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盧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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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篇論文卻沒有得到獎金。
他認為“人天生來是善的，讓種種制度才把人弄惡”——這是跟原罪和通過教會得救之說正對立的一說。
盧梭同那個時代大部分政治理論家一樣，也談自然狀态，隻不過帶着幾分假定口吻，把它說成是“一種不複存在、或許從未存在過、大概将來也決不會存在的狀态，不過為适當判斷現今的狀态，對它仍需要有正确的觀念。
”自然法應當從自然狀态推出來，但是隻要我們對自然人無知，便不可能确定原來給自然人所規定的或最适合自然人的法。
我們所能知道的隻是服從自然法的那些人的意志必定自覺到他們在服從，而自然法必定直接出于自然之聲。
盧梭并不反對關于年齡、健康、智力等的自然不平等，隻反對由傳統慣例所認可的特權造成的不平等。
市民社會及由此而起的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從私有制中找得到。
“第一個圈出了一塊土地，想起說‘這是我的’，而且發覺大家愚蠢得信他的話的那人，是市民社會的真正創始者。
”他接着說，一次可悲的革命帶來了冶金術和農耕；五谷是我們的災難的象征。
歐洲因為有最多的五谷，有最多的鐵，是最不幸的大陸。
要消除這個禍患，隻須抛棄掉文明，因為人性本善，野蠻人在吃過飯以後與自然萬物和平相處，跟所有族類友好不争（我自加的重點）。
盧梭把這篇論文送給伏爾泰，伏爾泰回複說（1755年）：“我收到了你的反人類的新書，謝謝你。
在使我們都變得愚蠢的計劃上面運用這般聰明伶巧，還是從未有過的事。
讀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腳走路。
但是，由于我已經把那種習慣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揀回來了。
而且我也不能從事探索加拿大的蠻人的工作，因為我遭罹的種種疾患讓我必需一位歐洲外科醫生；因為在那些地帶正打着仗；而且因為我們的行為的榜樣已經使蠻人壞得和我們自己不相上下了。
” 盧梭與伏爾泰終于失和倒不在意料之外；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竟沒有早些反目。
盧梭既然成了名，在1754年他的故鄉城市記起他來，邀請他到那裡去。
他答應了，可是因為隻有加爾文派信徒才能做日内瓦市民，于是他再改宗恢複原信仰。
他先已養成了自稱日内瓦清教徒與共和主義者的習慣，再改宗後便有心在日内瓦居住。
他把他的《論不平等》題獻給日内瓦市的長老們，可是長老們卻不高興；他們不希望被人看成僅僅是和普通市民平等的人。
他們的反對并不是在日内瓦生活的唯一障礙；還有一層障礙更為嚴重，那就是伏爾泰已經到日内瓦去住了。
伏爾泰是劇作家，又是個戲迷，但是由于清教徒的緣故，日内瓦禁止一切戲劇上演。
當伏爾泰一心想使這禁令撤銷的時候，盧梭加入了清教徒一方的戰團。
野蠻人絕不演戲；柏拉圖不贊成戲劇；天主教會不肯給戲子行婚配禮或埋葬式；波須埃①把戲劇叫做“淫欲煉成所”。
這個攻擊伏爾泰的良機不可失，盧梭自扮演了禁欲美德鬥士的角色。
①波須埃（JacquesBénigneBossuet，1627—1704），法國神學家，演說家。
——譯者 這并不是這兩位大名士的第一次公開不和。
第一次是因為裡斯本地震（1755）惹起的；關于那回地震，伏爾泰寫了一首對神意統轄世界這件事表示懷疑的詩。
盧梭激憤了。
他評論道：“伏爾泰外表上似乎一貫信仰神，其實除魔鬼外從來什麼人他也不信，因為他的僞神乃是個據他說從惡作劇找尋一切樂趣的害人神祗。
一個榮享各種福惠的人，卻在個人幸福的頂峰打算借自己未遭受的一場重禍的悲慘可怕的影像使他的同類滿懷絕望，就這人來說此種論調的荒謬尤其令人作嘔。
” 至于盧梭方面，他不明白有任何理由對這回地震如此大驚小怪。
不時有一定數目的人喪命，這完全是件好事情。
況且，裡斯本的人因為住七層高的房子所以遭了難；假使他們照人的本分，散處在森林裡，他們本來是會逃脫災難免受傷害的。
有關地震的神學問題和演戲的道德問題，在伏爾泰和盧梭之間造成了激烈的敵意，所有philosophes（哲人們）都各袒護一方。
伏爾泰把盧梭當成一個撥弄是非的瘋子；盧梭把伏爾泰說成是“那種鼓吹不敬神的喇叭手，那種華麗的天才，那種低級的靈魂”。
不過，高雅的情操不可不有所表現，于是盧梭寫信給伏爾泰說（1760）：“實際上，因為你一向那麼願意我恨你，我所以恨你；但我是作為一個假使當初你願意人愛你、本來更配愛你的人那樣恨你的。
在我的心對你充溢着的一切情緒當中，隻剩下對你的華麗天才我們不得不抱的景仰，以及對你的作品的愛好了。
如果說除你的才能外，你沒有一點我可尊敬的地方，那非我之過。
” 現在我們來講盧梭一生中最多産的時期。
他的長篇小說《新愛洛绮思》（LanouvelleHéloⅣlse）出版于1760年；《愛彌兒》（Emile）和《社會契約論》（TheSocialContract）都是在1762年問世的。
《愛彌兒》是一本根據“自然”原則論教育的著作；假使裡面不包含《一個薩瓦牧師的信仰自白》（TheConfessionofFaithofaSavoyardVicar），當局本來會認為是無害的書，可是那一段“自白”提出了盧梭所理解的自然宗教的原理，是新舊教雙方正統信仰都惱火的。
《社會契約論》更帶危險性，因為它提倡民主，否定王權神授說。
這兩本書雖然大大振揚了他的名聲，卻給他招來一陣風暴般的官方譴責。
他隻好逃離法國。
日内瓦萬萬容不得他；①伯爾尼拒絕作他的避難所。
最後弗裡德裡希大王可憐他，準許他在納沙泰爾②附近莫底埃居住，該地是這位“聖王”的領地的一部分。
在那裡他住了三年；但是在這段時期終了（1765），莫底埃的鄉民在牧師率領下，控告他放毒，并且打算殺害他。
他逃到了英國去，因為休谟在1762年就提出來願為他效力。
①日内瓦市議會命令将這兩種書焚毀，并且指示，若盧梭來到日内瓦，應予逮捕。
法國政府發出逮捕他的命令；索保恩大學和巴黎的高等法院譴責了《愛彌兒》。
②納沙泰爾（Neuchatel）在瑞士西部邊境。
——譯者 在英國最初一切順利。
他在社會上非常得志，喬治三世還給予了他一份年金。
他幾乎每天和柏克（E．Burke）見面，可是他們的交情不久就冷到讓柏克說出這話的程度：“除虛榮心而外，他不抱任何原則，來左右他的感情或指導他的理智。
”休谟對盧梭的忠誠最長久，說他非常喜愛他，可以彼此抱着友誼和尊重終生相處。
但是在這時候，盧梭很自然地患上了被害妄想狂，終究把他逼得精神錯亂，于是他猜疑休谟是圖害他性命的陰謀的代理人。
有時候他會醒悟這種猜疑的荒唐無稽，他會擁抱休谟，
他認為“人天生來是善的，讓種種制度才把人弄惡”——這是跟原罪和通過教會得救之說正對立的一說。
盧梭同那個時代大部分政治理論家一樣，也談自然狀态，隻不過帶着幾分假定口吻，把它說成是“一種不複存在、或許從未存在過、大概将來也決不會存在的狀态，不過為适當判斷現今的狀态，對它仍需要有正确的觀念。
”自然法應當從自然狀态推出來，但是隻要我們對自然人無知，便不可能确定原來給自然人所規定的或最适合自然人的法。
我們所能知道的隻是服從自然法的那些人的意志必定自覺到他們在服從，而自然法必定直接出于自然之聲。
盧梭并不反對關于年齡、健康、智力等的自然不平等，隻反對由傳統慣例所認可的特權造成的不平等。
市民社會及由此而起的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從私有制中找得到。
“第一個圈出了一塊土地，想起說‘這是我的’，而且發覺大家愚蠢得信他的話的那人，是市民社會的真正創始者。
”他接着說，一次可悲的革命帶來了冶金術和農耕；五谷是我們的災難的象征。
歐洲因為有最多的五谷，有最多的鐵，是最不幸的大陸。
要消除這個禍患，隻須抛棄掉文明，因為人性本善，野蠻人在吃過飯以後與自然萬物和平相處，跟所有族類友好不争（我自加的重點）。
盧梭把這篇論文送給伏爾泰，伏爾泰回複說（1755年）：“我收到了你的反人類的新書，謝謝你。
在使我們都變得愚蠢的計劃上面運用這般聰明伶巧，還是從未有過的事。
讀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腳走路。
但是，由于我已經把那種習慣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揀回來了。
而且我也不能從事探索加拿大的蠻人的工作，因為我遭罹的種種疾患讓我必需一位歐洲外科醫生；因為在那些地帶正打着仗；而且因為我們的行為的榜樣已經使蠻人壞得和我們自己不相上下了。
” 盧梭與伏爾泰終于失和倒不在意料之外；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竟沒有早些反目。
盧梭既然成了名，在1754年他的故鄉城市記起他來，邀請他到那裡去。
他答應了，可是因為隻有加爾文派信徒才能做日内瓦市民，于是他再改宗恢複原信仰。
他先已養成了自稱日内瓦清教徒與共和主義者的習慣，再改宗後便有心在日内瓦居住。
他把他的《論不平等》題獻給日内瓦市的長老們，可是長老們卻不高興；他們不希望被人看成僅僅是和普通市民平等的人。
他們的反對并不是在日内瓦生活的唯一障礙；還有一層障礙更為嚴重，那就是伏爾泰已經到日内瓦去住了。
伏爾泰是劇作家，又是個戲迷，但是由于清教徒的緣故，日内瓦禁止一切戲劇上演。
當伏爾泰一心想使這禁令撤銷的時候，盧梭加入了清教徒一方的戰團。
野蠻人絕不演戲；柏拉圖不贊成戲劇；天主教會不肯給戲子行婚配禮或埋葬式；波須埃①把戲劇叫做“淫欲煉成所”。
這個攻擊伏爾泰的良機不可失，盧梭自扮演了禁欲美德鬥士的角色。
①波須埃（JacquesBénigneBossuet，1627—1704），法國神學家，演說家。
——譯者 這并不是這兩位大名士的第一次公開不和。
第一次是因為裡斯本地震（1755）惹起的；關于那回地震，伏爾泰寫了一首對神意統轄世界這件事表示懷疑的詩。
盧梭激憤了。
他評論道：“伏爾泰外表上似乎一貫信仰神，其實除魔鬼外從來什麼人他也不信，因為他的僞神乃是個據他說從惡作劇找尋一切樂趣的害人神祗。
一個榮享各種福惠的人，卻在個人幸福的頂峰打算借自己未遭受的一場重禍的悲慘可怕的影像使他的同類滿懷絕望，就這人來說此種論調的荒謬尤其令人作嘔。
” 至于盧梭方面，他不明白有任何理由對這回地震如此大驚小怪。
不時有一定數目的人喪命，這完全是件好事情。
況且，裡斯本的人因為住七層高的房子所以遭了難；假使他們照人的本分，散處在森林裡，他們本來是會逃脫災難免受傷害的。
有關地震的神學問題和演戲的道德問題，在伏爾泰和盧梭之間造成了激烈的敵意，所有philosophes（哲人們）都各袒護一方。
伏爾泰把盧梭當成一個撥弄是非的瘋子；盧梭把伏爾泰說成是“那種鼓吹不敬神的喇叭手，那種華麗的天才，那種低級的靈魂”。
不過，高雅的情操不可不有所表現，于是盧梭寫信給伏爾泰說（1760）：“實際上，因為你一向那麼願意我恨你，我所以恨你；但我是作為一個假使當初你願意人愛你、本來更配愛你的人那樣恨你的。
在我的心對你充溢着的一切情緒當中，隻剩下對你的華麗天才我們不得不抱的景仰，以及對你的作品的愛好了。
如果說除你的才能外，你沒有一點我可尊敬的地方，那非我之過。
” 現在我們來講盧梭一生中最多産的時期。
他的長篇小說《新愛洛绮思》（LanouvelleHéloⅣlse）出版于1760年；《愛彌兒》（Emile）和《社會契約論》（TheSocialContract）都是在1762年問世的。
《愛彌兒》是一本根據“自然”原則論教育的著作；假使裡面不包含《一個薩瓦牧師的信仰自白》（TheConfessionofFaithofaSavoyardVicar），當局本來會認為是無害的書，可是那一段“自白”提出了盧梭所理解的自然宗教的原理，是新舊教雙方正統信仰都惱火的。
《社會契約論》更帶危險性，因為它提倡民主，否定王權神授說。
這兩本書雖然大大振揚了他的名聲，卻給他招來一陣風暴般的官方譴責。
他隻好逃離法國。
日内瓦萬萬容不得他；①伯爾尼拒絕作他的避難所。
最後弗裡德裡希大王可憐他，準許他在納沙泰爾②附近莫底埃居住，該地是這位“聖王”的領地的一部分。
在那裡他住了三年；但是在這段時期終了（1765），莫底埃的鄉民在牧師率領下，控告他放毒，并且打算殺害他。
他逃到了英國去，因為休谟在1762年就提出來願為他效力。
①日内瓦市議會命令将這兩種書焚毀，并且指示，若盧梭來到日内瓦，應予逮捕。
法國政府發出逮捕他的命令；索保恩大學和巴黎的高等法院譴責了《愛彌兒》。
②納沙泰爾（Neuchatel）在瑞士西部邊境。
——譯者 在英國最初一切順利。
他在社會上非常得志，喬治三世還給予了他一份年金。
他幾乎每天和柏克（E．Burke）見面，可是他們的交情不久就冷到讓柏克說出這話的程度：“除虛榮心而外，他不抱任何原則，來左右他的感情或指導他的理智。
”休谟對盧梭的忠誠最長久，說他非常喜愛他，可以彼此抱着友誼和尊重終生相處。
但是在這時候，盧梭很自然地患上了被害妄想狂，終究把他逼得精神錯亂，于是他猜疑休谟是圖害他性命的陰謀的代理人。
有時候他會醒悟這種猜疑的荒唐無稽，他會擁抱休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