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約翰·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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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過去不能起影響，所以，若真實性是由已發生的事情決定的，真實性和現在或未來的意志都不相幹；在邏輯形式上，這代表人力的限度。
但假若真實性，或者不如說“有保證的可斷言性”，依未來而定，那麼，就改變未來是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以内來說，改變應斷言的事便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以内。
這增大了人的能力和自由之感。
凱撒是不是渡過了盧必康河？我以為根據過去某個事件非作肯定回答不可。
杜威博士要靠核定未來事件才決定作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沒有理由認為這些未來事件不能憑人的能力安排一下，讓否定的回答令人更滿意。
假如我覺得凱撒渡過了盧必康河這個信念很讨厭，我不必在沉悶絕望中坐下來；我如果有充分的手腕和能力，能夠安排一個社會環境，讓凱撒未渡過盧必康河的說法在那個社會環境中會有“有保證的可斷言性”。
在這本書中，我始終在可能條件下盡力把各派哲學與有關的各哲學家的社會環境關連起來講。
我一向以為，信服人類的能力和不願承認“定而不移的事實”，同機器生産以及我們對自然環境的科學操縱所造成的滿懷希望是分不開的。
這種見解也是杜威博士的許多支持者所共有的。
例如喬治·瑞蒙·蓋格爾在一篇頌揚文章中說杜威博士的方法“可說意味着一個思想上的革命，和一個世紀以前的工業上的革命同樣屬于中産階級性的、同樣不動人耳目，但是同樣令人驚歎”。
我覺得我寫的以下一段話，說的也是這回事：“杜威博士的見解在表現特色的地方，同工業主義與集體企業的時代是諧調的。
很自然，他對美國人有最強的動人力量，而且很自然他幾乎同樣得到中國和墨西哥之類的國家中進步分子們的賞識”。
讓我遺憾而驚訝的是，我本來以為完全不傷害人的這段話，卻惹惱了杜威博士，他作了個回答：“羅素先生把實用主義的認識論同美國的工業主義可憎惡的各方面總連在一起，他這種牢固難拔的習癖……幾乎像是我要把他的哲學跟英國的地主貴族的利益聯系起來”。
至于我，我個人的意見被人（特别是被共産黨人）解釋成由于我和英國貴族的關系，①這事情我已習以為常；而我也十分願意認為我的見解和旁人的見解一樣，受社會環境的影響。
但是談到杜威博士，如果關于他所受的社會影響我的看法錯了，我為此感到遺憾。
不過我發覺犯這個錯誤的還不單是我一個人。
例如，桑塔雅那說：“在杜威的著作中，也正像在時下的科學和倫理學中一樣，滲透着一種準黑格爾主義傾向，不但把一切實在而現實的事物消融到某種相對而暫時的事物裡面，而且把個人消融到他的社會功能裡面”。
①本書作者系兩度任維多利亞女王的首相的羅素伯爵約翰·羅素之孫，1931年其兄逝世後，依法律規定襲伯爵爵号。
——譯者 我以為杜威博士的世界是一個人類占據想像力的世界；天文學上的宇宙他當然承認它存在，但是在大多時候被忽視了。
他的哲學是一種權能哲學，固然并不是像尼采哲學那樣的個人權能的哲學；他感覺寶貴的是社會的權能。
我們對自然力量的新支配能力，比這種能力至今仍受的限制給某些人造成更深的印象；我以為正是工具主義哲學中的這種社會權能要素使得工具主義對那些人有了誘力。
人類對待非人的環境所抱的态度，在不同時代曾有很大的差别。
希臘人怕傲慢，信仰一位甚至高于宙斯的必然之神或命運之神，所以希臘人小心避免那種他們覺得會是對宇宙不遜的事情。
中世紀時把恭順做得更遠甚于以前：對神謙卑是基督徒的首要義務。
獨創性被這種态度束縛住，偉大的創見幾乎是不可能有的。
文藝複興恢複了人類的自尊，但又讓自尊達到了造成無政府狀态與災殃的程度。
文藝複興的成績大部分被宗教改革運動和反宗教改革運動打消。
但是，近代技術雖不全然适于文藝複興時期的倨傲的個人，卻使人類社會的集體能力之感複活了。
已往過于謙卑的人類，開始把自己當作幾乎是個神。
意大利的實用主義者帕比尼①就極力主張用“模仿神”代替“模仿基督”②。
①帕比尼（GiovanniPapini，1881—1956），意大利哲學家、曆史學家和小說家。
——譯者 ②德意志神秘思想家托馬司·阿·坎皮斯（ThomasaKempis，1380左右—1471）有一本著作叫《模仿基督》（DeImitationeChristi）。
——譯者 在所有這些事情上，我感到一種嚴重的危險，一種不妨叫作“宇宙式的不虔誠”的危險。
把“真理”看成取決于事實的東西，事實大多在人力控制以外，這個真理概念向來是哲學迄今教導謙卑的必要要素的一個方法。
這個對自傲的抑制一撤除，在奔向某種病狂的道路上便更進一步——那種病狂就是随着費希特而侵入哲學領域的權能陶醉，這是近代人不管是否哲學家都容易陷入的一種陶醉。
我相信這種陶醉是當代最大的危險，任何一種哲學，不論多麼無意地助長這種陶醉，就等于增大社會巨禍的危險。
但假若真實性，或者不如說“有保證的可斷言性”，依未來而定，那麼，就改變未來是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以内來說，改變應斷言的事便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以内。
這增大了人的能力和自由之感。
凱撒是不是渡過了盧必康河？我以為根據過去某個事件非作肯定回答不可。
杜威博士要靠核定未來事件才決定作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沒有理由認為這些未來事件不能憑人的能力安排一下，讓否定的回答令人更滿意。
假如我覺得凱撒渡過了盧必康河這個信念很讨厭，我不必在沉悶絕望中坐下來；我如果有充分的手腕和能力，能夠安排一個社會環境，讓凱撒未渡過盧必康河的說法在那個社會環境中會有“有保證的可斷言性”。
在這本書中，我始終在可能條件下盡力把各派哲學與有關的各哲學家的社會環境關連起來講。
我一向以為，信服人類的能力和不願承認“定而不移的事實”，同機器生産以及我們對自然環境的科學操縱所造成的滿懷希望是分不開的。
這種見解也是杜威博士的許多支持者所共有的。
例如喬治·瑞蒙·蓋格爾在一篇頌揚文章中說杜威博士的方法“可說意味着一個思想上的革命，和一個世紀以前的工業上的革命同樣屬于中産階級性的、同樣不動人耳目，但是同樣令人驚歎”。
我覺得我寫的以下一段話，說的也是這回事：“杜威博士的見解在表現特色的地方，同工業主義與集體企業的時代是諧調的。
很自然，他對美國人有最強的動人力量，而且很自然他幾乎同樣得到中國和墨西哥之類的國家中進步分子們的賞識”。
讓我遺憾而驚訝的是，我本來以為完全不傷害人的這段話，卻惹惱了杜威博士，他作了個回答：“羅素先生把實用主義的認識論同美國的工業主義可憎惡的各方面總連在一起，他這種牢固難拔的習癖……幾乎像是我要把他的哲學跟英國的地主貴族的利益聯系起來”。
至于我，我個人的意見被人（特别是被共産黨人）解釋成由于我和英國貴族的關系，①這事情我已習以為常；而我也十分願意認為我的見解和旁人的見解一樣，受社會環境的影響。
但是談到杜威博士，如果關于他所受的社會影響我的看法錯了，我為此感到遺憾。
不過我發覺犯這個錯誤的還不單是我一個人。
例如，桑塔雅那說：“在杜威的著作中，也正像在時下的科學和倫理學中一樣，滲透着一種準黑格爾主義傾向，不但把一切實在而現實的事物消融到某種相對而暫時的事物裡面，而且把個人消融到他的社會功能裡面”。
①本書作者系兩度任維多利亞女王的首相的羅素伯爵約翰·羅素之孫，1931年其兄逝世後，依法律規定襲伯爵爵号。
——譯者 我以為杜威博士的世界是一個人類占據想像力的世界；天文學上的宇宙他當然承認它存在，但是在大多時候被忽視了。
他的哲學是一種權能哲學，固然并不是像尼采哲學那樣的個人權能的哲學；他感覺寶貴的是社會的權能。
我們對自然力量的新支配能力，比這種能力至今仍受的限制給某些人造成更深的印象；我以為正是工具主義哲學中的這種社會權能要素使得工具主義對那些人有了誘力。
人類對待非人的環境所抱的态度，在不同時代曾有很大的差别。
希臘人怕傲慢，信仰一位甚至高于宙斯的必然之神或命運之神，所以希臘人小心避免那種他們覺得會是對宇宙不遜的事情。
中世紀時把恭順做得更遠甚于以前：對神謙卑是基督徒的首要義務。
獨創性被這種态度束縛住，偉大的創見幾乎是不可能有的。
文藝複興恢複了人類的自尊，但又讓自尊達到了造成無政府狀态與災殃的程度。
文藝複興的成績大部分被宗教改革運動和反宗教改革運動打消。
但是，近代技術雖不全然适于文藝複興時期的倨傲的個人，卻使人類社會的集體能力之感複活了。
已往過于謙卑的人類，開始把自己當作幾乎是個神。
意大利的實用主義者帕比尼①就極力主張用“模仿神”代替“模仿基督”②。
①帕比尼（GiovanniPapini，1881—1956），意大利哲學家、曆史學家和小說家。
——譯者 ②德意志神秘思想家托馬司·阿·坎皮斯（ThomasaKempis，1380左右—1471）有一本著作叫《模仿基督》（DeImitationeChristi）。
——譯者 在所有這些事情上，我感到一種嚴重的危險，一種不妨叫作“宇宙式的不虔誠”的危險。
把“真理”看成取決于事實的東西，事實大多在人力控制以外，這個真理概念向來是哲學迄今教導謙卑的必要要素的一個方法。
這個對自傲的抑制一撤除，在奔向某種病狂的道路上便更進一步——那種病狂就是随着費希特而侵入哲學領域的權能陶醉，這是近代人不管是否哲學家都容易陷入的一種陶醉。
我相信這種陶醉是當代最大的危險，任何一種哲學，不論多麼無意地助長這種陶醉，就等于增大社會巨禍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