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漢骞和他的部下
關燈
小
中
大
！在老街的市場上就看到一大堆。
我又在大街小巷上統統巡行一周，以便回頭和朱世吉印證憑記憶力補畫地圖。
也通過小橋往西部住宅區經行一遍，看到日本軍隊駐紮的地方。
當日最深的印象乃是日軍全無向我方作戰及戒備的模樣。
紅河南岸也全無軍用船隻和作渡口的準備。
在住宅區一條小巷裡，我還看到一個日本兵穿着有纏腿帶的褲子，卻未紮綁腿，足登日本式的拖鞋哼吟着而來，好像平日家居一樣。
我的好奇心重，遇着日本人就瞪着眼睛瞧，對方也全未對我注意，我聽到在河口内行給我的警告：對于日本人倒用不着十分提防。
但是當地有越南便衣偵探，不可在他們面前露馬腳。
我也在街頭看到一排越南兵，由一個騎馬的法國軍官率領。
可見得日軍雖占領了整個越南，對于各地的治安仍責成當地的部隊負責。
其實老街無特殊之迹象，反之我方的河口，倒是間諜、走私商人和冒險家活躍的好地方，我們隻逗留了兩天，已得到了相當豐富的資料。
走私的出口貨以桐油、水銀與礦砂等軍用物資為大宗；進口則為香煙及鴉片。
如是占體積而不為常用之物資，不能沒有龐大的資本主持，其交易也必有兩方駐軍之參與和默契。
河口又有公開的賭博場所。
我們既化裝為商人，也在老街買了些洋燭香煙回來在河口出售。
晚上也參與骰子戲。
我的運氣好，賭大小也赢，賭單雙也赢，偏偏朱世吉不争氣。
我一赢時他就輸，我轉讓他多少他就輸多少。
到頭将做小販的利潤也輸光。
好在這樣回頭向師長報告的時候用不着提起這一層，既無利潤，也避免了良心上的譴責。
我們經行的路線靠原有的鐵道線不遠。
在一座山上，我們發現一個大石窟，裡面有獸糞和熄滅了的火把之餘燼，從痕迹上判斷，其必為走私之馱運隊夜行曉伏的休歇場所，看樣子總有好幾十匹騾馬不久之前在此停頓。
因之也不能相信駐防之友軍毫不知情。
更可以想象和他們比肩作戰之令人寒心了。
還有一天，我看到一個軍官帶着一個趕驢人和三匹驢子北行。
看樣子所載運也是走私物品。
他的藍綠色斜紋布制服表現着他屬于第一集團軍。
隻因為山上路側，我回避在一個小山尖上。
當時大意，還沒有想到對方對我的觀感。
這時候我穿的是中央軍的草黃色制服，又将雙手叉在腰上，大有一個占據着制高點，橫截來路的姿态。
朱世吉還在我後面，從下面山路向上看來，也不知人數多寡，總之就是狹道相逢。
直到這時候來路的軍官打開腰上紐扣準備掏手槍，朱世吉才很機警的将雙手左右揮張表示無武裝，不帶敵意，并且借着問路而表示無意查詢他馱載之貨品。
他問着：“同志，請問到芷村向哪方向走？” 那人很輕蔑而又粗犷地回答：“不曉得！” 等他走過去不在我們聲音能及的距離，朱世吉開始對我表示抱怨，責備我的不謹慎，還說什麼假使我們被走私客射殺山崗上，還不知道死為何來。
後來我們給師長的報告即強調如果入越作戰不要看輕越南軍；在滇境作戰右翼右軍不可靠。
我們向師長直接報告，當然影響到指揮系統，至少使師部的軍需處副官處和參謀處都大感不快，更用不着說攪亂各團營連的組織，這樣的情形難道他不知道？為什麼他讓我們在師裡造成這樣一種特殊情形？ 事後想來，當日國軍之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情形。
本來動員三百萬至五百萬的兵力和強敵不斷地作八年苦戰，為中國曆史向來之所無，而且軍隊系社會既成因素所拼合出來的一種産物。
嚴格說來，我們的社會即罄其力也無從支持幾百個師之現代化的軍隊。
而以抗戰的後期被驅入内地時為尤然，所以當日的統禦經理無不勉強拼湊，至于尚有中央軍與地方軍的區别，則更是社會未經融合的現象。
當我們向十四師報到的時候，一切已到最低潮。
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使戰事擴大而為太平洋戰事還是幾個月以後的事。
這時候師長的設心處計，就以保全士氣為前提。
師部進駐于平壩之日，裝備與補給既已如我所描寫，即人員也有極大的損耗。
概略言之，無一營連保存原編制之三分之二；一般不及原額半數，還有些部隊低于原額一半遠甚。
師部也不時接到補充兵，可是軍政部說是撥補三千，到師部不及五百。
而且到抗戰後期，所征的兵質量也愈低下，不僅體格孱弱，而且狀似白癡，不堪教練。
師部的辦法即是抽調各營連可堪訓練的士兵，組織“突擊隊”，集中訓練，其他的則歸各部隊看管，也談不上訓練，隻希望來日作戰時在山上表現人多。
即是所謂“行伍”，也是人事上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們平日一般的觀念，總以為行伍出身的軍官有實戰的經驗，我們軍官學校出身的幹部隻有外面好看，實際上的領導能力，尚在未知之效。
其實這尚不過當中軒轾之一面。
另一方面，這兩個集團代表社會上的兩個階層。
行伍出身的與士兵接近，帶着“粗線條”的風格，我們跟随着他們吃狗肉不算，還要能說粗話，在意氣争執時膽敢拼命，對待部下和老百姓時不會心軟。
沈雲霄所說“兵大爺全沒有良心”，也是基于這種要求，而沈特務長也是行伍出身。
我們在軍官學校裡念過兵法之所謂“視士卒如嬰孩，則可以與之赴深溪”。
然則這也隻是當中之一面。
同一的兵法也再說着：“語頻頻者，失衆也。
”也就是不能三言兩語約束部下，而要再三苦口婆心啰哩吧嗦的規勸他們，即已表示帶兵的業已失去駕馭部下之能力。
中國不識字的士兵通常被認為簡單純潔。
其實簡單則有之，純潔則保不住。
我營曾有看來極為笨拙的士兵，在夜晚輪值衛兵時與村婦偷情。
他們也都保持着所謂“原始式的英雄崇拜（primitiveheroworship）”。
如果排長能制壓頂頑強的班長和副班長，他們就絕對服從排長。
如果班長膽敢和排長口角，甚至膽敢毆打排長（這樣的事不多，但是我營裡即有一起），則後者的信譽一落千丈，也無法做人了。
此時軍紀之不能保持，也仍與供應有關。
我們的中士班長和下士副班長，大抵都是抗戰以前所募兵，當日曾經過一番挑選，自此也有了戰鬥經驗。
譬如我排裡即有一個下士副班長，人人都知道他在湖北陽新，“兩顆手榴彈救了全連的命”，“即連長也要對他客氣幾分”。
如果作起戰來，隻有這樣的兵員才能算數。
以前籠絡他們的辦法，還有升官加薪。
可是迄至1941年少尉月薪才四十二元，下士二十元，還要扣除副食；而在街上吃一碗面，即是法币三元，所以利誘的力量不充分，而且也不便威脅。
如果他們在兵衆之前“沒有面子”，則會“開小差”。
此非攜械潛逃（那會抓着槍斃），而系投奔另團另師，隻要離開本連耳目，可以另外開名支饷，雖說上峰不斷的嚴禁收留這樣的逃兵，各部隊都在缺員期間，一紙命令抵不過各部隊長自利之立場也。
如此我們與士兵間的距離，階級的成分不計，實際上也就是沒有共通的語言。
我們無從把組織、紀律、士氣、責任感和與國運盛衰的關系之諸般抽象觀念灌輸到兵大爺的頭腦裡去。
至此也恍悟師長之贊揚行伍軍官，也不過是給他們面子，隻求說得斬釘截鐵，而我們把他一場訓話當作他的全盤旨意，怪不得反要受他的責備了。
可是雖如此，我們的生活也實在的在極度的苦悶之中。
如我所在之連，連長包克文（三年之前病逝于台北）在我報到之日帶着連裡的“大排長”（中尉）和連裡堪用的士兵到貴州去押解新兵，一去幾個月。
另一個少尉排長田辛農（現在台北）則被調往師部突擊隊訓練有特殊技
我又在大街小巷上統統巡行一周，以便回頭和朱世吉印證憑記憶力補畫地圖。
也通過小橋往西部住宅區經行一遍，看到日本軍隊駐紮的地方。
當日最深的印象乃是日軍全無向我方作戰及戒備的模樣。
紅河南岸也全無軍用船隻和作渡口的準備。
在住宅區一條小巷裡，我還看到一個日本兵穿着有纏腿帶的褲子，卻未紮綁腿，足登日本式的拖鞋哼吟着而來，好像平日家居一樣。
我的好奇心重，遇着日本人就瞪着眼睛瞧，對方也全未對我注意，我聽到在河口内行給我的警告：對于日本人倒用不着十分提防。
但是當地有越南便衣偵探，不可在他們面前露馬腳。
我也在街頭看到一排越南兵，由一個騎馬的法國軍官率領。
可見得日軍雖占領了整個越南，對于各地的治安仍責成當地的部隊負責。
其實老街無特殊之迹象，反之我方的河口，倒是間諜、走私商人和冒險家活躍的好地方，我們隻逗留了兩天，已得到了相當豐富的資料。
走私的出口貨以桐油、水銀與礦砂等軍用物資為大宗；進口則為香煙及鴉片。
如是占體積而不為常用之物資，不能沒有龐大的資本主持，其交易也必有兩方駐軍之參與和默契。
河口又有公開的賭博場所。
我們既化裝為商人，也在老街買了些洋燭香煙回來在河口出售。
晚上也參與骰子戲。
我的運氣好，賭大小也赢，賭單雙也赢，偏偏朱世吉不争氣。
我一赢時他就輸，我轉讓他多少他就輸多少。
到頭将做小販的利潤也輸光。
好在這樣回頭向師長報告的時候用不着提起這一層，既無利潤，也避免了良心上的譴責。
我們經行的路線靠原有的鐵道線不遠。
在一座山上，我們發現一個大石窟，裡面有獸糞和熄滅了的火把之餘燼，從痕迹上判斷，其必為走私之馱運隊夜行曉伏的休歇場所，看樣子總有好幾十匹騾馬不久之前在此停頓。
因之也不能相信駐防之友軍毫不知情。
更可以想象和他們比肩作戰之令人寒心了。
還有一天，我看到一個軍官帶着一個趕驢人和三匹驢子北行。
看樣子所載運也是走私物品。
他的藍綠色斜紋布制服表現着他屬于第一集團軍。
隻因為山上路側，我回避在一個小山尖上。
當時大意，還沒有想到對方對我的觀感。
這時候我穿的是中央軍的草黃色制服，又将雙手叉在腰上，大有一個占據着制高點，橫截來路的姿态。
朱世吉還在我後面，從下面山路向上看來，也不知人數多寡，總之就是狹道相逢。
直到這時候來路的軍官打開腰上紐扣準備掏手槍，朱世吉才很機警的将雙手左右揮張表示無武裝，不帶敵意，并且借着問路而表示無意查詢他馱載之貨品。
他問着：“同志，請問到芷村向哪方向走？” 那人很輕蔑而又粗犷地回答：“不曉得！” 等他走過去不在我們聲音能及的距離，朱世吉開始對我表示抱怨，責備我的不謹慎，還說什麼假使我們被走私客射殺山崗上，還不知道死為何來。
後來我們給師長的報告即強調如果入越作戰不要看輕越南軍；在滇境作戰右翼右軍不可靠。
我們向師長直接報告，當然影響到指揮系統，至少使師部的軍需處副官處和參謀處都大感不快，更用不着說攪亂各團營連的組織，這樣的情形難道他不知道？為什麼他讓我們在師裡造成這樣一種特殊情形？ 事後想來，當日國軍之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情形。
本來動員三百萬至五百萬的兵力和強敵不斷地作八年苦戰，為中國曆史向來之所無，而且軍隊系社會既成因素所拼合出來的一種産物。
嚴格說來，我們的社會即罄其力也無從支持幾百個師之現代化的軍隊。
而以抗戰的後期被驅入内地時為尤然，所以當日的統禦經理無不勉強拼湊，至于尚有中央軍與地方軍的區别，則更是社會未經融合的現象。
當我們向十四師報到的時候，一切已到最低潮。
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使戰事擴大而為太平洋戰事還是幾個月以後的事。
這時候師長的設心處計，就以保全士氣為前提。
師部進駐于平壩之日，裝備與補給既已如我所描寫，即人員也有極大的損耗。
概略言之，無一營連保存原編制之三分之二；一般不及原額半數，還有些部隊低于原額一半遠甚。
師部也不時接到補充兵，可是軍政部說是撥補三千，到師部不及五百。
而且到抗戰後期，所征的兵質量也愈低下，不僅體格孱弱，而且狀似白癡，不堪教練。
師部的辦法即是抽調各營連可堪訓練的士兵，組織“突擊隊”，集中訓練，其他的則歸各部隊看管，也談不上訓練，隻希望來日作戰時在山上表現人多。
即是所謂“行伍”，也是人事上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們平日一般的觀念，總以為行伍出身的軍官有實戰的經驗，我們軍官學校出身的幹部隻有外面好看，實際上的領導能力，尚在未知之效。
其實這尚不過當中軒轾之一面。
另一方面，這兩個集團代表社會上的兩個階層。
行伍出身的與士兵接近，帶着“粗線條”的風格，我們跟随着他們吃狗肉不算，還要能說粗話，在意氣争執時膽敢拼命，對待部下和老百姓時不會心軟。
沈雲霄所說“兵大爺全沒有良心”，也是基于這種要求，而沈特務長也是行伍出身。
我們在軍官學校裡念過兵法之所謂“視士卒如嬰孩，則可以與之赴深溪”。
然則這也隻是當中之一面。
同一的兵法也再說着：“語頻頻者，失衆也。
”也就是不能三言兩語約束部下，而要再三苦口婆心啰哩吧嗦的規勸他們，即已表示帶兵的業已失去駕馭部下之能力。
中國不識字的士兵通常被認為簡單純潔。
其實簡單則有之，純潔則保不住。
我營曾有看來極為笨拙的士兵，在夜晚輪值衛兵時與村婦偷情。
他們也都保持着所謂“原始式的英雄崇拜（primitiveheroworship）”。
如果排長能制壓頂頑強的班長和副班長，他們就絕對服從排長。
如果班長膽敢和排長口角，甚至膽敢毆打排長（這樣的事不多，但是我營裡即有一起），則後者的信譽一落千丈，也無法做人了。
此時軍紀之不能保持，也仍與供應有關。
我們的中士班長和下士副班長，大抵都是抗戰以前所募兵，當日曾經過一番挑選，自此也有了戰鬥經驗。
譬如我排裡即有一個下士副班長，人人都知道他在湖北陽新，“兩顆手榴彈救了全連的命”，“即連長也要對他客氣幾分”。
如果作起戰來，隻有這樣的兵員才能算數。
以前籠絡他們的辦法，還有升官加薪。
可是迄至1941年少尉月薪才四十二元，下士二十元，還要扣除副食；而在街上吃一碗面，即是法币三元，所以利誘的力量不充分，而且也不便威脅。
如果他們在兵衆之前“沒有面子”，則會“開小差”。
此非攜械潛逃（那會抓着槍斃），而系投奔另團另師，隻要離開本連耳目，可以另外開名支饷，雖說上峰不斷的嚴禁收留這樣的逃兵，各部隊都在缺員期間，一紙命令抵不過各部隊長自利之立場也。
如此我們與士兵間的距離，階級的成分不計，實際上也就是沒有共通的語言。
我們無從把組織、紀律、士氣、責任感和與國運盛衰的關系之諸般抽象觀念灌輸到兵大爺的頭腦裡去。
至此也恍悟師長之贊揚行伍軍官，也不過是給他們面子，隻求說得斬釘截鐵，而我們把他一場訓話當作他的全盤旨意，怪不得反要受他的責備了。
可是雖如此，我們的生活也實在的在極度的苦悶之中。
如我所在之連，連長包克文（三年之前病逝于台北）在我報到之日帶着連裡的“大排長”（中尉）和連裡堪用的士兵到貴州去押解新兵，一去幾個月。
另一個少尉排長田辛農（現在台北）則被調往師部突擊隊訓練有特殊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