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 輪台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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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裡還可以再引錄一首關于“望思台”的詩作：
武帝 （宋）陳普
幾多愛子出蕭關，山積胡沙骨未還。
好把望思台上淚，随風北出灑陰山。
詩人是說，望思台的修築，表達了漢武帝的“思子”之心。可是要知道，因為你的錯誤，并不隻是你自己的一個兒子冤死，在頻繁的戰争中，“幾多”百姓的“愛子”千裡“出蕭關”遠征，最終埋骨于“胡沙”，牽系着多少父母的思念啊。“好把望思台上淚，随風北出灑陰山”，把對自己的兒子的思念，轉化為對以往政策的深刻檢讨，這才是一個真心悔過的帝王應當做的呢。
漢武帝築“歸來望思”之台，看來确實不僅僅是寄托着對劉據的思念，也表達了對劉據的政治傾向和政治風格的認可。
劉據曾經對漢武帝好大喜功，動不動就出軍遠征的政策提出過不同意見。漢武帝笑着說：“我來承擔這份勞累，把安逸留給你，這難道不可以嗎！”
巫蠱之禍發生之後，漢武帝終于有所覺醒。他及時利用漢王朝西域遠征軍戰事失利的時機，開始了基本政策的轉變。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漢武帝公開宣布：朕即位以來，所作所為狂悖，使天下人愁苦，不可追悔。從今以後，凡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的政策法令，統統予以罷除！
有大臣建議在輪台（今新疆輪台東）屯兵，擴大漢帝國在西域的影響，逐步将長城修築到塔裡木河流域。漢武帝否定了這一建議。
他頒布的诏書，因為是以“輪台”軍事作為由頭的，所以曆史上稱作“輪台诏”。
漢武帝回顧以往遠征車師的戰役，為當時因為路途遙遠，死于途中的将士竟然多達數千人深表悔恨。而輪台更在車師以西千餘裡，他于是堅定地拒絕了主張将西域戰争繼續升級的建議，又表示當今最重要的，在于嚴禁苛暴之政，防止給予民衆過重的負擔，努力促進農耕經濟的發展，決意把行政重心轉移到和平生産方面來。
漢武帝又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表明與民休息，發展經濟，養護百姓的決心。
輪台诏被譽為表達了“仁聖之所悔”的政治典範。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二二“漢武帝征和四年”一節，曾經這樣評價漢武帝，他寫道，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于内生活消費極端奢侈，對外頻繁發動戰争，又迷信神怪，巡遊無度，導緻百姓疲敝，不得不起來反抗。他的作為，和秦始皇幾乎沒有什麼差别。但是，秦始皇導緻了秦王朝的滅亡，漢武帝卻使得漢王朝振興，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漢武帝“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就是說，能夠遵行儒家堅持的政治原則，又能夠“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就是聽從忠直的臣下的意見，不能容忍壞人的欺蔽，始終尊賢愛士，而且誅罰嚴明，特别是“晚而改過，顧托得人”，就是晚年能夠認識自己的政治失誤，改正自己的政治失誤，對于繼承人的選擇和輔佐新帝的大臣的人事安排都比較正确，所以雖然犯有導緻秦王朝滅亡的同類的錯誤，卻避免了如同秦王朝滅亡那樣的政治災難。
所謂“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晚而改過，顧托得人”，不僅反映出漢武帝個人性格的有關特征，也反映出西漢政治體制的重要進步，就是說，與秦王朝僵冷而毫無彈性的行政制度不同，政府的重大政治缺誤已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自我修補。
“巫蠱之禍”這種在王朝都城的市中心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又以正規軍武裝平定政治動亂的情形，在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而漢武帝在事後的處理方式，在曆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古代帝王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政治失誤并且緻力于扭轉補救，已經是難能可貴的，其方式有許多種，一般情況下，往往盡管在實際上對失誤有所糾正，然而在口頭上對于失誤卻并不願意公開承認。如漢武帝輪台诏這樣正式沉痛地向全民公開承認自己的重大失誤，在曆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武帝 （宋）陳普
幾多愛子出蕭關，山積胡沙骨未還。
好把望思台上淚，随風北出灑陰山。
詩人是說，望思台的修築，表達了漢武帝的“思子”之心。可是要知道，因為你的錯誤，并不隻是你自己的一個兒子冤死，在頻繁的戰争中，“幾多”百姓的“愛子”千裡“出蕭關”遠征，最終埋骨于“胡沙”，牽系着多少父母的思念啊。“好把望思台上淚，随風北出灑陰山”，把對自己的兒子的思念，轉化為對以往政策的深刻檢讨，這才是一個真心悔過的帝王應當做的呢。
漢武帝築“歸來望思”之台，看來确實不僅僅是寄托着對劉據的思念，也表達了對劉據的政治傾向和政治風格的認可。
劉據曾經對漢武帝好大喜功，動不動就出軍遠征的政策提出過不同意見。漢武帝笑着說：“我來承擔這份勞累，把安逸留給你，這難道不可以嗎！”
巫蠱之禍發生之後，漢武帝終于有所覺醒。他及時利用漢王朝西域遠征軍戰事失利的時機，開始了基本政策的轉變。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漢武帝公開宣布：朕即位以來，所作所為狂悖，使天下人愁苦，不可追悔。從今以後，凡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的政策法令，統統予以罷除！
有大臣建議在輪台（今新疆輪台東）屯兵，擴大漢帝國在西域的影響，逐步将長城修築到塔裡木河流域。漢武帝否定了這一建議。
他頒布的诏書，因為是以“輪台”軍事作為由頭的，所以曆史上稱作“輪台诏”。
漢武帝回顧以往遠征車師的戰役，為當時因為路途遙遠，死于途中的将士竟然多達數千人深表悔恨。而輪台更在車師以西千餘裡，他于是堅定地拒絕了主張将西域戰争繼續升級的建議，又表示當今最重要的，在于嚴禁苛暴之政，防止給予民衆過重的負擔，努力促進農耕經濟的發展，決意把行政重心轉移到和平生産方面來。
漢武帝又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表明與民休息，發展經濟，養護百姓的決心。
輪台诏被譽為表達了“仁聖之所悔”的政治典範。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二二“漢武帝征和四年”一節，曾經這樣評價漢武帝，他寫道，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于内生活消費極端奢侈，對外頻繁發動戰争，又迷信神怪，巡遊無度，導緻百姓疲敝，不得不起來反抗。他的作為，和秦始皇幾乎沒有什麼差别。但是，秦始皇導緻了秦王朝的滅亡，漢武帝卻使得漢王朝振興，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漢武帝“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就是說，能夠遵行儒家堅持的政治原則，又能夠“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就是聽從忠直的臣下的意見，不能容忍壞人的欺蔽，始終尊賢愛士，而且誅罰嚴明，特别是“晚而改過，顧托得人”，就是晚年能夠認識自己的政治失誤，改正自己的政治失誤，對于繼承人的選擇和輔佐新帝的大臣的人事安排都比較正确，所以雖然犯有導緻秦王朝滅亡的同類的錯誤，卻避免了如同秦王朝滅亡那樣的政治災難。
所謂“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晚而改過，顧托得人”，不僅反映出漢武帝個人性格的有關特征，也反映出西漢政治體制的重要進步，就是說，與秦王朝僵冷而毫無彈性的行政制度不同，政府的重大政治缺誤已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自我修補。
“巫蠱之禍”這種在王朝都城的市中心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又以正規軍武裝平定政治動亂的情形，在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而漢武帝在事後的處理方式，在曆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古代帝王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政治失誤并且緻力于扭轉補救，已經是難能可貴的，其方式有許多種，一般情況下，往往盡管在實際上對失誤有所糾正，然而在口頭上對于失誤卻并不願意公開承認。如漢武帝輪台诏這樣正式沉痛地向全民公開承認自己的重大失誤，在曆史上是極其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