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亞裡士多德以後的古代哲學 第二十五章 希臘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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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有民主的自治政府,免除納貢,不受朝廷禁軍的幹涉,并且(當他們能夠的時候)宣稱這些都是權利。

    向他們讓步是值得的,因為他們是富有的,他們可以提供雇傭兵,有許多城市還有重要的港口。

    但是如果他們在内戰中參加了錯誤的一方,他們就有完全被征服的危險了。

    大體上說,塞琉西王朝以及其他逐漸興起的王朝對待他們都相當寬大,但是也有例外。

     新城市雖然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自治政府,卻并沒有象舊城市那樣的傳統。

    他們公民的來源不一,希臘各個部分的人都有。

    他們大體上都是些冒險家,很象是conquistadores(西班牙的美洲征服者)或者是南非洲約翰尼斯堡的移民,而不象早期的希臘殖民者或者新英格蘭的開拓者那樣是虔誠的香客。

    因此亞曆山大的城市沒有一個能夠形成堅固的政治單位。

    從王朝政府的立場來說這是有利的,但是從傳播希臘化來說這卻是一個弱點。

     非希臘的宗教與迷信對于希臘化世界的影響,大體上是(但不完全是)壞的。

    但情形本可以并不如此。

    猶太人、波斯人、佛教徒,他們的宗教都肯定地要優越于希臘流俗的多神教,并且即使是最優秀的哲學家去學習這些也會是受益非淺的。

    然而不幸,在希臘人的想象力上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卻是巴比倫人或迦勒底人。

    首先是他們荒唐無稽的古代史,僧侶們的記錄竟上溯至幾千年之久,并且宣稱還可以再上溯幾千年。

    其中也有一些真正的智慧:遠在希臘人能夠預言月蝕的很久以前,巴比倫人就已能多少預言月蝕了。

    但是這些僅僅是使希臘人易于接受他們的原因;而希臘人實際所接受的卻主要地是占星學與巫術。

    吉爾伯特·穆萊教授說:“占星學降臨于希臘化的思想,就象是一種新的疾病降臨于某個偏僻的島上的居民一樣。

    根據狄奧多羅斯的描述,歐濟曼底亞斯的陵墓裡是畫滿了占星學的符号的,在康馬根所發現的安提阿古一世的陵墓也具有同樣的特點。

    君主們相信星辰在注視着他們,那是很自然的。

    可是人人卻都在準備接受這種病菌”。

    ①占星學最初是一個名叫貝魯索的迦勒底人在亞曆山大的時代教給希臘人的,貝魯索在科斯教過占星學,并且據塞涅卡說,他“傳授的是貝爾神”。

    穆萊教授說,“這一定是說,他把公元前三千紀為薩爾恭一世所寫的、後來在亞述奔尼拔(公元前686—626年)圖書館中所發現寫在七十塊版上的一篇‘貝爾之眼’的文字翻譯成了希臘文。

    ”(同書,第176頁)。

     ①《希臘宗教的五個階段》,第177—178頁。

     我們将會看到,甚至于大多數最優秀的哲學家也都信仰起占星學來了。

    既然占星學認為未來是可以預言的,所以它就包含着對于必然或命運的信仰,而這就可以用來反對當時流行的對幸運的信仰。

    但無疑地,大多數人卻是同時兩者都信仰的,而且從來也沒有察覺到兩者的不一緻。

     普遍的混亂必然要引起道德的敗壞更甚于智識的衰退。

    延綿了許多世代的動蕩不甯,盡管能夠容許極少數的人有着極高度的聖潔,但它确乎是敵視體面的公民們的平凡的日常德行的。

    當你的一切儲蓄明天就會一幹二淨的時候,勤勉就似乎是無用的了;當你對别人誠實而别人卻必然要欺騙你的時候,誠實就似乎是無益的了;當沒有一種原則是重要的或者能有穩固的勝利機會時,就不需要堅持一種原則了;當唯唯諾諾混日子才可以苟全性命與财産的時候,就沒有要擁護真理的理由了。

    一個人的德行若是除了純粹的現世計較而外便沒有别的根源;那末如果他有勇氣的話,他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就會變成一個冒險家,如果他沒有勇氣的話,他就會隻求做一個默默無聞的怯懦的混世蟲。

     屬于這個時代的米南德說: 我知道有過那麼多的人, 他們并不是天生的無賴, 卻由于不幸而不得不成為無賴。

     這就總結了公元前三世紀的道德特點,隻有極少數的人才是例外。

    甚至于就在這些極少數的人裡面,恐懼也代替了希望;生命的目的與其說是成就某種積極的善,還不如說是逃避不幸。

    “形而上學隐退到幕後去了,個人的倫理現在變成了具有頭等意義的東西。

    哲學不再是引導着少數一些大無畏的真理追求者們前進的火炬:它毋甯是跟随着生存鬥争的後面在收拾病弱與傷殘的一輛救護車”。

    ① ①安古斯在《劍橋古代史》,卷7,第231頁的話。

    上引米南德的話也采自同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