門為标準，因此才能保持内部的均一雷同。
推而廣之，以儀禮代替行政，用紀律代替法律，隻要外間的形貌過得去，用不着考究實質上的功用。
所以同一财政上的名辭，可以在不同的地區代表不同的事物，财政單位也可以有收縮性或擴張性。
此中好壞不說，總之這些原則綜合起來也成系統。
又因為以上諸般原則，并沒有由前人明白道出，寫曆史的人最好先找到一件具體之情形（casehistory），從确實已經發生的情形，推論而為抽象之原則。
此後不僅《十六世紀明代之财政與稅收》根據這方針寫出，而且我認為傳統中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一觀念也因此而産生。
以後寫出的《萬曆十五年》更是整體的引用上述方案。
驟然看來這是與費公治學的方法背道而馳。
他重分析，我重叙述。
可是在我執筆作書之前，腦内也必經過一重分析的階段，不然我無從發現以上諸般原則，如果我寫的曆史能算有創造性的話，這也仍是因為他不肯随便通過我未成熟的作品，因此被激勵而産生。
此項寫作的方針既定，1970年的秋季和冬季，我夜以繼日将以前業已搜集的資料整理翻寫成書，平均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每周七日，除了來去劍橋之外毫無間斷。
紐普茲的朋友以為我仍在哈佛，所以我們也無人打擾。
我每天穿睡衣浴袍，至晚則和衣而睡。
午飯和晚餐即由内子将刀叉盤碟接遞到手，餐桌即成了我的書案。
發長也不剪，應看牙醫也延期。
每天早上我害怕我的打字機驚擾鄰居，好像隻轉瞬間，下午的斜陽已在庭院。
公寓内外的小孩子業已放學，他們的嬉笑使我知道當天工作的時間業已用去大半。
這期間缺乏哈佛經濟專家的批評，使我能專心一志的工作，更是逗留在紐普茲的好處。
我和内子說及将來成書後，費正清先生可能尚有議論，可是這是以後的事。
如果我們争論不決，到頭一事無成，反而辜負他的好意更多。
在這期間我也仍給友兼師餘英時知道我著書的進度。
《财政與稅收》全部文稿交出後，我寫信給費公，如果哈佛東亞研究所對文稿有何問題，我可以在接到通知之後二十四小時内來劍橋當面答複。
可是至此并無隻字回音。
春假之後，1971年的上學期又飛快地過去，夏季來臨又無消息，于是我将複本寄英國劍橋大學的崔瑞德教授（D.C.Twitchett）問他是否可以詢問在劍橋出版之可能。
崔本人是《唐代财政史》的作者，我曾和他在學術研究會上認識。
他的回信，立刻可以使我歡欣鼓舞。
他善意的恭維我說，他自己在這文稿裡“學習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項。
他的結論說“雖說我不能替劍橋大學出版社發言，可是我想你把引用書目和注釋整個寄來，他們會高興接受的。
” 這事我沒有通知費公。
我隻想待到明年一月
我的允諾每次到哈佛居留兩星期的條件并沒有完全做到。
隻有第一次住了十天，以後我看到無人對我來去存意，也就将時間縮短以節省旅費，增加工作的時間。
這多次的來去也沒有驚動費公，隻有11月中的一次他留言他的秘書，叫我參加他當晚家中茶會，那種集會純系社交聯誼性質，我難得如此輕松的機會，所以當場彼此都沒有提及文稿一事。
我最後将稿寄去時，則知他已去南美洲。
為什麼我回紐普茲之後突然秃筆生花，寫下來的各章也有體系，以前的結構問題都不存在，以緻出版後獲得一緻的好評？這決不是此地山水鐘秀。
原來我在8月間的一天，危機的成分尚未解除之際，心内焦急如坐針氈，隻好放棄一切寫作在街中信步走去。
穿過波林士頓街的宿舍區之後即轉入紀念馳道（MemorialDrive）循着查理河東行，更因為内心的逼迫，隻是越走越快，未顧得街上情景，也忘記了路之遠近。
及至陳家餐館（JoyceChen）已是汗流浃背。
在餐館裡既喝熱茶又灌冰水，更因着室内冷氣一身清涼，也不知靈感如何産生，隻是此時此刻之後，對于寫中國曆史已經啟發了新的南針。
大概這問題在腦内郁積已久，又感到逼迫，才有了今後的決心。
寫中國曆史，尤其對付傳統中國，不應當先帶批評态度，因為那樣也有一種要求曆史“應當如是發生”的成見，我們務必先窮究曆史“何以”如是發生。
循着這原則，現代社會科學分科的辦法隻能在寫出曆史之輪廓構畫已成之後引用，不能在以前引用。
因為這些分科辦法已是歐美社會業已現代化之後的産物。
假使我們依靠它們作出發點，仍脫離不了曆史“應當如是”衍進的窠臼！ 例如以明朝治理财富的立場上講，我們首一要務乃是樹立這種離奇古怪的制度之本身邏輯，中國因為防洪救災以及對付北方遊牧民族諸般需要，在現代科技尚未展開之前，即已創造了一種中央集權的體制，此時罵它無益。
我們務必想象此時統計尚弄不清楚，一項文書動辄就綦時一月才到京師，主政者如何能貫徹這中央集權的宗旨。
其答案則是大緻以保持現局為前提。
對外隔絕，以避免其沖擊的力量。
不主張各地區的競争，注重數量，不注重質量。
以落後的單位為标準，不以最前進的部門為标準，因此才能保持内部的均一雷同。
推而廣之，以儀禮代替行政，用紀律代替法律，隻要外間的形貌過得去，用不着考究實質上的功用。
所以同一财政上的名辭，可以在不同的地區代表不同的事物，财政單位也可以有收縮性或擴張性。
此中好壞不說，總之這些原則綜合起來也成系統。
又因為以上諸般原則，并沒有由前人明白道出，寫曆史的人最好先找到一件具體之情形（casehistory），從确實已經發生的情形，推論而為抽象之原則。
此後不僅《十六世紀明代之财政與稅收》根據這方針寫出，而且我認為傳統中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一觀念也因此而産生。
以後寫出的《萬曆十五年》更是整體的引用上述方案。
驟然看來這是與費公治學的方法背道而馳。
他重分析，我重叙述。
可是在我執筆作書之前，腦内也必經過一重分析的階段，不然我無從發現以上諸般原則，如果我寫的曆史能算有創造性的話，這也仍是因為他不肯随便通過我未成熟的作品，因此被激勵而産生。
此項寫作的方針既定，1970年的秋季和冬季，我夜以繼日将以前業已搜集的資料整理翻寫成書，平均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每周七日，除了來去劍橋之外毫無間斷。
紐普茲的朋友以為我仍在哈佛，所以我們也無人打擾。
我每天穿睡衣浴袍，至晚則和衣而睡。
午飯和晚餐即由内子将刀叉盤碟接遞到手，餐桌即成了我的書案。
發長也不剪，應看牙醫也延期。
每天早上我害怕我的打字機驚擾鄰居，好像隻轉瞬間，下午的斜陽已在庭院。
公寓内外的小孩子業已放學，他們的嬉笑使我知道當天工作的時間業已用去大半。
這期間缺乏哈佛經濟專家的批評，使我能專心一志的工作，更是逗留在紐普茲的好處。
我和内子說及将來成書後，費正清先生可能尚有議論，可是這是以後的事。
如果我們争論不決，到頭一事無成，反而辜負他的好意更多。
在這期間我也仍給友兼師餘英時知道我著書的進度。
《财政與稅收》全部文稿交出後，我寫信給費公，如果哈佛東亞研究所對文稿有何問題，我可以在接到通知之後二十四小時内來劍橋當面答複。
可是至此并無隻字回音。
春假之後，1971年的上學期又飛快地過去，夏季來臨又無消息，于是我将複本寄英國劍橋大學的崔瑞德教授（D.C.Twitchett）問他是否可以詢問在劍橋出版之可能。
崔本人是《唐代财政史》的作者，我曾和他在學術研究會上認識。
他的回信，立刻可以使我歡欣鼓舞。
他善意的恭維我說，他自己在這文稿裡“學習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項。
他的結論說“雖說我不能替劍橋大學出版社發言，可是我想你把引用書目和注釋整個寄來，他們會高興接受的。
” 這事我沒有通知費公。
我隻想待到明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