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公誨我，我負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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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層次和程序，所以縱使他們每個機關都預聞财政與稅收，叙述起來仍不會雜亂無章。
我給費公看的稿本經他褒獎，“你寫得好，既正确又明了”。
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作曆史的重點在“分析”而不在“描寫”。
這一點卻伏下了我與他的關系日後發生隔膜之一大主因（見他1970年7月8日來信）。
7月中我交第二章稿時，情況已不如以前的完滿了。
首先他給我的評語（手寫）即是牽涉過多，缺乏組織，我自己再讀原稿，也确實如此。
我再花了兩個禮拜的工夫，一度改稿，也加入了一套數字，再附一段短箋，對我自己注重描寫的立場有了帶防禦性的辯護。
費公給我的答複更使我讀來悚然。
“我已經用盡了所能‘給你的’勸告了”，他給我如是坦白的寫着。
最後他說今後這稿本讓一個第三者閱讀，因為他是經濟史專家。
原來哈佛東亞研究所是一個跨越各院系的組織，所引用的研究費用，也按各部門分配，即是像我們訪問學者所作研究之成果，也代表各不同院系教職員的功業。
這樣一來，問題可麻煩了。
給我看稿的經濟專家暑期周遊國内外，8月初回劍橋，他給我第一段評語即是：“作此等書務必先根據人口統計和耕地面積的确實數字。
黃的文稿無一項可供讀者抱有信心的因素。
”我知道此人自己的著作一向以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為依歸。
我曾到他的辦公室裡和他對談。
他不能對我給傳統中國的看法存信心，我也不相信他所掌握的計量經濟學之萬能，竟可以代替古代中國的曆史。
我和他說及不僅今日我們無法确知明代的耕地面積，即是明朝皇帝和戶部尚書也不知道其确數，否則即不會有張居正丈量所發生的問題。
我又對他說：“你這樣不是要我做曆史家，倒是責成我做财政改革者（fiscalreformer）了。
”這當中有一個曆史不是說明為何如此的發生，倒先要主觀的咬定“應當”如是的發生之存意。
至此他也笑了。
可是東亞研究所的安排如此，因是也不知道是他使我的寫作徒增障礙，還是我使他的生活由簡單變為複雜。
我聽到他在接過我的電話後歎氣，也無從斷定我給他的麻煩是否超過他給我的煩惱。
我曾向費公建議明代财政史不屬于經濟史，因為當日的财政稅收不按現代經濟的原則。
言外之意，若是要找另外一個評論者，也要從漢學裡有根底的人中另覓高明。
這樣的建議，又等于由一個外來的人幹預哈佛大學的行政，也使費正清所長無從接受。
而最重要的，我的文稿也确實表現我的弱點，跨地過廣固然是資料使然，但是我的陳叙缺乏嚴謹的組織也是事實，讀來總是不順口，要是我沒有這些弱點，還可以指望費公的袒護了。
1970年8月，我陷于生活裡一段危機之中。
紐普茲學校聽說我得到研究費，“不久即有專書在哈佛大學出版”，已提議給我升級為正教授，而這時候東亞研究所給我的一萬元花費将半，九個月的時間也耗用了三分之一，而拟定所著書尚無頭緒。
哈佛的專家尚且建議我放棄籠括明代财政稅收的想法，專注重于官僚組織之作風。
他的着眼不是完全無理，但是他忽視了我已搜集的材料和準備的工作（例如全明朝八十九個戶部尚書的傳記）以及另開門面的工程浩大。
此外我更有一段切身的困難。
我們租住奧浦蘭路（UplandRoad）的房屋隻及于暑假的三個月，9月将屆，房東回府。
我在其他各處尋覓的房舍，因值哈佛開學的正常季節，所索租金非我的生活費内可能從容支付，并且合同統為全學年無一例外。
我在東亞研究所的臨時位置，隻及于夏季和秋季學期。
預定明春我仍須回紐普茲授課。
在紐普茲所租公寓房間也不便放棄，倘放棄則明春尋覓栖身之地也更為不易，況且内中的家具也無法安置。
8月下旬的一個中午，我又去見費公。
這次我沒有去他的辦公室，隻待候他中午去餐廳進餐時在走廊上攔截他。
即是今日我回憶至此仍然感到當時的尴尬。
我申請研究費已經表示寫書發表胸有成竹，不意到劍橋後不能兌現，既生枝節，又有支吾争論，現在工作尚無頭緒，更要請他對生活問題通融照顧，不免忸怩。
我問他是否可以讓我将家眷送回紐普茲，以後我的研究工作一半在家中做，每兩星期後來東亞研究所住留兩星期，以便引用圖書館并且和他接觸。
他的淡藍色眼睛對我看着約半分鐘，可見得這問題也仍須考慮。
可是他一經思量就很快的答複：“這有道理（Itmakessense），你寫一封信給我，将你的建議放在紙上。
” 費正清在麥卡錫整肅左派人物期間受威脅，而即在經理哈佛東亞研究所的時候也要顧及各方面的傾軋。
學人雖屬自治團體，可是裡面的争吵不休，中外一樣。
費公也親自告訴我他的處境艱難，所以凡事都空口無憑，有書為證，确有必要的顧慮，至此我也更體念到我提出回家工作的要求時，他遲疑了一會之由來。
以後我再回想到當時情節，仍免不了愧疚交并。
三天之後，我的申請得到他的批示。
他信上說，這事向無先例，可是隻要我的工作因此安排而有效率，他就想不出有何原因不予同意。
因為頒發研究費的目的隻在促成我的工作，使我能早日成書。
自此之後我于9月中，10
我給費公看的稿本經他褒獎，“你寫得好，既正确又明了”。
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作曆史的重點在“分析”而不在“描寫”。
這一點卻伏下了我與他的關系日後發生隔膜之一大主因（見他1970年7月8日來信）。
7月中我交第二章稿時，情況已不如以前的完滿了。
首先他給我的評語（手寫）即是牽涉過多，缺乏組織，我自己再讀原稿，也确實如此。
我再花了兩個禮拜的工夫，一度改稿，也加入了一套數字，再附一段短箋，對我自己注重描寫的立場有了帶防禦性的辯護。
費公給我的答複更使我讀來悚然。
“我已經用盡了所能‘給你的’勸告了”，他給我如是坦白的寫着。
最後他說今後這稿本讓一個第三者閱讀，因為他是經濟史專家。
原來哈佛東亞研究所是一個跨越各院系的組織，所引用的研究費用，也按各部門分配，即是像我們訪問學者所作研究之成果，也代表各不同院系教職員的功業。
這樣一來，問題可麻煩了。
給我看稿的經濟專家暑期周遊國内外，8月初回劍橋，他給我第一段評語即是：“作此等書務必先根據人口統計和耕地面積的确實數字。
黃的文稿無一項可供讀者抱有信心的因素。
”我知道此人自己的著作一向以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為依歸。
我曾到他的辦公室裡和他對談。
他不能對我給傳統中國的看法存信心，我也不相信他所掌握的計量經濟學之萬能，竟可以代替古代中國的曆史。
我和他說及不僅今日我們無法确知明代的耕地面積，即是明朝皇帝和戶部尚書也不知道其确數，否則即不會有張居正丈量所發生的問題。
我又對他說：“你這樣不是要我做曆史家，倒是責成我做财政改革者（fiscalreformer）了。
”這當中有一個曆史不是說明為何如此的發生，倒先要主觀的咬定“應當”如是的發生之存意。
至此他也笑了。
可是東亞研究所的安排如此，因是也不知道是他使我的寫作徒增障礙，還是我使他的生活由簡單變為複雜。
我聽到他在接過我的電話後歎氣，也無從斷定我給他的麻煩是否超過他給我的煩惱。
我曾向費公建議明代财政史不屬于經濟史，因為當日的财政稅收不按現代經濟的原則。
言外之意，若是要找另外一個評論者，也要從漢學裡有根底的人中另覓高明。
這樣的建議，又等于由一個外來的人幹預哈佛大學的行政，也使費正清所長無從接受。
而最重要的，我的文稿也确實表現我的弱點，跨地過廣固然是資料使然，但是我的陳叙缺乏嚴謹的組織也是事實，讀來總是不順口，要是我沒有這些弱點，還可以指望費公的袒護了。
1970年8月，我陷于生活裡一段危機之中。
紐普茲學校聽說我得到研究費，“不久即有專書在哈佛大學出版”，已提議給我升級為正教授，而這時候東亞研究所給我的一萬元花費将半，九個月的時間也耗用了三分之一，而拟定所著書尚無頭緒。
哈佛的專家尚且建議我放棄籠括明代财政稅收的想法，專注重于官僚組織之作風。
他的着眼不是完全無理，但是他忽視了我已搜集的材料和準備的工作（例如全明朝八十九個戶部尚書的傳記）以及另開門面的工程浩大。
此外我更有一段切身的困難。
我們租住奧浦蘭路（UplandRoad）的房屋隻及于暑假的三個月，9月将屆，房東回府。
我在其他各處尋覓的房舍，因值哈佛開學的正常季節，所索租金非我的生活費内可能從容支付，并且合同統為全學年無一例外。
我在東亞研究所的臨時位置，隻及于夏季和秋季學期。
預定明春我仍須回紐普茲授課。
在紐普茲所租公寓房間也不便放棄，倘放棄則明春尋覓栖身之地也更為不易，況且内中的家具也無法安置。
8月下旬的一個中午，我又去見費公。
這次我沒有去他的辦公室，隻待候他中午去餐廳進餐時在走廊上攔截他。
即是今日我回憶至此仍然感到當時的尴尬。
我申請研究費已經表示寫書發表胸有成竹，不意到劍橋後不能兌現，既生枝節，又有支吾争論，現在工作尚無頭緒，更要請他對生活問題通融照顧，不免忸怩。
我問他是否可以讓我将家眷送回紐普茲，以後我的研究工作一半在家中做，每兩星期後來東亞研究所住留兩星期，以便引用圖書館并且和他接觸。
他的淡藍色眼睛對我看着約半分鐘，可見得這問題也仍須考慮。
可是他一經思量就很快的答複：“這有道理（Itmakessense），你寫一封信給我，将你的建議放在紙上。
” 費正清在麥卡錫整肅左派人物期間受威脅，而即在經理哈佛東亞研究所的時候也要顧及各方面的傾軋。
學人雖屬自治團體，可是裡面的争吵不休，中外一樣。
費公也親自告訴我他的處境艱難，所以凡事都空口無憑，有書為證，确有必要的顧慮，至此我也更體念到我提出回家工作的要求時，他遲疑了一會之由來。
以後我再回想到當時情節，仍免不了愧疚交并。
三天之後，我的申請得到他的批示。
他信上說，這事向無先例，可是隻要我的工作因此安排而有效率，他就想不出有何原因不予同意。
因為頒發研究費的目的隻在促成我的工作，使我能早日成書。
自此之後我于9月中，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