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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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警察說，“你轉來轉去鬧得我頭都暈了。
我們不是來作客的。
” 警察問我的是我一個過去的叫高洋的朋友，我告訴警察這人我會十年沒見他了。
十年前我們剛從部隊複員時天天混在一起，後來他突然不知去向。
我曾打聽過他，可我們一起的朋友包括他弟弟高晉誰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兒，誰也沒再見過他。
關于他的下落曾有種種傳聞，傳得最為大家接受的是說他發了筆财買了張假護照去菲律賓了。
有了開玩笑地說他在呂宋島種煙葉，也有人說他當了新人民軍，但這都是胡扯，因為誰也沒去過菲律賓。
警察問我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當時在場還有哪些人以及我們都談了些什麼。
我告訴警察那應該是夏天，因為我們當時都穿着短袖襯衫，整天汗津津的，我對街上到處停放支着涼篷的白色冰糕車印象很深。
但考慮到我們當時是在祖國最南端的城市，而我們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南北溫差又是那麼懸殊，所以按曆法的習慣劃分那也許是春天，在我國的大部分地區還是春天。
我告訴警察那時我和一幫哥們兒剛從三軍各兵種複員，上身已經換了時髦的T恤衫下身還穿着不同顔色的軍褲。
那段日子我們無牽無挂，一心想的隻是盡情享樂。
我們在吃飯，滿面笑容地圍坐一起大吃大喝。
我們好歉老是在吃飯，不間斷地在各種不同環境的餐館裡吃飯。
那段日子我們肯定還饒有興趣、忙忙碌碌地幹了些别的，但我一想起那日子腦子裡出現的隻是吃飯，一連串印象鮮明的吃飯場面。
我們在一個大天井式的餐館的露天餐廳吃飯的那次，大概是我和高洋最後一次見面…… 這個餐館的名字我記不得了，位置是于七、八條居民巷子的交彙處。
我們是在城裡的老居民區亂逛時随意拐過去的。
餐館門口象個車庫入口，門上懸挂着沉重烏黑的金字的匾。
門口還有水泥電線杆，站在門口可以看到放射狀通向四面八方的巷子，至少有兩條巷口外面是人來車往的繁華大街。
餐館門裡的天井擺了上百張綠漆斑駁的鐵餐桌。
四周的建築是那種高大的殖民地風格的兩層樓房，有花紋繁複的水泥廊柱和同樣精雕細镂的石欄以及拱形長窗的石質表面已因風需侵蝕和油煙熏染變得烏黑了。
餐館正樓是一幢完全中國古典風格的巍峨樓閣，雕梁畫棟，重重飛檐，窗子上刻着剔透的花鳥大草，可以聯扇疊開，使正樓變成數屋大戲鋅般的通堂敞軒。
不知是我記憶有誤還是那天我們去的時候還不到營業時間，整個天井空無一人，連服務員也不見蹤影。
正樓内門窗一字敞開，井井有條擺放堂内的紅木桌椅擦得烏油锃亮的牆上挂着中國山水畫和龍飛鳳舞的狂草書法，四角有大盆茂盛的植物和缤紛豔麗毫無香氣的花卉。
當時我可能毫無感想，但今天回想起來我總感到那個豪奢頹敗的餐館在等什麼人。
我對天井中陽光彌漫和蔭涼浸膚印象怎樣強烈。
如果前者真實感受我們去那個餐館的時間就是上午，如果是後者那理當是下午，再學一種可能就是我們那天從上午一直坐到下午。
至今我猶能清晰地想起在座者的每一個笑容，每一個手勢以及豪飲時的誇張動作和滔滔不絕講話時的面部表情。
但與之相關的談話肉，那些伴随口形張合産生的聲音卻讨厭地失去了，那些尋歡作樂的場面是無聲的。
我們八個人緊緊圍坐在一張不大的方鐵桌旁——一面兩個。
我對面是高晉、許遜，右手是汪若海和一個風流女子——我們大家的情婦喬喬，我旁邊是另一個公共财産夏紅，夏紅左手是高洋，高洋攥着夏紅的一隻手，高洋旁邊……說到這兒我結則起來：“不，不，不該是他，是他就不對了。
” 我越是極力想抹去卓越的形象，腦子裡就越頑固地出現身穿白色水兵服的卓越，滿面放光地舉着堆着豐富泡沫的啤酒，在高洋旁邊笑着嚷着的情景…… 我試着重新數人，但數到最後仍然被卓越擋住。
一次又一次地擋住，無法逾越。
“我可能記亂了。
”我向警察解釋最後一個為什麼不能是卓越：這個人是個死人，在我們退役的前一年他就因艦艇事故犧牲了。
如果他在場，那次吃飯就不該是我和高洋的最後一次見面，而且那時——當兵時，我們根本不認識什麼喬五喬六的。
“别着急，好好想想。
”警察安慰我，“你大概是記錯了。
” 我緊張地思索，但卻越來越深地陷進卓越在場的偏執想象之中。
“我們把他拿掉怎麼樣？”警察溫和地向我建議，“既然他是個确鑿無疑的死人。
” 令我不安的隻拿掉卓越勢必要把高洋一起拿掉，他們倆在我的印象中是密不可分地處于同一個場面之中。
而拿掉高洋、夏紅便又不完整了。
他們的手聯在一起，夏紅的腿貼着我的腿，拿掉她我也傾斜了。
如此類推，我們這根繩子的每個環節都将依次松開——那個桌旁一個人都沒有了。
這是荒謬的。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強行分割卓越和高洋，但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割去卓越、高洋和高晉之間仍有一個空隙，高洋旁邊坐的是誰？象一條一頭系在水鼓一頭系在艦上的纜繩，既然要把這二者連接起來中間就不能缺少任何環節——我不能讓那個位子空着。
警察小心地提醒我是否我把那天吃飯的人數記錯了。
那天就是七個人而不是八個人。
“ 如果是這樣，那一切就老是吉以解釋了。
“ 我堅定地予以否認：“坐得滿滿的，一面兩個人，我雖然不識多少字，加法還是會的。
” 看得出來，警察對我的說法持懷疑态度。
他們不再就有誰在場向我提問，而是問當時高洋給我留下了什麼印象。
我說高洋當時和其他人一樣，看不出有什麼異常，一直在笑在吃在喝，就是後來喝了不少酒後也沒有流露一絲憂郁和焦慮從始到終相當快活。
當時大家都在胡吹自己的金錢和女人上的得手，唯獨
”一個警察說，“你轉來轉去鬧得我頭都暈了。
我們不是來作客的。
” 警察問我的是我一個過去的叫高洋的朋友，我告訴警察這人我會十年沒見他了。
十年前我們剛從部隊複員時天天混在一起，後來他突然不知去向。
我曾打聽過他，可我們一起的朋友包括他弟弟高晉誰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兒，誰也沒再見過他。
關于他的下落曾有種種傳聞，傳得最為大家接受的是說他發了筆财買了張假護照去菲律賓了。
有了開玩笑地說他在呂宋島種煙葉，也有人說他當了新人民軍，但這都是胡扯，因為誰也沒去過菲律賓。
警察問我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當時在場還有哪些人以及我們都談了些什麼。
我告訴警察那應該是夏天，因為我們當時都穿着短袖襯衫，整天汗津津的，我對街上到處停放支着涼篷的白色冰糕車印象很深。
但考慮到我們當時是在祖國最南端的城市，而我們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南北溫差又是那麼懸殊，所以按曆法的習慣劃分那也許是春天，在我國的大部分地區還是春天。
我告訴警察那時我和一幫哥們兒剛從三軍各兵種複員，上身已經換了時髦的T恤衫下身還穿着不同顔色的軍褲。
那段日子我們無牽無挂，一心想的隻是盡情享樂。
我們在吃飯，滿面笑容地圍坐一起大吃大喝。
我們好歉老是在吃飯，不間斷地在各種不同環境的餐館裡吃飯。
那段日子我們肯定還饒有興趣、忙忙碌碌地幹了些别的，但我一想起那日子腦子裡出現的隻是吃飯，一連串印象鮮明的吃飯場面。
我們在一個大天井式的餐館的露天餐廳吃飯的那次，大概是我和高洋最後一次見面…… 這個餐館的名字我記不得了，位置是于七、八條居民巷子的交彙處。
我們是在城裡的老居民區亂逛時随意拐過去的。
餐館門口象個車庫入口，門上懸挂着沉重烏黑的金字的匾。
門口還有水泥電線杆，站在門口可以看到放射狀通向四面八方的巷子，至少有兩條巷口外面是人來車往的繁華大街。
餐館門裡的天井擺了上百張綠漆斑駁的鐵餐桌。
四周的建築是那種高大的殖民地風格的兩層樓房，有花紋繁複的水泥廊柱和同樣精雕細镂的石欄以及拱形長窗的石質表面已因風需侵蝕和油煙熏染變得烏黑了。
餐館正樓是一幢完全中國古典風格的巍峨樓閣，雕梁畫棟，重重飛檐，窗子上刻着剔透的花鳥大草，可以聯扇疊開，使正樓變成數屋大戲鋅般的通堂敞軒。
不知是我記憶有誤還是那天我們去的時候還不到營業時間，整個天井空無一人，連服務員也不見蹤影。
正樓内門窗一字敞開，井井有條擺放堂内的紅木桌椅擦得烏油锃亮的牆上挂着中國山水畫和龍飛鳳舞的狂草書法，四角有大盆茂盛的植物和缤紛豔麗毫無香氣的花卉。
當時我可能毫無感想，但今天回想起來我總感到那個豪奢頹敗的餐館在等什麼人。
我對天井中陽光彌漫和蔭涼浸膚印象怎樣強烈。
如果前者真實感受我們去那個餐館的時間就是上午，如果是後者那理當是下午，再學一種可能就是我們那天從上午一直坐到下午。
至今我猶能清晰地想起在座者的每一個笑容，每一個手勢以及豪飲時的誇張動作和滔滔不絕講話時的面部表情。
但與之相關的談話肉，那些伴随口形張合産生的聲音卻讨厭地失去了，那些尋歡作樂的場面是無聲的。
我們八個人緊緊圍坐在一張不大的方鐵桌旁——一面兩個。
我對面是高晉、許遜，右手是汪若海和一個風流女子——我們大家的情婦喬喬，我旁邊是另一個公共财産夏紅，夏紅左手是高洋，高洋攥着夏紅的一隻手，高洋旁邊……說到這兒我結則起來：“不，不，不該是他，是他就不對了。
” 我越是極力想抹去卓越的形象，腦子裡就越頑固地出現身穿白色水兵服的卓越，滿面放光地舉着堆着豐富泡沫的啤酒，在高洋旁邊笑着嚷着的情景…… 我試着重新數人，但數到最後仍然被卓越擋住。
一次又一次地擋住，無法逾越。
“我可能記亂了。
”我向警察解釋最後一個為什麼不能是卓越：這個人是個死人，在我們退役的前一年他就因艦艇事故犧牲了。
如果他在場，那次吃飯就不該是我和高洋的最後一次見面，而且那時——當兵時，我們根本不認識什麼喬五喬六的。
“别着急，好好想想。
”警察安慰我，“你大概是記錯了。
” 我緊張地思索，但卻越來越深地陷進卓越在場的偏執想象之中。
“我們把他拿掉怎麼樣？”警察溫和地向我建議，“既然他是個确鑿無疑的死人。
” 令我不安的隻拿掉卓越勢必要把高洋一起拿掉，他們倆在我的印象中是密不可分地處于同一個場面之中。
而拿掉高洋、夏紅便又不完整了。
他們的手聯在一起，夏紅的腿貼着我的腿，拿掉她我也傾斜了。
如此類推，我們這根繩子的每個環節都将依次松開——那個桌旁一個人都沒有了。
這是荒謬的。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強行分割卓越和高洋，但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割去卓越、高洋和高晉之間仍有一個空隙，高洋旁邊坐的是誰？象一條一頭系在水鼓一頭系在艦上的纜繩，既然要把這二者連接起來中間就不能缺少任何環節——我不能讓那個位子空着。
警察小心地提醒我是否我把那天吃飯的人數記錯了。
那天就是七個人而不是八個人。
“ 如果是這樣，那一切就老是吉以解釋了。
“ 我堅定地予以否認：“坐得滿滿的，一面兩個人，我雖然不識多少字，加法還是會的。
” 看得出來，警察對我的說法持懷疑态度。
他們不再就有誰在場向我提問，而是問當時高洋給我留下了什麼印象。
我說高洋當時和其他人一樣，看不出有什麼異常，一直在笑在吃在喝，就是後來喝了不少酒後也沒有流露一絲憂郁和焦慮從始到終相當快活。
當時大家都在胡吹自己的金錢和女人上的得手，唯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