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天樓下的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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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方在波士頓遇見了他的朋友。
晚餐之後聚談到十點半，他辭别了出來。
朋友原來邀他在旅館裡住夜，他辭謝了。
在夏天像奧頓這樣的旅舍，單人房間起碼就是一百美金一夜。
而且衛方每一旅行就失眠。
與其輾轉反側地糾纏着枕頭和床單掙紮，還不如星夜回家，說不定在巴士上還可以若斷若續地坐着打盹。
在車站裡，他發現洗手間在地下室。
但樓梯口有一位穿制服的服務員把守，來人非持有車票，不得下梯。
上下樓梯之後，衛方還想到當晚他和朋友在奧頓的餐室裡的晚餐。
他叫的是小鳕魚，朋友要的是海味特品（seafoodspecial）。
他們的侍者名叫沾米。
“一切如何？”沾米每幾分鐘就走來問。
朋友告訴沾米，海味煎烹得過度。
“抱歉。
”沾米說着。
衛方在旁邊沒有明講的則是鳕魚味同嚼蠟。
付賬時，朋友在賬單上簽了字，另給小賬三元。
沾米取過去，初時并沒說什麼，過了三四分鐘他又回來了，手中仍拿着内有賬單與小賬的膠型碟子。
“先生，”他告訴朋友，“你的簽字沒有注明房間号碼。
”這位朋友照着侍者的指示，将房間号碼加寫在簽名之下。
這時候，三塊錢小賬仍在碟裡，沾米就趁着這機會做文章。
“先生，”他說，“難道這裡的服務這麼壞？” “什麼？”東道主已經把筆放在口袋裡，很驚訝地瞧着沾米。
對方仍然站在桌子旁邊，很理直氣壯地陳述：“你給的小賬不到十分之一，所以我要知道服務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 當面被抗議小賬給得不夠，這是第一次的經驗。
可是，這是沾米的世界，小賬已是分内應有而不是額外施恩。
他又不能原諒這兩位資深公民之年老無知，重複地說：“這小賬不及十分之一……” 衛方不能猜想四十年前，當他的東道主胸前挂着飛行員和降落傘的徽章時，對這種質問的反應，現在到底是經過聖命的牧師（ordainedminister），此一時彼一時也，态度自然不同，他從皮包裡找出一張五元鈔票放在碟子裡，才把三張一元鈔票收回。
沾米對他的抗議算是得到圓滿的解決，低聲哼着道謝退場。
波士頓到紐約的巴士擠滿了旅客，有些人在車門口站隊達一兩小時，就是想要占得座位。
衛方上車時已經找不到座位，後面還有三十個人，照例公司要加派一輛車，但是這時候司機用擴音器叫乘客将行囊放在座下，小孩放在大人的懷抱中，“如果一個人占着兩個座位，就要加買一張票。
”這樣的呼喚之後，衛方得坐在一位太太的旁邊，她被迫将一個約三四歲，正在酣睡的孩子貼着自己抱起。
最後還有一位太太讓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占着一個座位。
司機走上前要她買票。
“照規定他不需要票。
”她辯着。
“他不需要票，那也就不能占座位。
”司機緊迫着，還站在旁邊不去，這位太太意态怏怏地也把小孩貼身抱着。
司機算是替走廊上最後一個旅客找到了座位，于是再度清點人數，又向傳音器裡說了些話，巴士才離站，至此已近半夜時分。
巴士脫離了波士頓市區，進入跨省公路。
不知什麼時候，他真的打了一陣盹，醒來隻聽着司機大叫。
“哈特福！”此時隻有一位乘客下車，座席也給一位新來的乘客接替。
衛方又在朦胧中繼續他的旅程。
再醒來時，巴士已入紐約州。
外面的雨已經停了，沾濕的樹葉在路燈之下帶着晶瑩的景色。
自從1974年衛方已成為美國公民。
提到美國好的地方，衛方是毫不猶疑的。
在他所著的曆史書裡，已經說明抗戰後期，中國是靠美國的支撐才能獲得最後勝利的。
他也記着1950年間在美國南部旅行的時候，車站的洗手間沒有派專人看守，卻有“有色人種”和“白人”的區别，任何地方都是分作兩處。
即是飲水的噴泉，也标示着colored和white，真是泾渭分明。
巴士在清晨四時半到紐約汽車總站（PortAuthorityTerminal）。
下車之後，他才知道一切不如想象。
偌大的紐約總站，隻有灰狗經營的地下室一部分開放，有警衛守門，隻讓有票的人進來。
候車室已經坐滿了人，還有人在地上躺着睡覺，也有人靠在樓梯旁邊看報紙。
提着行李信步走到四十二街，他已經問明白了：第一班去紐普茲的車在清晨七點出發，車站在六點半才開門售票。
離現在至少還有一個半鐘頭。
這時候街上雖有車輛行人來往，但所有的店鋪全都關着，即使咖啡店也是門扉深鎖。
他擡頭望着很多的摩天樓，又興起今昔之感。
衛方第一次到紐約時，全部的建築都是鋼骨水泥，現在卻有很多的用有色玻璃做建築的外表了。
沿着第九大道走去，他不敢太靠着建築物走。
因為有些無家可歸（homeless）的人正傍着牆壁睡
晚餐之後聚談到十點半，他辭别了出來。
朋友原來邀他在旅館裡住夜，他辭謝了。
在夏天像奧頓這樣的旅舍，單人房間起碼就是一百美金一夜。
而且衛方每一旅行就失眠。
與其輾轉反側地糾纏着枕頭和床單掙紮，還不如星夜回家，說不定在巴士上還可以若斷若續地坐着打盹。
在車站裡，他發現洗手間在地下室。
但樓梯口有一位穿制服的服務員把守，來人非持有車票，不得下梯。
上下樓梯之後，衛方還想到當晚他和朋友在奧頓的餐室裡的晚餐。
他叫的是小鳕魚，朋友要的是海味特品（seafoodspecial）。
他們的侍者名叫沾米。
“一切如何？”沾米每幾分鐘就走來問。
朋友告訴沾米，海味煎烹得過度。
“抱歉。
”沾米說着。
衛方在旁邊沒有明講的則是鳕魚味同嚼蠟。
付賬時，朋友在賬單上簽了字，另給小賬三元。
沾米取過去，初時并沒說什麼，過了三四分鐘他又回來了，手中仍拿着内有賬單與小賬的膠型碟子。
“先生，”他告訴朋友，“你的簽字沒有注明房間号碼。
”這位朋友照着侍者的指示，将房間号碼加寫在簽名之下。
這時候，三塊錢小賬仍在碟裡，沾米就趁着這機會做文章。
“先生，”他說，“難道這裡的服務這麼壞？” “什麼？”東道主已經把筆放在口袋裡，很驚訝地瞧着沾米。
對方仍然站在桌子旁邊，很理直氣壯地陳述：“你給的小賬不到十分之一，所以我要知道服務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 當面被抗議小賬給得不夠，這是第一次的經驗。
可是，這是沾米的世界，小賬已是分内應有而不是額外施恩。
他又不能原諒這兩位資深公民之年老無知，重複地說：“這小賬不及十分之一……” 衛方不能猜想四十年前，當他的東道主胸前挂着飛行員和降落傘的徽章時，對這種質問的反應，現在到底是經過聖命的牧師（ordainedminister），此一時彼一時也，态度自然不同，他從皮包裡找出一張五元鈔票放在碟子裡，才把三張一元鈔票收回。
沾米對他的抗議算是得到圓滿的解決，低聲哼着道謝退場。
波士頓到紐約的巴士擠滿了旅客，有些人在車門口站隊達一兩小時，就是想要占得座位。
衛方上車時已經找不到座位，後面還有三十個人，照例公司要加派一輛車，但是這時候司機用擴音器叫乘客将行囊放在座下，小孩放在大人的懷抱中，“如果一個人占着兩個座位，就要加買一張票。
”這樣的呼喚之後，衛方得坐在一位太太的旁邊，她被迫将一個約三四歲，正在酣睡的孩子貼着自己抱起。
最後還有一位太太讓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占着一個座位。
司機走上前要她買票。
“照規定他不需要票。
”她辯着。
“他不需要票，那也就不能占座位。
”司機緊迫着，還站在旁邊不去，這位太太意态怏怏地也把小孩貼身抱着。
司機算是替走廊上最後一個旅客找到了座位，于是再度清點人數，又向傳音器裡說了些話，巴士才離站，至此已近半夜時分。
巴士脫離了波士頓市區，進入跨省公路。
不知什麼時候，他真的打了一陣盹，醒來隻聽着司機大叫。
“哈特福！”此時隻有一位乘客下車，座席也給一位新來的乘客接替。
衛方又在朦胧中繼續他的旅程。
再醒來時，巴士已入紐約州。
外面的雨已經停了，沾濕的樹葉在路燈之下帶着晶瑩的景色。
自從1974年衛方已成為美國公民。
提到美國好的地方，衛方是毫不猶疑的。
在他所著的曆史書裡，已經說明抗戰後期，中國是靠美國的支撐才能獲得最後勝利的。
他也記着1950年間在美國南部旅行的時候，車站的洗手間沒有派專人看守，卻有“有色人種”和“白人”的區别，任何地方都是分作兩處。
即是飲水的噴泉，也标示着colored和white，真是泾渭分明。
巴士在清晨四時半到紐約汽車總站（PortAuthorityTerminal）。
下車之後，他才知道一切不如想象。
偌大的紐約總站，隻有灰狗經營的地下室一部分開放，有警衛守門，隻讓有票的人進來。
候車室已經坐滿了人，還有人在地上躺着睡覺，也有人靠在樓梯旁邊看報紙。
提着行李信步走到四十二街，他已經問明白了：第一班去紐普茲的車在清晨七點出發，車站在六點半才開門售票。
離現在至少還有一個半鐘頭。
這時候街上雖有車輛行人來往，但所有的店鋪全都關着，即使咖啡店也是門扉深鎖。
他擡頭望着很多的摩天樓，又興起今昔之感。
衛方第一次到紐約時，全部的建築都是鋼骨水泥，現在卻有很多的用有色玻璃做建築的外表了。
沿着第九大道走去，他不敢太靠着建築物走。
因為有些無家可歸（homeless）的人正傍着牆壁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