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漢骞和他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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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下午一點半鐘時分，到達最低處。
原來當初看來好像火柴的橋梁，竟是一座花崗石砌成的大石橋。
起先聽來似為悅耳的聲音，此刻是怒潮澎湃，聲如洪鐘，無乃一派狂濤被河床上大石塊阻擋所激發。
假使我們是閑情逸緻的旅行遊客，大可以在此欣賞景色，拍攝紀念照片，可是想到至此還不及全日行程之半，而下半天行程尚要上坡，至此不免心慌。
在下午的行程中，我們仍是各盡其力，企圖趕上馱馬隊，可是各人隻能根據自己的體力作主，不到半小時就已在各人之間産生了距離。
李承露身材高大，總是捷足先登，田海男居中，由我殿後。
時值雨季，有時一陣傾盆大雨劈頭劈腦的淋來，有時隻也細雨霏霏，而當中又可能有五分鐘到十分鐘的太陽露面。
總之就是上半身潮濕，腳底下泥濘路滑。
約至下午四點半時分我還怕自己過度的落伍，黑夜來臨無法支應。
不料突然在前面的山坡上一株大樹旁，發現田海男已倒卧路上，臉色蒼白。
他已經被疲勞困窘了。
我知道在這時候失去了信心、放棄了掙紮的能力，隻有兇多吉少，于是強要他站起來。
“我不行了，”他意态闌珊地說着，又加着說，“你們走吧，不要顧我。
” 我接着以老大哥的态度對付他：“你不要胡說八道，趕快站起來！”可是我也沒有忘記自己胸中的恐懼。
直到他真的掙紮地站起來，我才知道我們開始行路的三個人，至此也還是三個人。
同時也暗中欽佩趕驢子的老頭子有先見之明，甯可損失馱鞍與氈布。
要非半夜逃走，他的三尺毛驢，很可能被我們拖死在這大山坡上。
我和田海男也不知如何竟又能蹒跚着繼續爬山，大概後來張口喝下了一些雨水，體力又慢慢地恢複了，我們找到宿營地時，已是伸手不見五指。
隻有村莊裡的一樁燈竿在高處襯着天空，給我們帶上無上的安慰。
果然這就是早晨領路人所手指着的村莊。
有了那天的經驗，以後軍中同事說及行軍之困苦，有如隊伍分散，營養不良的新兵又無适當的鋪蓋倒死過半，連排長能顧前不能顧後，天黑時扛機關槍的兵員還不對數，心急如焚等等，雖說他們經行的道路沒有我們跋涉一段的艱難，我也可以閉目想見其實情。
即是田海男和我的故事也已由他寫成文章，刊載于書刊，由他父親大戲劇家田漢加筆介紹，田伯伯還以推己及人之心，想及自己的孩子倒卧路旁（當日海男隻十七歲），千裡之外無從救助，而此日此時，中國人之為父母者又不知多少千多少萬，也處在同樣情形之下，隻是子女的音問渺茫，不敢從壞處着想罷了。
所以我想兵大爺不顧前後，抛棄裝具，天熱時撕軍毯為綁腿，隻是理之當然。
這時候不能看到他們晚上骨悚着，兩個人三個人卷在一張毯子下，赤腳伸在外面為不可憫。
也不能因為如沈特務長之所說，因為他們都是“沒有良心”，就可以罵之“活該”。
我們前方的部隊間時要派兵到平壩師部運食米，兵士們看到倉庫裡新軍毯堆積滿庫，他們也真的沒有良心，罵師長阙漢骞為“阙漢奸”。
我去見師長時，即使大膽，也不敢把軍士給他的稱呼提在嘴上，隻不過說起過去事是過去事，現在隻有瞻顧目前，否則保存着新軍毯，師長已不能維系軍心了。
“怎麼說我愛惜軍毯？”師長當場質問我。
可是他也随即大笑。
“哈，我不過因為下兩個月還有批新兵要來，才控制一些軍毯給他們。
”說到這裡他又沉吟了一分鐘，接着又說：“好了，算了，我也不留了，你回去，我馬上要他們把這批軍毯發下來。
”果然不出兩天，各部隊都在造名冊，點檢現在裝備，準備領發新軍毯。
這年頭軍隊之經理雖未明言，已采取一種包辦制。
軍需署和兵站能有力供應的盡力供給，不能供應的或發代金或者就整個的抛置不提。
當時人說，當一個師長一年就平白也要掙上萬把塊錢，當一個團長至少也有二千塊到三千塊的收入，可能确系事實。
即是各部隊的軍需處長大都是部隊長的親戚稱當。
我也曾聽到人說：“凡是當過軍需處長五年以上的，都可以全部抓來一律槍斃，當中沒有半個死得冤枉。
”可是當日就覺得說這樣話的人半似嫉妒，半為羨慕，全沒有顧及經理人的責任。
以後還靠在國外讀曆史才領悟到人世間的事情，确有“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之情節。
不能全用“貪污腐化”四字籠括也。
十四師在馬關縣時，時值八月，士兵尚隻有草黃色夏季制服一套。
應有的背心襯褲，全無着落。
我們隻能在雨季趁着有半天太陽露面的時候，帶着士兵到附近河邊沐浴，即時裸體仍将軍裝洗滌，在樹枝上晾過半幹，又随即混籠穿上，以代換洗衣服。
及至九月，師長才奉到軍政部發下的一筆代金，算是應有另一套夏季制服之采辦費。
這筆款項發來就不夠用（如果充足就會發實物而不會用代金了）。
并且後方既輸送困難，前方一片山地，也無采購處。
還是阙師長有心計，他命令一個軍需化裝為商人，在國境交界處将法币換為越币庇亞斯特，即在越南購得一批白布，回頭用本地的染料，蘸染為黃綠色，在村莊裡裁制為軍裝，也顧不得服制之規定，一律單領無袖短褲，有似運動員之服裝，不過在此我們的士兵至少可以有衣服換洗了。
我們下級軍官雖然吃盡苦頭，胸中仍帶着一種希望：看來我們在滇南山上，日本人在山下，此戰區戰鬥一展開，我們很有沖出國界，作遠征軍之可能。
至少“首先在國外作戰”，必為一種光榮。
在我們報到之前，師長自己就帶着一連兵越界到越南的一小鎮猛康巡視過一遍。
我報到後不久，也說服了我的營長，營裡應當有人明了敵前地形，于是經過他的允許，我也通過在新店的前哨去過猛康一次。
可是猛康地方小，也沒有日軍盤踞，當地的裡長雖不操華語，也識漢字，可以紙筆交談，法币也能在鎮内通行。
我穿國軍制服前來，并沒有人阻擋，總之既無冒險性，刺激的因素也不高。
隻有河口與老街對峙，老街則有日本軍駐守，又在鐵道線上，才是我們憧憬向往的地方。
這時候河口與老街都已劃在第一集團軍的防區與前線之内，總司令為盧漢，乃是龍雲的舊部。
十月時分，哀牢山上的陣雨已沒有夏季的頻仍，我趁着全師軍官在平壩集合聽師長訓話解散之後再私自前往向師長建議。
我的理由是戰局一經展開，現在各軍師的責任性防線不一定能保持（當日我們中央軍保有一個共通的想頭：雲南地方部隊的樣子雖好看，作戰時靠不住）。
十四師首當兵團的分界線上，應當對右翼的敵情和地形有确當的認識。
如果師長允許，我可以集結十六期一總隊的同學向前方和右翼有系統的作一度軍官斥候。
至少我們可以把老街至猛康一段的兵要地志記錄下來。
即使來日作戰各同學分布于各團營，也可以在軍前作向導。
經過一段慷慨陳詞之後，我還在靜候師長的反應，想必他還要推說詢問參謀處長或情報課長，不料他立即叫勤務兵拿筆墨紙張來，當場令軍需處發給黃排長五百元，作為巡視前方的路費，并且給我們十天的時間完成我們自己請膺的任務。
于是我以斥候長自居，并且憑借着“斥候長本人務必行走于最危險的方面”之原則，讓我自己和朱世吉向河口老街進出，而讓其他的同學分作三組，約定都要走出國界，在附近村莊裡偵察一番。
我們在河口換上雲南老百姓的藍布襖，憑外交部專員公署發給的商民出境證，隻有當天有效，可以出入國境。
國界即是紅河，水流湍急，以舢闆劃渡，隻有越南人檢查通行證。
可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看到敵人
原來當初看來好像火柴的橋梁，竟是一座花崗石砌成的大石橋。
起先聽來似為悅耳的聲音，此刻是怒潮澎湃，聲如洪鐘，無乃一派狂濤被河床上大石塊阻擋所激發。
假使我們是閑情逸緻的旅行遊客，大可以在此欣賞景色，拍攝紀念照片，可是想到至此還不及全日行程之半，而下半天行程尚要上坡，至此不免心慌。
在下午的行程中，我們仍是各盡其力，企圖趕上馱馬隊，可是各人隻能根據自己的體力作主，不到半小時就已在各人之間産生了距離。
李承露身材高大，總是捷足先登，田海男居中，由我殿後。
時值雨季，有時一陣傾盆大雨劈頭劈腦的淋來，有時隻也細雨霏霏，而當中又可能有五分鐘到十分鐘的太陽露面。
總之就是上半身潮濕，腳底下泥濘路滑。
約至下午四點半時分我還怕自己過度的落伍，黑夜來臨無法支應。
不料突然在前面的山坡上一株大樹旁，發現田海男已倒卧路上，臉色蒼白。
他已經被疲勞困窘了。
我知道在這時候失去了信心、放棄了掙紮的能力，隻有兇多吉少，于是強要他站起來。
“我不行了，”他意态闌珊地說着，又加着說，“你們走吧，不要顧我。
” 我接着以老大哥的态度對付他：“你不要胡說八道，趕快站起來！”可是我也沒有忘記自己胸中的恐懼。
直到他真的掙紮地站起來，我才知道我們開始行路的三個人，至此也還是三個人。
同時也暗中欽佩趕驢子的老頭子有先見之明，甯可損失馱鞍與氈布。
要非半夜逃走，他的三尺毛驢，很可能被我們拖死在這大山坡上。
我和田海男也不知如何竟又能蹒跚着繼續爬山，大概後來張口喝下了一些雨水，體力又慢慢地恢複了，我們找到宿營地時，已是伸手不見五指。
隻有村莊裡的一樁燈竿在高處襯着天空，給我們帶上無上的安慰。
果然這就是早晨領路人所手指着的村莊。
有了那天的經驗，以後軍中同事說及行軍之困苦，有如隊伍分散，營養不良的新兵又無适當的鋪蓋倒死過半，連排長能顧前不能顧後，天黑時扛機關槍的兵員還不對數，心急如焚等等，雖說他們經行的道路沒有我們跋涉一段的艱難，我也可以閉目想見其實情。
即是田海男和我的故事也已由他寫成文章，刊載于書刊，由他父親大戲劇家田漢加筆介紹，田伯伯還以推己及人之心，想及自己的孩子倒卧路旁（當日海男隻十七歲），千裡之外無從救助，而此日此時，中國人之為父母者又不知多少千多少萬，也處在同樣情形之下，隻是子女的音問渺茫，不敢從壞處着想罷了。
所以我想兵大爺不顧前後，抛棄裝具，天熱時撕軍毯為綁腿，隻是理之當然。
這時候不能看到他們晚上骨悚着，兩個人三個人卷在一張毯子下，赤腳伸在外面為不可憫。
也不能因為如沈特務長之所說，因為他們都是“沒有良心”，就可以罵之“活該”。
我們前方的部隊間時要派兵到平壩師部運食米，兵士們看到倉庫裡新軍毯堆積滿庫，他們也真的沒有良心，罵師長阙漢骞為“阙漢奸”。
我去見師長時，即使大膽，也不敢把軍士給他的稱呼提在嘴上，隻不過說起過去事是過去事，現在隻有瞻顧目前，否則保存着新軍毯，師長已不能維系軍心了。
“怎麼說我愛惜軍毯？”師長當場質問我。
可是他也随即大笑。
“哈，我不過因為下兩個月還有批新兵要來，才控制一些軍毯給他們。
”說到這裡他又沉吟了一分鐘，接着又說：“好了，算了，我也不留了，你回去，我馬上要他們把這批軍毯發下來。
”果然不出兩天，各部隊都在造名冊，點檢現在裝備，準備領發新軍毯。
這年頭軍隊之經理雖未明言，已采取一種包辦制。
軍需署和兵站能有力供應的盡力供給，不能供應的或發代金或者就整個的抛置不提。
當時人說，當一個師長一年就平白也要掙上萬把塊錢，當一個團長至少也有二千塊到三千塊的收入，可能确系事實。
即是各部隊的軍需處長大都是部隊長的親戚稱當。
我也曾聽到人說：“凡是當過軍需處長五年以上的，都可以全部抓來一律槍斃，當中沒有半個死得冤枉。
”可是當日就覺得說這樣話的人半似嫉妒，半為羨慕，全沒有顧及經理人的責任。
以後還靠在國外讀曆史才領悟到人世間的事情，确有“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之情節。
不能全用“貪污腐化”四字籠括也。
十四師在馬關縣時，時值八月，士兵尚隻有草黃色夏季制服一套。
應有的背心襯褲，全無着落。
我們隻能在雨季趁着有半天太陽露面的時候，帶着士兵到附近河邊沐浴，即時裸體仍将軍裝洗滌，在樹枝上晾過半幹，又随即混籠穿上，以代換洗衣服。
及至九月，師長才奉到軍政部發下的一筆代金，算是應有另一套夏季制服之采辦費。
這筆款項發來就不夠用（如果充足就會發實物而不會用代金了）。
并且後方既輸送困難，前方一片山地，也無采購處。
還是阙師長有心計，他命令一個軍需化裝為商人，在國境交界處将法币換為越币庇亞斯特，即在越南購得一批白布，回頭用本地的染料，蘸染為黃綠色，在村莊裡裁制為軍裝，也顧不得服制之規定，一律單領無袖短褲，有似運動員之服裝，不過在此我們的士兵至少可以有衣服換洗了。
我們下級軍官雖然吃盡苦頭，胸中仍帶着一種希望：看來我們在滇南山上，日本人在山下，此戰區戰鬥一展開，我們很有沖出國界，作遠征軍之可能。
至少“首先在國外作戰”，必為一種光榮。
在我們報到之前，師長自己就帶着一連兵越界到越南的一小鎮猛康巡視過一遍。
我報到後不久，也說服了我的營長，營裡應當有人明了敵前地形，于是經過他的允許，我也通過在新店的前哨去過猛康一次。
可是猛康地方小，也沒有日軍盤踞，當地的裡長雖不操華語，也識漢字，可以紙筆交談，法币也能在鎮内通行。
我穿國軍制服前來，并沒有人阻擋，總之既無冒險性，刺激的因素也不高。
隻有河口與老街對峙，老街則有日本軍駐守，又在鐵道線上，才是我們憧憬向往的地方。
這時候河口與老街都已劃在第一集團軍的防區與前線之内，總司令為盧漢，乃是龍雲的舊部。
十月時分，哀牢山上的陣雨已沒有夏季的頻仍，我趁着全師軍官在平壩集合聽師長訓話解散之後再私自前往向師長建議。
我的理由是戰局一經展開，現在各軍師的責任性防線不一定能保持（當日我們中央軍保有一個共通的想頭：雲南地方部隊的樣子雖好看，作戰時靠不住）。
十四師首當兵團的分界線上，應當對右翼的敵情和地形有确當的認識。
如果師長允許，我可以集結十六期一總隊的同學向前方和右翼有系統的作一度軍官斥候。
至少我們可以把老街至猛康一段的兵要地志記錄下來。
即使來日作戰各同學分布于各團營，也可以在軍前作向導。
經過一段慷慨陳詞之後，我還在靜候師長的反應，想必他還要推說詢問參謀處長或情報課長，不料他立即叫勤務兵拿筆墨紙張來，當場令軍需處發給黃排長五百元，作為巡視前方的路費，并且給我們十天的時間完成我們自己請膺的任務。
于是我以斥候長自居，并且憑借着“斥候長本人務必行走于最危險的方面”之原則，讓我自己和朱世吉向河口老街進出，而讓其他的同學分作三組，約定都要走出國界，在附近村莊裡偵察一番。
我們在河口換上雲南老百姓的藍布襖，憑外交部專員公署發給的商民出境證，隻有當天有效，可以出入國境。
國界即是紅河，水流湍急，以舢闆劃渡，隻有越南人檢查通行證。
可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看到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