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變法與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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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以為後圖”也。
其反對變法者，更造謠毀之，其人類多認識不足，而徒望文生義，發為議論。
張之洞初主變法，後則诋毀康、梁。
其論民權之害曰：“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綱紀不行，大亂四起。
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且必将劫掠市鎮，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借保護為名，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讓之他人。
”雲雲。
臨難不逃之精神 新黨同志太少，而反對者衆，德宗又無實權，事将失敗，明如指掌，康有溥勸其兄早去，而有為感激知遇，不忍他去，且信生死有命，非所能避。
其親信謀欲使之出使日本，而帝别放他人。
有溥留于京中，有勸之去者，複書則稱“明知其危，不忍舍去，乃知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固有無可如何者。
兄在遠不知情事，易于發論，倘在此，豈能遠遁？若能遁則非人情，又何以為人？固知為志士仁人之不易也。
”他如譚嗣同等，亦久置生死于度外，臨難不肯逃免，精神有足多者。
政變之醞釀 二黨水火，大權操于太後，太後之年已高，思想固定，頑固大臣多其親信。
帝則主張變法，擢用小臣，兩派不能相容，終将造成事變。
其促成之者，則禮部堂官阻抑主事王照條陳也。
王照請帝遊曆日本，堂官不肯代奏，王照力争，并謂将請都察院代奏。
堂官無奈，為之轉遞，并自辯護，稱王借端挾制，帝疊诏除壅蔽而竟不行，禮部堂官時最守舊，乃将尚書侍郎六人交部議處，并另诏員代之。
舊黨大懼，向太後挑撥益力，帝欲開懋勤殿與親臣商議政事，為太後所拒，旨不得下。
七月二十九日（九月十四），帝交密谕于楊銳，稱“位幾不保”，令籌商救護之法。
康有為乃欲引用袁世凱。
袁初贊助強學書局，康又遣人征其意見，袁稱傾向，故力薦之，值袁奉旨入京進觐之後，帝诏以侍郎候補，專練軍隊。
政變 八月三日夕（九月十八），譚嗣同谒袁，陳說皇上危險，請以兵力保護聖躬。
袁黨辯護文字，則稱說其誅殺榮祿，運兵入京，包圍頤和園。
會談之真相，殆不可知，其商定之辦法，則帝同太後于九月幸天津閱兵，袁以兵力誅殺後黨也。
苟先預備，舊黨一無所聞，則事起倉卒，不難成功。
袁請訓回津，即将經過報告榮祿，榮祿電報太後，太後怒而自頤和園回宮，矯诏聽政，置帝于南海瀛台，此八月五日事也。
明日，步軍統領衙門，捕拿康有為，不獲，閉城大索，捕獲其弟。
譚嗣同等聞之，共商保護聖躬及變法諸臣之策，遣人商于英、美、日使，康、梁幸得免難。
康于初五抵津，乘英船南下。
得英使保護，于吳淞外乘英船南往香港。
梁得日人援助，東渡日本。
變法諸人之受禍 九日，太後命捕張蔭桓、徐緻靖、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明日解送刑部，太後更谕看管張蔭桓，研訊徐緻靖、譚嗣同等六人，派大臣會審，會有奏請将其正法者，太後從之。
十三日，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有溥就刑，後人呼為六君子。
明日，殊谕宣布康有為等罪狀，令督撫查拿。
關于譚嗣同等，則稱其與康有為結黨，陰圖煽惑，且曰：“楊銳等每于召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将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
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
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緻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該犯等即行正法。
”康氏罪名，則為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後，陷害朕躬，實則此等罪狀之辭，至是已三變矣。
太後恨之之深，懸賞捕之，焚其書籍，籍其财産，官吏捕其家人，不得。
張蔭桓發往新疆，徐緻靖永遠監禁，其他革職者尚多。
太後诏複舊制，考試恢複八股，武科亦複馬步弓石，他更無論矣。
德宗初有生命危險，後以外使幹涉及疆吏反對，得未廢立。
太後恨未能平，明年冬，诏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俊為皇嗣，立嗣之非祖法，太後已不問矣。
評論 綜觀戊戌變法之始末，多受外患之影響而促成，主持者亦多接受外人之建議，英教士李提摩太影響尤大。
康氏熟讀其書，親往谒之，梁氏亦曾為其書記。
及康進用，電召李提摩太來京，稱将聘為顧問。
李提摩太建議聘用伊藤博文為顧問。
伊藤适來華遊曆，朝臣亦有奏請留之為相者。
李提摩太入京，德宗定期召見，不幸政變作矣。
李提摩太奔走使館，謀救聖躬，及變法諸臣，康有為之能脫險，蓋亦賴其力焉。
所可惜者，康、梁諸人未有政治經驗，偏于理想，求治太急，終遂造成政變。
譚嗣同于太後聽政，往見李提摩太，始悔不從其逐漸改革之忠告，以緻失敗。
其謀殺榮祿，直以一切作一孤注，政治家殆不出此。
太後聽政，罷去新政，恢複舊制，信用頑固大臣，昏然排外，造成大禍，屈服之後，始再變法，時已遲矣。
其反對變法者，更造謠毀之，其人類多認識不足，而徒望文生義，發為議論。
張之洞初主變法，後則诋毀康、梁。
其論民權之害曰：“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綱紀不行，大亂四起。
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且必将劫掠市鎮，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借保護為名，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讓之他人。
”雲雲。
臨難不逃之精神 新黨同志太少，而反對者衆，德宗又無實權，事将失敗，明如指掌，康有溥勸其兄早去，而有為感激知遇，不忍他去，且信生死有命，非所能避。
其親信謀欲使之出使日本，而帝别放他人。
有溥留于京中，有勸之去者，複書則稱“明知其危，不忍舍去，乃知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固有無可如何者。
兄在遠不知情事，易于發論，倘在此，豈能遠遁？若能遁則非人情，又何以為人？固知為志士仁人之不易也。
”他如譚嗣同等，亦久置生死于度外，臨難不肯逃免，精神有足多者。
政變之醞釀 二黨水火，大權操于太後，太後之年已高，思想固定，頑固大臣多其親信。
帝則主張變法，擢用小臣，兩派不能相容，終将造成事變。
其促成之者，則禮部堂官阻抑主事王照條陳也。
王照請帝遊曆日本，堂官不肯代奏，王照力争，并謂将請都察院代奏。
堂官無奈，為之轉遞，并自辯護，稱王借端挾制，帝疊诏除壅蔽而竟不行，禮部堂官時最守舊，乃将尚書侍郎六人交部議處，并另诏員代之。
舊黨大懼，向太後挑撥益力，帝欲開懋勤殿與親臣商議政事，為太後所拒，旨不得下。
七月二十九日（九月十四），帝交密谕于楊銳，稱“位幾不保”，令籌商救護之法。
康有為乃欲引用袁世凱。
袁初贊助強學書局，康又遣人征其意見，袁稱傾向，故力薦之，值袁奉旨入京進觐之後，帝诏以侍郎候補，專練軍隊。
政變 八月三日夕（九月十八），譚嗣同谒袁，陳說皇上危險，請以兵力保護聖躬。
袁黨辯護文字，則稱說其誅殺榮祿，運兵入京，包圍頤和園。
會談之真相，殆不可知，其商定之辦法，則帝同太後于九月幸天津閱兵，袁以兵力誅殺後黨也。
苟先預備，舊黨一無所聞，則事起倉卒，不難成功。
袁請訓回津，即将經過報告榮祿，榮祿電報太後，太後怒而自頤和園回宮，矯诏聽政，置帝于南海瀛台，此八月五日事也。
明日，步軍統領衙門，捕拿康有為，不獲，閉城大索，捕獲其弟。
譚嗣同等聞之，共商保護聖躬及變法諸臣之策，遣人商于英、美、日使，康、梁幸得免難。
康于初五抵津，乘英船南下。
得英使保護，于吳淞外乘英船南往香港。
梁得日人援助，東渡日本。
變法諸人之受禍 九日，太後命捕張蔭桓、徐緻靖、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明日解送刑部，太後更谕看管張蔭桓，研訊徐緻靖、譚嗣同等六人，派大臣會審，會有奏請将其正法者，太後從之。
十三日，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有溥就刑，後人呼為六君子。
明日，殊谕宣布康有為等罪狀，令督撫查拿。
關于譚嗣同等，則稱其與康有為結黨，陰圖煽惑，且曰：“楊銳等每于召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将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
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
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緻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該犯等即行正法。
”康氏罪名，則為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後，陷害朕躬，實則此等罪狀之辭，至是已三變矣。
太後恨之之深，懸賞捕之，焚其書籍，籍其财産，官吏捕其家人，不得。
張蔭桓發往新疆，徐緻靖永遠監禁，其他革職者尚多。
太後诏複舊制，考試恢複八股，武科亦複馬步弓石，他更無論矣。
德宗初有生命危險，後以外使幹涉及疆吏反對，得未廢立。
太後恨未能平，明年冬，诏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俊為皇嗣，立嗣之非祖法，太後已不問矣。
評論 綜觀戊戌變法之始末，多受外患之影響而促成，主持者亦多接受外人之建議，英教士李提摩太影響尤大。
康氏熟讀其書，親往谒之，梁氏亦曾為其書記。
及康進用，電召李提摩太來京，稱将聘為顧問。
李提摩太建議聘用伊藤博文為顧問。
伊藤适來華遊曆，朝臣亦有奏請留之為相者。
李提摩太入京，德宗定期召見，不幸政變作矣。
李提摩太奔走使館，謀救聖躬，及變法諸臣，康有為之能脫險，蓋亦賴其力焉。
所可惜者，康、梁諸人未有政治經驗，偏于理想，求治太急，終遂造成政變。
譚嗣同于太後聽政，往見李提摩太，始悔不從其逐漸改革之忠告，以緻失敗。
其謀殺榮祿，直以一切作一孤注，政治家殆不出此。
太後聽政，罷去新政，恢複舊制，信用頑固大臣，昏然排外，造成大禍，屈服之後，始再變法，時已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