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變法與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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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禦史，再參康氏，論及保國會曰：“私聚數百人在辇毂之下，立為保國一會，&hellip&hellip名為保國，勢必亂國而後已焉。
奴才&hellip&hellip令其将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于度外。
”羅織其罪，無所不用其極，可見其不能相容矣。
诏定國是 于此情狀之下，康有為深信朝廷宣示維新政策，則一切困難，皆可解決，草成《請定國是》奏稿，交言官上奏。
德宗得疏，四月二十三日（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诏定國是，其扼要之語曰： 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衆喙哓哓，空言無補。
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饷，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号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于國政毫無補益。
&hellip&hellip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
太後幹涉朝政 朝廷宣示大計，守舊大臣原應服從诏書，放棄主張，實則毫無效果，反而益為破壞。
十七日，翁同龢忽奉殊谕開缺回籍，翁為帝之親信師傅，兼在總署行走，張蔭桓與之相洽，亦幾不免，其先朝臣英年已傳欲将張氏圍拿矣。
尤可異者，翁同龢免職之日，帝诏大臣授職者，京官并詣皇太後前謝恩，外官奏謝，又命榮祿為直隸總督，節制境内駐軍。
榮祿為太後親臣，舊黨掌握軍權，變法之失敗，已決定于此矣。
康有為于诏下後，原欲出京，會得朝臣徐緻靖之奏薦，帝命于十六日召見。
康氏奏陳變法，為時甚久，帝命其寫進所著各書，俄诏其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許其專折奏事。
康氏乃著書為文，議論朝政，多所奏請。
德宗深受其影響，變法之意益堅。
新黨人物 大臣贊助變法，或深表同情者，寥寥無幾，餘多小臣。
七月二十日（九月五日），帝始召見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大臣章京上行走，替襄新政。
譚于湖南佐辦新政，負有大志。
劉官刑部主事，為保國會會員之一。
楊久官于京師，與有為相善。
林為康之弟子。
四人均以大臣奏舉，奉旨入見也。
禦史楊深秀、宋伯魯亦力贊變法，梁啟超、康有溥（字廣仁）時亦在京。
梁氏奉旨賞給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有溥為有為之弟，業醫，梁于春間重病，康有為召之入京，為之治病，後更佐兄整理文稿。
外省推行新法著有成績者，首推湖南巡撫陳寶箴。
其佐之者，有黃遵憲等。
黃氏久任領事，著有《日本國志》，負有盛名。
此就主持變法者諸人而言，其人皆欲富強中國。
勇于進取之志士也。
新政 德宗自四月二十三日，诏定國是，迄于八月五日（九月二十）政變，為時凡百有三日，期内變法或改去積弊之诏書，多如雪片，難于一一列舉，茲分類略述主要之新政如下： （一）官制 帝诏裁詹事府通政司等衙門，外省裁去湖北、廣東、雲南巡撫，東河總督，及無所事事之糧道鹽道等官，官民并得一律應诏言事。
各衙門奉旨删去舊例，另定簡明則例，裁減綠營，改用西法練軍。
帝又嚴谕部院于交議事件，克日議覆，逾期懲治，對于代奏事件，稍有抑格，立即嚴辦。
其尤重要者，則诏編預算也。
（二）教育 京師大學堂成立，各地書院奉旨改作兼習中學西學之學堂，地方捐辦之義學社，亦令兼習中西學課，民間祠廟之不在祀典者，官勸人民改為學堂，專門學堂亦奉旨籌辦。
中學應讀之書由官書局頒發，诏獎士民著作新書，許其享有版權，并設譯書局，诏廢八股，科舉改考策論，武舉亦改科目，又舉經濟特科。
（三）鐵路 帝诏趕辦蘆漢鐵路，開辦粵杭滬甯各路。
（四）實業 朝廷設立農工商總局，命官振興農業，廣譯外洋農務諸書，獎勵紳商廣開農會，購買農器。
凡制成新器者準其專利售賣，又獎進商業，上海、漢口各設商會，且許旗人經商營業。
推行新政之困難 新政深切中國之需要，顧其規模太大，牽涉太多，而國内之積弊已深，官吏又敷衍因循，決不易于實現也。
主持之者初不免于視事太易，康有為嘗奏言曰：“雷厲風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體略舉，期年而規模有成，海内回首，外國聳聽。
”樂觀至是，蓋由于缺乏政治經驗。
德宗時無實權，疊谕各部院官對于覆奏事件，不準延擱，而猶陽奉陰違。
疆吏對于新政，更多延宕不辦，帝嚴詞責之，仍無效果。
新政不能推行，康氏後亦知之，而猶在京今日上一建議，明日另一奏請者，意欲“令人民念聖
奴才&hellip&hellip令其将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于度外。
”羅織其罪，無所不用其極，可見其不能相容矣。
诏定國是 于此情狀之下，康有為深信朝廷宣示維新政策，則一切困難，皆可解決，草成《請定國是》奏稿，交言官上奏。
德宗得疏，四月二十三日（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诏定國是，其扼要之語曰： 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衆喙哓哓，空言無補。
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饷，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号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于國政毫無補益。
&hellip&hellip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
太後幹涉朝政 朝廷宣示大計，守舊大臣原應服從诏書，放棄主張，實則毫無效果，反而益為破壞。
十七日，翁同龢忽奉殊谕開缺回籍，翁為帝之親信師傅，兼在總署行走，張蔭桓與之相洽，亦幾不免，其先朝臣英年已傳欲将張氏圍拿矣。
尤可異者，翁同龢免職之日，帝诏大臣授職者，京官并詣皇太後前謝恩，外官奏謝，又命榮祿為直隸總督，節制境内駐軍。
榮祿為太後親臣，舊黨掌握軍權，變法之失敗，已決定于此矣。
康有為于诏下後，原欲出京，會得朝臣徐緻靖之奏薦，帝命于十六日召見。
康氏奏陳變法，為時甚久，帝命其寫進所著各書，俄诏其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許其專折奏事。
康氏乃著書為文，議論朝政，多所奏請。
德宗深受其影響，變法之意益堅。
新黨人物 大臣贊助變法，或深表同情者，寥寥無幾，餘多小臣。
七月二十日（九月五日），帝始召見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大臣章京上行走，替襄新政。
譚于湖南佐辦新政，負有大志。
劉官刑部主事，為保國會會員之一。
楊久官于京師，與有為相善。
林為康之弟子。
四人均以大臣奏舉，奉旨入見也。
禦史楊深秀、宋伯魯亦力贊變法，梁啟超、康有溥（字廣仁）時亦在京。
梁氏奉旨賞給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有溥為有為之弟，業醫，梁于春間重病，康有為召之入京，為之治病，後更佐兄整理文稿。
外省推行新法著有成績者，首推湖南巡撫陳寶箴。
其佐之者，有黃遵憲等。
黃氏久任領事，著有《日本國志》，負有盛名。
此就主持變法者諸人而言，其人皆欲富強中國。
勇于進取之志士也。
新政 德宗自四月二十三日，诏定國是，迄于八月五日（九月二十）政變，為時凡百有三日，期内變法或改去積弊之诏書，多如雪片，難于一一列舉，茲分類略述主要之新政如下： （一）官制 帝诏裁詹事府通政司等衙門，外省裁去湖北、廣東、雲南巡撫，東河總督，及無所事事之糧道鹽道等官，官民并得一律應诏言事。
各衙門奉旨删去舊例，另定簡明則例，裁減綠營，改用西法練軍。
帝又嚴谕部院于交議事件，克日議覆，逾期懲治，對于代奏事件，稍有抑格，立即嚴辦。
其尤重要者，則诏編預算也。
（二）教育 京師大學堂成立，各地書院奉旨改作兼習中學西學之學堂，地方捐辦之義學社，亦令兼習中西學課，民間祠廟之不在祀典者，官勸人民改為學堂，專門學堂亦奉旨籌辦。
中學應讀之書由官書局頒發，诏獎士民著作新書，許其享有版權，并設譯書局，诏廢八股，科舉改考策論，武舉亦改科目，又舉經濟特科。
（三）鐵路 帝诏趕辦蘆漢鐵路，開辦粵杭滬甯各路。
（四）實業 朝廷設立農工商總局，命官振興農業，廣譯外洋農務諸書，獎勵紳商廣開農會，購買農器。
凡制成新器者準其專利售賣，又獎進商業，上海、漢口各設商會，且許旗人經商營業。
推行新政之困難 新政深切中國之需要，顧其規模太大，牽涉太多，而國内之積弊已深，官吏又敷衍因循，決不易于實現也。
主持之者初不免于視事太易，康有為嘗奏言曰：“雷厲風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體略舉，期年而規模有成，海内回首，外國聳聽。
”樂觀至是，蓋由于缺乏政治經驗。
德宗時無實權，疊谕各部院官對于覆奏事件，不準延擱，而猶陽奉陰違。
疆吏對于新政，更多延宕不辦，帝嚴詞責之，仍無效果。
新政不能推行，康氏後亦知之，而猶在京今日上一建議，明日另一奏請者，意欲“令人民念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