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
關燈
小
中
大
起來，就能夠統治全世界（1327b）。
人們也許可以期待，在這一點上總該提到亞曆山大了吧，但是一個字也沒有提到。
關于國家的大小，亞裡士多德在不同的程度上也犯了許多近代自由主義者所犯的同樣錯誤。
一個國家必須能夠在戰争中保衛住它自己，而且甚至于還須沒有很大的困難就能保衛住它自己，如果任何一種自由的文化想要能生存下去的話，而這要求一個國家究竟有多麼大，那就得取決于戰争的技術與工業了。
在亞裡士多德那時，城邦已經過時了，因為它已不能抵抗馬其頓而保衛住它自己了。
在我們今天，則整個的希臘包括馬其頓在内，在這種意義上都是過時了的，正象最近所已經證明的那樣。
①今天要主張希臘或者任何其他小國完全獨立，那就正象是主張一個其領域站在高處就可以一覽無餘的城市要完全獨立，是一樣地枉然無益。
除非一個國家或同盟由于其自身的努力，就能強大得足以擊退一切外來的征服企圖，否則的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獨立。
而要滿足這一要求，就絕不能比美國和大英帝國加在一起更小；而且甚至于就連這，也許還會是一個太小的單元呢。
①本文寫于一九四一年五月。
（按當時希臘被納粹德國所占領。
——譯者） 《政治學》這部書就其傳到我們今天的形式看來是沒有完成的，它最後以讨論教育而告終結。
教育當然僅僅是為着那些将要成為公民的孩子們；奴隸們也可以教以有用的技術，例如烹調之類，但這并不是教育的一部分。
公民應該造就得适合于他自己所生存于其下的那種政府形式，因此就應該視該城邦是寡頭制還是民主制而有所不同。
然而在這一讨論裡，亞裡士多德假定公民們全都享有政權。
孩子們應當學習對他們有用的東西，但不能庸俗化；例如不應該教給他們以任何歪曲身體形象的技術，或者是能使他們掙錢的技術。
他們應該适度地從事體育鍛煉，但是不能達到獲得職業性的技術的地步；受訓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孩子們的健康是受到了損害的，那些在幼時曾經是勝利者的人到了成人以後幾乎很少再能成為勝利者的這一事實，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孩子們應該學習畫圖，為的是能欣賞人身的美；也應該教導他們能欣賞那些表現道德觀念的繪畫與雕刻。
他們可以學習唱歌和演奏樂器，使自己能夠有品評地享受音樂，但又不足以成為技術熟練的演奏者；因為自由人除非喝醉了酒的時候，是不會奏樂或唱歌的。
當然他們必須學習讀書和寫字，盡管這些也是有用的技術。
但是教育的目的乃是“德行”，而不是有用。
亞裡士多德所指的“德行”，他已經在《倫理學》一書裡告訴過我們了，而他在這部書裡又反複地加以引征。
亞裡士多德在他“政治學”一書裡的基本假設，與任何近代作家的基本假設都大大不同。
依他看來，國家的目的乃是造就有文化的君子——即，把貴族精神與愛好學藝結合在一起的人。
這種結合以其最高度的完美形式存在于白裡克裡斯時代的雅典，但不是存在于全民中而隻是存在于那些生活優裕的人們中間。
到白裡克裡斯的最後年代，它就開始解體了。
沒有文化的群衆攻擊白裡克裡斯的朋友們，而他們也就不得不以陰謀、暗殺、非法的專制以及其他并不很君子的方法來保衛富人的特權。
蘇格拉底死後，雅典民主制的頑固性削弱了；雅典仍然是古代文化的中心，但是政治權力則轉移到了另外的地方。
在整個古代的末期，權力和文化通常是分開來的：權力掌握在粗暴的軍人手裡，文化則屬于軟弱無力的希臘人，并且常常還是些奴隸們。
這一點在羅馬光輝偉大的日子裡隻是部分如此，但是在西賽羅以前和在馬爾庫斯·奧勒留以後則特别如此。
到了野蠻人入侵以後，“君子們”是北方的野蠻人，而文化人則是南方的精細的教士們。
這種情形多多少少一直繼續到文藝複興的時代，到了文藝複興，俗人才又開始掌握文化。
從文藝複興以後，希臘人的由有文化的君子來執政的政治觀，就逐漸地日益流行起來，到十八世紀達到了它的頂點。
但各種不同的力量終于結束了這種局面。
首先是體現于法國大革命及其餘波的民主制。
自從白裡克裡斯的時代以後，有文化的君子們就必須保衛自己的特權而反對群衆；而且在這個過程之中，他們就不再成其為君子也不再有文化。
第二個原因是工業文明的興起帶來了一種與傳統文化大為不同的科學技術。
第三個原因是群衆的教育給了人們以閱讀和寫字的能力，但并沒有給他們以文化；這就使得新型的煽動者能夠進行新型的宣傳，就象我們在獨裁制的國家裡所看到的那樣。
因此，好也罷、壞也罷，有文化的君子的日子是一去不複返了。
人們也許可以期待，在這一點上總該提到亞曆山大了吧，但是一個字也沒有提到。
關于國家的大小，亞裡士多德在不同的程度上也犯了許多近代自由主義者所犯的同樣錯誤。
一個國家必須能夠在戰争中保衛住它自己，而且甚至于還須沒有很大的困難就能保衛住它自己，如果任何一種自由的文化想要能生存下去的話，而這要求一個國家究竟有多麼大，那就得取決于戰争的技術與工業了。
在亞裡士多德那時，城邦已經過時了，因為它已不能抵抗馬其頓而保衛住它自己了。
在我們今天，則整個的希臘包括馬其頓在内，在這種意義上都是過時了的，正象最近所已經證明的那樣。
①今天要主張希臘或者任何其他小國完全獨立，那就正象是主張一個其領域站在高處就可以一覽無餘的城市要完全獨立，是一樣地枉然無益。
除非一個國家或同盟由于其自身的努力，就能強大得足以擊退一切外來的征服企圖，否則的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獨立。
而要滿足這一要求，就絕不能比美國和大英帝國加在一起更小；而且甚至于就連這，也許還會是一個太小的單元呢。
①本文寫于一九四一年五月。
（按當時希臘被納粹德國所占領。
——譯者） 《政治學》這部書就其傳到我們今天的形式看來是沒有完成的，它最後以讨論教育而告終結。
教育當然僅僅是為着那些将要成為公民的孩子們；奴隸們也可以教以有用的技術，例如烹調之類，但這并不是教育的一部分。
公民應該造就得适合于他自己所生存于其下的那種政府形式，因此就應該視該城邦是寡頭制還是民主制而有所不同。
然而在這一讨論裡，亞裡士多德假定公民們全都享有政權。
孩子們應當學習對他們有用的東西，但不能庸俗化；例如不應該教給他們以任何歪曲身體形象的技術，或者是能使他們掙錢的技術。
他們應該适度地從事體育鍛煉，但是不能達到獲得職業性的技術的地步；受訓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孩子們的健康是受到了損害的，那些在幼時曾經是勝利者的人到了成人以後幾乎很少再能成為勝利者的這一事實，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孩子們應該學習畫圖，為的是能欣賞人身的美；也應該教導他們能欣賞那些表現道德觀念的繪畫與雕刻。
他們可以學習唱歌和演奏樂器，使自己能夠有品評地享受音樂，但又不足以成為技術熟練的演奏者；因為自由人除非喝醉了酒的時候，是不會奏樂或唱歌的。
當然他們必須學習讀書和寫字，盡管這些也是有用的技術。
但是教育的目的乃是“德行”，而不是有用。
亞裡士多德所指的“德行”，他已經在《倫理學》一書裡告訴過我們了，而他在這部書裡又反複地加以引征。
亞裡士多德在他“政治學”一書裡的基本假設，與任何近代作家的基本假設都大大不同。
依他看來，國家的目的乃是造就有文化的君子——即，把貴族精神與愛好學藝結合在一起的人。
這種結合以其最高度的完美形式存在于白裡克裡斯時代的雅典，但不是存在于全民中而隻是存在于那些生活優裕的人們中間。
到白裡克裡斯的最後年代，它就開始解體了。
沒有文化的群衆攻擊白裡克裡斯的朋友們，而他們也就不得不以陰謀、暗殺、非法的專制以及其他并不很君子的方法來保衛富人的特權。
蘇格拉底死後，雅典民主制的頑固性削弱了；雅典仍然是古代文化的中心，但是政治權力則轉移到了另外的地方。
在整個古代的末期，權力和文化通常是分開來的：權力掌握在粗暴的軍人手裡，文化則屬于軟弱無力的希臘人，并且常常還是些奴隸們。
這一點在羅馬光輝偉大的日子裡隻是部分如此，但是在西賽羅以前和在馬爾庫斯·奧勒留以後則特别如此。
到了野蠻人入侵以後，“君子們”是北方的野蠻人，而文化人則是南方的精細的教士們。
這種情形多多少少一直繼續到文藝複興的時代，到了文藝複興，俗人才又開始掌握文化。
從文藝複興以後，希臘人的由有文化的君子來執政的政治觀，就逐漸地日益流行起來，到十八世紀達到了它的頂點。
但各種不同的力量終于結束了這種局面。
首先是體現于法國大革命及其餘波的民主制。
自從白裡克裡斯的時代以後，有文化的君子們就必須保衛自己的特權而反對群衆；而且在這個過程之中，他們就不再成其為君子也不再有文化。
第二個原因是工業文明的興起帶來了一種與傳統文化大為不同的科學技術。
第三個原因是群衆的教育給了人們以閱讀和寫字的能力，但并沒有給他們以文化；這就使得新型的煽動者能夠進行新型的宣傳，就象我們在獨裁制的國家裡所看到的那樣。
因此，好也罷、壞也罷，有文化的君子的日子是一去不複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