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空位期：中國三頭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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煊一起，成為了左右中國政治的三大巨頭。
我本不該對這位已經倒台的中國張伯倫的經曆和品質不厭其煩地講這麼多，但鑒于以下事實，我還想再唠叨幾句。
莫理循博士和所有中英兩國的英文報刊，都以一種自以為是、甚至狂妄自大的權威腔調，極力推出袁世凱這座泥塑的偶像來，這種做法隻是荒謬可笑，對于外國人正确地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倒也沒有什麼太大妨害。
他們神化袁世凱，說他是拯救中國必不可少的惟一偉人，從而給現任攝政王的統治投去不信任的陰影。
英國輿論過去曾一度奉李鴻章為偶像。
有些與宓吉先生見識相仿佛的英國人，甚至稱李鴻章為中國最了不起的老人。
如今，英國人對宓吉先生所謂的那個最了不起的老人，還有什麼好話可說呢？ 但公正地講，李鴻章還不是一個邪惡的、不道德的和刻毒的人，他隻是一個庸人。
他庸俗粗鄙，但不暴虐惡毒。
而康有為及其中國雅各賓黨人不隻是庸俗粗鄙，而且惡毒暴虐。
在他們的雅各賓主義中，包含一種理想主義的成分，一種希冀立即帶來太平盛世的強烈渴望。
而袁世凱，則綜合了庸人李鴻章的粗俗卑鄙和雅各賓黨人康有為的暴虐刻毒。
事實上，中國的袁世凱和英國的約瑟夫·張伯倫先生一樣，兩人都是雅各賓黨人的叛徒。
下面，我不再談袁世凱。
不過在此之前，我想明确指出，這種生性粗俗、庸陋和蠻橫的人們，損害了他們本國真正改革和進步的事業，因而也必然危害他們所在國高尚的國民生活乃至世界文明。
例如，約瑟夫·張伯倫先生，人人都知道，他采納了比肯斯菲爾德勳爵的帝國主義。
但是，意味着使大英帝國強大的帝國主義，對比肯斯菲爾德勳爵來說隻不過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為了大英帝國的良治和世界文明。
換言之，比肯斯菲爾德勳爵要使大英帝國強大，隻是為了能使大英帝國政府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去做它認為對于大英帝國的良治、進而對于世界文明事業來說是正确的事情。
而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帝國主義，也就是使大英帝國強大，則本身就是目的。
無論如何，他的帝國主義與良治或文明沒有關系。
張伯倫先生帝國主義的目的，隻是要讓大英帝國境内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吃的東西更多，住的地方更好等等，事實上也就是要比地球上任何國家或民族在物質方面更加繁榮，然後能狂妄自大，趾高自揚，稱霸全世界。
比肯斯菲爾德勳爵的帝國主義，其結果是推進良治和文明的事業，使英國式的法律和英國式的公正——使大不列颠統治下的和平赢得全世界的尊崇。
孔子談起他那個時代一個著名的政治家時說道：“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
”所謂“披發左衽”，就是成了野蠻人。
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英國比肯斯菲爾德勳爵和德國俾斯麥首相的政治才能，歐洲人民現在也要堕入無政府和野蠻狀态了。
相反，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帝國主義，其結果則是要使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能有更多的牛肉吃，能住得更加舒适，能狂妄自大、趾高氣揚地去欺辱全世界。
它所帶來的是在南非的布爾戰争，是英格蘭鼓吹女人參政的婦女，是印度投擲炸彈的無政府主義學生和每年預算六千萬英鎊的赤字。
由此可見，我們中國人“有治人無治法”的說法，是千真萬确的。
在中國，這一公理比在英國或歐洲要有力量得多。
中國國家管理中的“憲法”，正如我所說過的，是一種道德上的憲法而不是法律上的憲法。
換句話說，我們中國人更多地是依靠道德法律，而不是紙上的憲法、國家法規或治安條例來約束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使那些身居高位、有責有權的人們不敢為非作歹。
簡而言之，中國的良治完全仰賴我們統治者的道德品質。
因而在中國，當不道德的人身居高位，大權在握的時候，他們的所做所為所造成的危害是無法想象的。
而且，在中國，像一切專制獨裁的政府一樣，政府行好行壞的權力非常之大。
因此，一旦像袁世凱這種生性庸俗、粗鄙、暴虐和刻毒的人在政府中享有了某種支配權，那後果便可怕至極。
這裡，且不談那種奢侈浪費，為了維持袁世凱及其寄生蟲們驕狂恣肆的排場，在天津，無論是官員還是商人都已破了産。
在此，我隻想從那些災難性後果中舉出一個實例。
袁世凱，正如我所說過的，他成為了統治中國的文人士大夫中三頭執政的成員之一。
三巨頭即張之洞、袁世凱和岑春煊，他們乃是當時中國文人士大夫所公認的領袖。
已故皇太後正是依靠這三個人，來指導與
我本不該對這位已經倒台的中國張伯倫的經曆和品質不厭其煩地講這麼多，但鑒于以下事實，我還想再唠叨幾句。
莫理循博士和所有中英兩國的英文報刊，都以一種自以為是、甚至狂妄自大的權威腔調，極力推出袁世凱這座泥塑的偶像來，這種做法隻是荒謬可笑，對于外國人正确地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倒也沒有什麼太大妨害。
他們神化袁世凱，說他是拯救中國必不可少的惟一偉人，從而給現任攝政王的統治投去不信任的陰影。
英國輿論過去曾一度奉李鴻章為偶像。
有些與宓吉先生見識相仿佛的英國人，甚至稱李鴻章為中國最了不起的老人。
如今，英國人對宓吉先生所謂的那個最了不起的老人，還有什麼好話可說呢？ 但公正地講，李鴻章還不是一個邪惡的、不道德的和刻毒的人，他隻是一個庸人。
他庸俗粗鄙，但不暴虐惡毒。
而康有為及其中國雅各賓黨人不隻是庸俗粗鄙，而且惡毒暴虐。
在他們的雅各賓主義中，包含一種理想主義的成分，一種希冀立即帶來太平盛世的強烈渴望。
而袁世凱，則綜合了庸人李鴻章的粗俗卑鄙和雅各賓黨人康有為的暴虐刻毒。
事實上，中國的袁世凱和英國的約瑟夫·張伯倫先生一樣，兩人都是雅各賓黨人的叛徒。
下面，我不再談袁世凱。
不過在此之前，我想明确指出，這種生性粗俗、庸陋和蠻橫的人們，損害了他們本國真正改革和進步的事業，因而也必然危害他們所在國高尚的國民生活乃至世界文明。
例如，約瑟夫·張伯倫先生，人人都知道，他采納了比肯斯菲爾德勳爵的帝國主義。
但是，意味着使大英帝國強大的帝國主義，對比肯斯菲爾德勳爵來說隻不過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為了大英帝國的良治和世界文明。
換言之，比肯斯菲爾德勳爵要使大英帝國強大，隻是為了能使大英帝國政府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去做它認為對于大英帝國的良治、進而對于世界文明事業來說是正确的事情。
而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帝國主義，也就是使大英帝國強大，則本身就是目的。
無論如何，他的帝國主義與良治或文明沒有關系。
張伯倫先生帝國主義的目的，隻是要讓大英帝國境内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吃的東西更多，住的地方更好等等，事實上也就是要比地球上任何國家或民族在物質方面更加繁榮，然後能狂妄自大，趾高自揚，稱霸全世界。
比肯斯菲爾德勳爵的帝國主義，其結果是推進良治和文明的事業，使英國式的法律和英國式的公正——使大不列颠統治下的和平赢得全世界的尊崇。
孔子談起他那個時代一個著名的政治家時說道：“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
”所謂“披發左衽”，就是成了野蠻人。
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英國比肯斯菲爾德勳爵和德國俾斯麥首相的政治才能，歐洲人民現在也要堕入無政府和野蠻狀态了。
相反，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帝國主義，其結果則是要使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能有更多的牛肉吃，能住得更加舒适，能狂妄自大、趾高氣揚地去欺辱全世界。
它所帶來的是在南非的布爾戰争，是英格蘭鼓吹女人參政的婦女，是印度投擲炸彈的無政府主義學生和每年預算六千萬英鎊的赤字。
由此可見，我們中國人“有治人無治法”的說法，是千真萬确的。
在中國，這一公理比在英國或歐洲要有力量得多。
中國國家管理中的“憲法”，正如我所說過的，是一種道德上的憲法而不是法律上的憲法。
換句話說，我們中國人更多地是依靠道德法律，而不是紙上的憲法、國家法規或治安條例來約束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使那些身居高位、有責有權的人們不敢為非作歹。
簡而言之，中國的良治完全仰賴我們統治者的道德品質。
因而在中國，當不道德的人身居高位，大權在握的時候，他們的所做所為所造成的危害是無法想象的。
而且，在中國，像一切專制獨裁的政府一樣，政府行好行壞的權力非常之大。
因此，一旦像袁世凱這種生性庸俗、粗鄙、暴虐和刻毒的人在政府中享有了某種支配權，那後果便可怕至極。
這裡，且不談那種奢侈浪費，為了維持袁世凱及其寄生蟲們驕狂恣肆的排場，在天津，無論是官員還是商人都已破了産。
在此，我隻想從那些災難性後果中舉出一個實例。
袁世凱，正如我所說過的，他成為了統治中國的文人士大夫中三頭執政的成員之一。
三巨頭即張之洞、袁世凱和岑春煊，他們乃是當時中國文人士大夫所公認的領袖。
已故皇太後正是依靠這三個人，來指導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