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公誨我，我負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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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全稿交出整一年，到時哈佛仍無消息，我才可以名正言順的請求将原稿收回。
可是也料不到我和英國方面的接觸仍未妥定的當頭，1971年10月（去我預定的一年早三個月）我突然又接到費公的一封短柬。
他信上說他一直事忙，不知道我文稿的下落。
至此我隻好硬着頭皮寫信給他，說我已在另覓出版社，隻是沒有提及劍橋大學出版社和崔瑞德，我誠懇地告訴他，我和他的評論人立場相去過遠無法合作，“如果這樣拖下去可以拖上很多年，隻有使彼此不快”。
我又繼續說及我雖和另一出版社接洽也并無定局。
如果文稿被拒絕，可見得他的評論人對，我無話說。
可是真有機會在外出版，“則我的書如像一朵野菊花般的開得旺盛，既不在您的庭院之中，您也應為之驕傲，因為您是最初的澆水人”。
這封信寄出後我如釋重負。
本來在《哈佛東亞叢書》出版是一種特殊的待遇，不是訪問學者的義務。
研究所所長費正清教授給我私人善意的照顧，則是另一回事。
即算我負費公，也還是如此光明磊落提出的好，當時總以為這事已就此收束。
又真料不到此信去後，再接到他的一封信。
費公說他對我的文稿仍舊感興趣。
他已和我的評論人商量，如我接洽的出版社無着落的話，哈佛至少可以抽出稿中一部出版，或者題為《明代财政論文集》（EssaysonMingFiscalAdministration）。
這當中也有一段解說：當我還在哈佛與評論人争執時，他說我的文稿隻是“未完成的論文”（incompleteessay）。
我就反駁任何曆史著作都可以視作未完成的論文，即是吉朋的《羅馬之衰亡》亦複如是。
其實《十六世紀明代之财政與稅收》成稿時已二十四萬字，附有二十六個數目字表，和一千三百七十段注釋，每段注釋都提到兩三項文件，當中有一段提到十七項出處。
除了田賦鹽稅兵饷等重要收支外，也包括了捐監與泰山進香的收入、鑄錢的情形和淮河裡制造糧船的實況等，其好處則在其詳盡。
我無意任之分割碎裂。
可是費正清的來信，顯示着以他學術上的聲望地位不說，隻因着哈佛的經理，斡旋于兩個意氣用事的人之間，極盡其容忍，令人心折。
《十六世紀明代之财政與稅收》在英國也受了一段折磨。
即臨到最後排印期間也因為阿拉伯人的原油罷市，英國能源短少，全國工作減半而停頓。
最後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書時已是1974年年底，去我原稿完成已近四年，我立即寄了一部給費公，表示對他的“尊敬、景慕與感激”（respect,admiration,andgratitude），也收到他一封熱情洋溢的回信。
近多年來費正清教授失去了他在研究中國實質上的領導地位，雖然他的文字仍見于重要刊物，他自己也間常出現于電視，可是他的言辭已失去了當年的斬釘截鐵、鋒芒畢露的色彩（比如他曾說“國家”一字不見于傳統中國之字彙。
又說國民政府戴上了“雙焦點眼鏡”既複古也維新）。
1976年我有一份稿件請他支持，他答應看後卻一直沒有回音。
可是三年後他知道我在紐普茲被排擠失去職位，曾不待我的央請，令他以前一位高足，現任中西部一間大學法學院院長的給我電話，不待面試願意授我職位，隻是我也有原因辭而未就。
他的自傳《到中國去》（Chinabound）出現于1982年，雖然内中也有很多有興趣的段落，隻是也表現他為優秀主義者（elitist），即是他交往的中共人物，也限于風采翩翩受過高等教育的角色（大凡治學的人都有優秀主義的趨向，連我自己在内。
但是以這種态度對付現今中國廣大的群衆運動則非常的不協調），也暴露了他對蔣介石的憤怒出于感情作用。
書中也有對某些人不必要的奚落，如亞索甫（Alsop）、李約瑟（Needham）和一位台灣的官員（未具姓名），書中提出他在哈佛費公給他不及格。
費正清先生給我兩點最大的啟示，都出于他的著作中，一是他接收着他自己的恩師蔣廷黻的判斷，認為不少的中國人對西洋情事非常清楚，對中國内地實況卻反而茫然莫識。
另一則是中國有她本身的特征，即現代化亦會保持她的特色。
從這兩點啟示，我可以對中國前途保持樂觀的看法。
不少的人沒有領悟得到，中國很多情事好像由上端人物片面決定，其實則領導人物無不遷就下端。
自我從軍時在内地的情形，隻眼看來即是缺乏有效的方法控制下端。
刻下中國已逐漸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情形可望好轉。
還有些人不僅對中國期望過速，而且盼望改革的後果也是極端的西化。
這不僅不可能，也不需要，即日本經過美軍占領，戰後改造全受美國指令，到頭日本并沒有成為美國之翻版。
所以今日中國縱有千百種不如人意之事，隻要步驟上是朝安定康樂的大方向走，我們應當鼓勵協助其完成。
這種樂觀的看法，已不複見于費正清最近之書刊。
我給費公最後的一段短柬自稱為“不聽指示的學徒”（YourWaywardDisciple）。
我也自認我負費公。
可是即算我是不及格的三等僧衆，我仍要說我受大師費正清先生誨益非止一端。
1991年9月28日《時報周刊》三四四期
可是也料不到我和英國方面的接觸仍未妥定的當頭，1971年10月（去我預定的一年早三個月）我突然又接到費公的一封短柬。
他信上說他一直事忙，不知道我文稿的下落。
至此我隻好硬着頭皮寫信給他，說我已在另覓出版社，隻是沒有提及劍橋大學出版社和崔瑞德，我誠懇地告訴他，我和他的評論人立場相去過遠無法合作，“如果這樣拖下去可以拖上很多年，隻有使彼此不快”。
我又繼續說及我雖和另一出版社接洽也并無定局。
如果文稿被拒絕，可見得他的評論人對，我無話說。
可是真有機會在外出版，“則我的書如像一朵野菊花般的開得旺盛，既不在您的庭院之中，您也應為之驕傲，因為您是最初的澆水人”。
這封信寄出後我如釋重負。
本來在《哈佛東亞叢書》出版是一種特殊的待遇，不是訪問學者的義務。
研究所所長費正清教授給我私人善意的照顧，則是另一回事。
即算我負費公，也還是如此光明磊落提出的好，當時總以為這事已就此收束。
又真料不到此信去後，再接到他的一封信。
費公說他對我的文稿仍舊感興趣。
他已和我的評論人商量，如我接洽的出版社無着落的話，哈佛至少可以抽出稿中一部出版，或者題為《明代财政論文集》（EssaysonMingFiscalAdministration）。
這當中也有一段解說：當我還在哈佛與評論人争執時，他說我的文稿隻是“未完成的論文”（incompleteessay）。
我就反駁任何曆史著作都可以視作未完成的論文，即是吉朋的《羅馬之衰亡》亦複如是。
其實《十六世紀明代之财政與稅收》成稿時已二十四萬字，附有二十六個數目字表，和一千三百七十段注釋，每段注釋都提到兩三項文件，當中有一段提到十七項出處。
除了田賦鹽稅兵饷等重要收支外，也包括了捐監與泰山進香的收入、鑄錢的情形和淮河裡制造糧船的實況等，其好處則在其詳盡。
我無意任之分割碎裂。
可是費正清的來信，顯示着以他學術上的聲望地位不說，隻因着哈佛的經理，斡旋于兩個意氣用事的人之間，極盡其容忍，令人心折。
《十六世紀明代之财政與稅收》在英國也受了一段折磨。
即臨到最後排印期間也因為阿拉伯人的原油罷市，英國能源短少，全國工作減半而停頓。
最後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書時已是1974年年底，去我原稿完成已近四年，我立即寄了一部給費公，表示對他的“尊敬、景慕與感激”（respect,admiration,andgratitude），也收到他一封熱情洋溢的回信。
近多年來費正清教授失去了他在研究中國實質上的領導地位，雖然他的文字仍見于重要刊物，他自己也間常出現于電視，可是他的言辭已失去了當年的斬釘截鐵、鋒芒畢露的色彩（比如他曾說“國家”一字不見于傳統中國之字彙。
又說國民政府戴上了“雙焦點眼鏡”既複古也維新）。
1976年我有一份稿件請他支持，他答應看後卻一直沒有回音。
可是三年後他知道我在紐普茲被排擠失去職位，曾不待我的央請，令他以前一位高足，現任中西部一間大學法學院院長的給我電話，不待面試願意授我職位，隻是我也有原因辭而未就。
他的自傳《到中國去》（Chinabound）出現于1982年，雖然内中也有很多有興趣的段落，隻是也表現他為優秀主義者（elitist），即是他交往的中共人物，也限于風采翩翩受過高等教育的角色（大凡治學的人都有優秀主義的趨向，連我自己在内。
但是以這種态度對付現今中國廣大的群衆運動則非常的不協調），也暴露了他對蔣介石的憤怒出于感情作用。
書中也有對某些人不必要的奚落，如亞索甫（Alsop）、李約瑟（Needham）和一位台灣的官員（未具姓名），書中提出他在哈佛費公給他不及格。
費正清先生給我兩點最大的啟示，都出于他的著作中，一是他接收着他自己的恩師蔣廷黻的判斷，認為不少的中國人對西洋情事非常清楚，對中國内地實況卻反而茫然莫識。
另一則是中國有她本身的特征，即現代化亦會保持她的特色。
從這兩點啟示，我可以對中國前途保持樂觀的看法。
不少的人沒有領悟得到，中國很多情事好像由上端人物片面決定，其實則領導人物無不遷就下端。
自我從軍時在内地的情形，隻眼看來即是缺乏有效的方法控制下端。
刻下中國已逐漸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情形可望好轉。
還有些人不僅對中國期望過速，而且盼望改革的後果也是極端的西化。
這不僅不可能，也不需要，即日本經過美軍占領，戰後改造全受美國指令，到頭日本并沒有成為美國之翻版。
所以今日中國縱有千百種不如人意之事，隻要步驟上是朝安定康樂的大方向走，我們應當鼓勵協助其完成。
這種樂觀的看法，已不複見于費正清最近之書刊。
我給費公最後的一段短柬自稱為“不聽指示的學徒”（YourWaywardDisciple）。
我也自認我負費公。
可是即算我是不及格的三等僧衆，我仍要說我受大師費正清先生誨益非止一端。
1991年9月28日《時報周刊》三四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