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公誨我，我負費公
關燈
小
中
大
1970年的夏天，我因友兼師餘英時教授的推薦，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于6月全家遷居于麻省劍橋，自此有機會與所長費正清教授接近。
費教授是美國研究現代中國的開山老祖。
我在密歇根做研究生的時候就已早聞大名。
他的一部名著《美國與中國》也給我大開眼界，讀此書才知道美國政壇新聞界與學術界對中國有一段共識之由來。
況且我作博士論文的指導者餘英時和費維恺（AlbertFeuerwerker）也都是費先生門前桃李，于是我也和很多其他學中國曆史的一樣，自分隻是“三等僧衆”，以能與大師直接接觸為幸。
也真料不到費先生真能謙恭下士。
1970年的夏天，天氣奇熱，研究所所在的柯立芝大廈的磚牆正當西曬，當日尚無冷氣設備。
一天下午，我獨自在一間研究室裡解衣寬帶赤足。
突然有人敲門，倉猝開門，迎面竟是費公（和他接近的研究生都如是稱他，一班學生則将他兩個名字颠倒，呼之為KingJohn）。
我還沒有去拜訪他，他倒先自我介紹：“I’mJohnFairbank．”同時他又帶來門下一位博士候選人居蜜女士。
居小姐研究明代社會史。
費公就和我說：“你對明史既有心得，不妨給她指點。
”所以我未行弟子禮，倒已先被作幕上嘉賓看待。
在美國學術界講我有如“非科班出身”。
因為弱冠期間剛入大學，随即投筆從戎，以後在部隊裡待下十餘年，體驗過扪蚤吃狗肉各段經曆，也曾裝腔學做粗線條的硬漢子。
自是再回頭念書，也免不了在很多地方支吾将就，而尤以外文為甚。
我雖然也曾上過美國的參謀大學，可是始終沒有将英文有系統的培植得妥當。
總是道聽途說，滿以為無師自通，實際上很多地方馬虎松懈。
而在哈佛的幾個月間也真得到大師費先生一再的指正。
中國之方志英文為gazetteer。
如果我在稿本上錯拼十次，費公也用紅筆給我糾正十次。
毫不輕松放過。
“物資”則為material。
如果提到時隻是一種籠統的觀念，有如泛稱原料則為單數。
如果涉及各種建築材料，有如磚瓦油漆則為複數。
如果我稿本上有任何差錯，費公尚在糾正之後，仔細說明原委。
這時候他手下的研究生博士候選人和像我這樣的外來訪問學者已不下一二十人。
他自己還在修訂《美國與中國》之第三版，有時候尚應各界邀請撰寫書評，在電視前發表談話，而仍然有此耐心，也真令人感佩。
我那時的工作，着眼于明代财政。
我既已用“明代之漕運”作博士論文，也參加過富路德（L.CarringtonGoodrich）教授主持的《明代名人傳》之研究工作，又曾在教書之餘将一百三十三冊的《明實錄》浏覽一遍，更曾往芝加哥大學和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翻閱明代方志。
積下來的資料，也算盈筐滿箧。
至此想寫一本專書。
雖然隻有九個月的時間，猜想隻要努力加工，應仍能及時交卷。
在哈佛的另一好處則是成書時例收入《哈佛東亞研究叢書》，此乃美國漢學出版品之精萃。
華裔教授中之聞名人物如何炳棣及劉子健都為執筆人。
所以我雖非常春藤大學之科班出身，也指望所著書殺青，登上龍門身價陡增，不難在紐普茲學校加薪升級。
1970年乃是美國學潮起伏之際。
五月初，俄亥俄州之肯特大學即因學生反對越南戰争遊行示威和彈壓的州衛兵沖突，釀成流血慘劇。
可是麻省劍橋卻反是風平浪靜。
哈佛的各部門呈現特殊現象者為職業介紹所及雇聘處。
大概每年一到夏間，此間教職員學生和眷屬多往他處遊曆或研究，外來的學生和家眷等又莅臨進香膜拜，出進之間，各種工作、尤其是臨時性質的書算等職位，必有一番更動和交代。
此外哈佛廣場某晚有青年男女十餘人，頭發剃得奇形怪狀，身穿褐色、黃色袈裟，也不知代表何教何宗，隻是手執小鈴“鍁，鍁，鍁”地向人化募，而旁觀看熱鬧的多，化緣的少。
此外則雖是遊人如織毫無其他特殊形象。
我的工作大要是将業已收集妥當的資料籌備整理翻寫為英文。
即使有時候須往哈佛燕京圖書館翻閱補充資料，這樣的出處不多。
一般的工作可以在柯立芝大廈内閉戶造車。
原來我的計劃是将所寫書包括整個明朝，上自洪武永樂下迄天啟崇祯，注意由盛而衰的原因，也注重稅收中晚期以銀代實物的影響，可是費公嚴格地指出，那樣牽涉過多，内容必泛濫無邊際。
他一向的宗旨，學生的論文不管題材為何，所概括的時間不過二十年，這樣才能緊湊紮實。
後來我一再辯論明朝的資料與19世紀不同，才折衷将預定的書刊所概括的期間限在16世紀。
費正清先生又說：“你專注于16世紀，并不是其他的時代一字不提，同時你把16世紀寫得好，則應當答複的問題必已找到适當的答案。
”後來看出這些指點都說得對。
我寫的第一章可算一帆風順。
其對象是明代官衙組織及各單位與财政稅收的關系。
關于明代官衙組織，早有先進學者賀凱教授（CharlesO.Hucker）慘淡經營作成專書。
寫曆史總是“後人騎在前人肩上”。
他的一生著作我隻要仔細拜讀，半年也可得其梗概，因之引用起來，不覺即已事半而功倍，何況吏戶禮工刑兵六部，府州縣三級地方制本來就有它
費教授是美國研究現代中國的開山老祖。
我在密歇根做研究生的時候就已早聞大名。
他的一部名著《美國與中國》也給我大開眼界，讀此書才知道美國政壇新聞界與學術界對中國有一段共識之由來。
況且我作博士論文的指導者餘英時和費維恺（AlbertFeuerwerker）也都是費先生門前桃李，于是我也和很多其他學中國曆史的一樣，自分隻是“三等僧衆”，以能與大師直接接觸為幸。
也真料不到費先生真能謙恭下士。
1970年的夏天，天氣奇熱，研究所所在的柯立芝大廈的磚牆正當西曬，當日尚無冷氣設備。
一天下午，我獨自在一間研究室裡解衣寬帶赤足。
突然有人敲門，倉猝開門，迎面竟是費公（和他接近的研究生都如是稱他，一班學生則将他兩個名字颠倒，呼之為KingJohn）。
我還沒有去拜訪他，他倒先自我介紹：“I’mJohnFairbank．”同時他又帶來門下一位博士候選人居蜜女士。
居小姐研究明代社會史。
費公就和我說：“你對明史既有心得，不妨給她指點。
”所以我未行弟子禮，倒已先被作幕上嘉賓看待。
在美國學術界講我有如“非科班出身”。
因為弱冠期間剛入大學，随即投筆從戎，以後在部隊裡待下十餘年，體驗過扪蚤吃狗肉各段經曆，也曾裝腔學做粗線條的硬漢子。
自是再回頭念書，也免不了在很多地方支吾将就，而尤以外文為甚。
我雖然也曾上過美國的參謀大學，可是始終沒有将英文有系統的培植得妥當。
總是道聽途說，滿以為無師自通，實際上很多地方馬虎松懈。
而在哈佛的幾個月間也真得到大師費先生一再的指正。
中國之方志英文為gazetteer。
如果我在稿本上錯拼十次，費公也用紅筆給我糾正十次。
毫不輕松放過。
“物資”則為material。
如果提到時隻是一種籠統的觀念，有如泛稱原料則為單數。
如果涉及各種建築材料，有如磚瓦油漆則為複數。
如果我稿本上有任何差錯，費公尚在糾正之後，仔細說明原委。
這時候他手下的研究生博士候選人和像我這樣的外來訪問學者已不下一二十人。
他自己還在修訂《美國與中國》之第三版，有時候尚應各界邀請撰寫書評，在電視前發表談話，而仍然有此耐心，也真令人感佩。
我那時的工作，着眼于明代财政。
我既已用“明代之漕運”作博士論文，也參加過富路德（L.CarringtonGoodrich）教授主持的《明代名人傳》之研究工作，又曾在教書之餘将一百三十三冊的《明實錄》浏覽一遍，更曾往芝加哥大學和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翻閱明代方志。
積下來的資料，也算盈筐滿箧。
至此想寫一本專書。
雖然隻有九個月的時間，猜想隻要努力加工，應仍能及時交卷。
在哈佛的另一好處則是成書時例收入《哈佛東亞研究叢書》，此乃美國漢學出版品之精萃。
華裔教授中之聞名人物如何炳棣及劉子健都為執筆人。
所以我雖非常春藤大學之科班出身，也指望所著書殺青，登上龍門身價陡增，不難在紐普茲學校加薪升級。
1970年乃是美國學潮起伏之際。
五月初，俄亥俄州之肯特大學即因學生反對越南戰争遊行示威和彈壓的州衛兵沖突，釀成流血慘劇。
可是麻省劍橋卻反是風平浪靜。
哈佛的各部門呈現特殊現象者為職業介紹所及雇聘處。
大概每年一到夏間，此間教職員學生和眷屬多往他處遊曆或研究，外來的學生和家眷等又莅臨進香膜拜，出進之間，各種工作、尤其是臨時性質的書算等職位，必有一番更動和交代。
此外哈佛廣場某晚有青年男女十餘人，頭發剃得奇形怪狀，身穿褐色、黃色袈裟，也不知代表何教何宗，隻是手執小鈴“鍁，鍁，鍁”地向人化募，而旁觀看熱鬧的多，化緣的少。
此外則雖是遊人如織毫無其他特殊形象。
我的工作大要是将業已收集妥當的資料籌備整理翻寫為英文。
即使有時候須往哈佛燕京圖書館翻閱補充資料，這樣的出處不多。
一般的工作可以在柯立芝大廈内閉戶造車。
原來我的計劃是将所寫書包括整個明朝，上自洪武永樂下迄天啟崇祯，注意由盛而衰的原因，也注重稅收中晚期以銀代實物的影響，可是費公嚴格地指出，那樣牽涉過多，内容必泛濫無邊際。
他一向的宗旨，學生的論文不管題材為何，所概括的時間不過二十年，這樣才能緊湊紮實。
後來我一再辯論明朝的資料與19世紀不同，才折衷将預定的書刊所概括的期間限在16世紀。
費正清先生又說：“你專注于16世紀，并不是其他的時代一字不提，同時你把16世紀寫得好，則應當答複的問題必已找到适當的答案。
”後來看出這些指點都說得對。
我寫的第一章可算一帆風順。
其對象是明代官衙組織及各單位與财政稅收的關系。
關于明代官衙組織，早有先進學者賀凱教授（CharlesO.Hucker）慘淡經營作成專書。
寫曆史總是“後人騎在前人肩上”。
他的一生著作我隻要仔細拜讀，半年也可得其梗概，因之引用起來，不覺即已事半而功倍，何況吏戶禮工刑兵六部，府州縣三級地方制本來就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