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柏拉圖的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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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卻提出了倫理學與政治學上的根本問題，那就是，除了人們使用“好”“壞”的字樣時所願望的東西而外，究竟還有沒有任何“好”“壞”的标準呢？假如沒有的話，那末特拉西馬庫斯所得出的許多結論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我們又怎麼可能說有這種标準呢？ 在這一點上，乍看起來宗教是有着一種簡捷的答案的。
上帝決定了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一個人的意志若與上帝的意志相和諧，那末他就是一個好人。
然而這種答案并不是很正統的。
神學家們說上帝是好的，但這蘊涵着要有一種獨立于上帝的意志之外而存在的好壞标準。
于是我們就不得不面臨着下列的問題：即，象在“快樂是好的”這樣一種陳述裡，有沒有象在“雪是白的”這樣一種陳述裡那種意義上的客觀的真或假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要進行很長的探讨。
有人可以想象，我們在實踐方面盡可以躲開這個根本論點，并且說：“我不知道‘客觀的真理’意味着什麼。
但是假如所有的（或者實際上等于所有的）考察過這個問題的人都一緻擁護某一陳述，那末我就要認為這一陳述是‘真的’。
”在這種意義上，雪是白的，凱撒是被刺死的，水是由氫和氧構成的，等等，就都是“真的”。
這樣我們就面臨着一個事實問題：即，在倫理學裡面有沒有任何與此類似的意見一緻的陳述呢？如果有，它們就既可以作為個人行為準則的基礎，又可以作為一種政治理論的基礎。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那末無論哲學的真理可能是怎樣，但隻要有勢力的集團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倫理分歧時，我們在實踐上就不得不訴之于武力的較量，或者宣傳的較量，或者是兩者同時較量了。
對于柏拉圖說來，這個問題實際上并不存在。
盡管他的戲劇感引得他強有力地叙述了特拉西馬庫斯的立場，但他卻全然沒有察覺到它的力量，并且他自己還對它進行了異常粗暴而又不公允的反駁。
柏拉圖确信“善”的存在，而且它的性質是可以确定的；當人們有不同意見的時候，那末至少有一個是犯了知識上的錯誤，就正象這些意見不同是涉及某種事實的科學問題一樣。
柏拉圖和特拉西馬庫斯之間的分歧是非常重要的；但對哲學史家來說，它卻是一個隻需要加以注意而不需要加以解決的分歧。
柏拉圖以為他能夠證明他的國家是好的；而一個承認倫理學有其客觀性的民主主義者可以認為自己能夠證明這個國家是壞的；但是任何一個同意特拉西馬庫斯的人卻要說：“這裡并不存在證明或反證的問題；唯一的問題是，你是否喜歡柏拉圖所願望的這種國家。
如果你喜歡，它對你就是好的；如果你不喜歡，它對你就是壞的。
如果有許多人喜歡，又有許多人不喜歡；那就不可能由理性，而隻好由真實的或者隐蔽的暴力來加以決定了。
”這是一個迄今一直争論不休的哲學問題；每一方面都擁有許多可敬的人物。
但是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裡，柏拉圖所宣揚的見解卻始終幾乎是無人非議的。
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以意見的一緻來代替客觀标準的那種觀點裡包含着一些後果，而這些後果卻是很少有人願意接受的。
象伽利略那樣的科學革新者宣揚着一種當時很少有人同意的見解，但終于差不多獲得了舉世的擁護——對于這種事我們應該怎麼說呢？這些人用的是說理的方法，而不是用鼓動情緒、國家宣傳或采取強力的方法。
這就蘊涵着，在一般的意見而外還另有一種标準。
在倫理方面，偉大的宗教導師也有某些相類似的情形。
耶稣基督教導說，在安息日掐起麥穗來吃并不是錯誤的，但是恨你的敵人則是錯誤的。
這樣的倫理見解顯然蘊涵着與大多數人的意見不相同的某種标準，但無論這種标準是什麼，它卻絕不象科學問題裡的客觀事實。
這個問題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我并不宣稱我能解決它。
目前讓我們滿足于僅隻注意到這個問題。
柏拉圖的國家和近代的許多烏托邦不同，它或許是想要付諸實行的。
這并不象我們自然而然地會以為的那麼幻想而又不可能。
它的許多規定，包括一些我們會認為是完全不可能實行的規定，實際上是在斯巴達已經實現過了的。
畢達哥拉斯曾經試行過哲學家的統治；在柏拉圖的時代，當柏拉圖訪問西西裡和南意大利的時候，畢達哥拉斯派的阿爾奇塔斯在塔拉斯（即現代的塔蘭多）的政治上是非常有勢力的。
請一位賢人來拟訂法律，這在當時的城邦乃是一種通行的辦法；梭倫就曾為雅典這樣做過，而畢達哥拉斯也曾為圖裡這樣做過。
在當時，殖民地是完全不受它們的母邦控制的；某一幫柏拉圖主義者要在西班牙或者高盧的沿岸建立起一個理想國來，那是完全可能的事。
不幸的是機緣把柏拉圖帶到了叙拉古，而這個偉大的商業城邦又正在和迦太基進行着決死的戰争；在這樣一種氣氛之下，任何哲學家都不能有什麼成就的。
到了下一個時代，馬其頓的興起遂使得一切的小國都成了過時的陳迹，并使一切雛形的政治試驗都成了徒勞無功的事情。
但它卻提出了倫理學與政治學上的根本問題，那就是，除了人們使用“好”“壞”的字樣時所願望的東西而外，究竟還有沒有任何“好”“壞”的标準呢？假如沒有的話，那末特拉西馬庫斯所得出的許多結論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我們又怎麼可能說有這種标準呢？ 在這一點上，乍看起來宗教是有着一種簡捷的答案的。
上帝決定了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一個人的意志若與上帝的意志相和諧，那末他就是一個好人。
然而這種答案并不是很正統的。
神學家們說上帝是好的，但這蘊涵着要有一種獨立于上帝的意志之外而存在的好壞标準。
于是我們就不得不面臨着下列的問題：即，象在“快樂是好的”這樣一種陳述裡，有沒有象在“雪是白的”這樣一種陳述裡那種意義上的客觀的真或假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要進行很長的探讨。
有人可以想象，我們在實踐方面盡可以躲開這個根本論點，并且說：“我不知道‘客觀的真理’意味着什麼。
但是假如所有的（或者實際上等于所有的）考察過這個問題的人都一緻擁護某一陳述，那末我就要認為這一陳述是‘真的’。
”在這種意義上，雪是白的，凱撒是被刺死的，水是由氫和氧構成的，等等，就都是“真的”。
這樣我們就面臨着一個事實問題：即，在倫理學裡面有沒有任何與此類似的意見一緻的陳述呢？如果有，它們就既可以作為個人行為準則的基礎，又可以作為一種政治理論的基礎。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那末無論哲學的真理可能是怎樣，但隻要有勢力的集團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倫理分歧時，我們在實踐上就不得不訴之于武力的較量，或者宣傳的較量，或者是兩者同時較量了。
對于柏拉圖說來，這個問題實際上并不存在。
盡管他的戲劇感引得他強有力地叙述了特拉西馬庫斯的立場，但他卻全然沒有察覺到它的力量，并且他自己還對它進行了異常粗暴而又不公允的反駁。
柏拉圖确信“善”的存在，而且它的性質是可以确定的；當人們有不同意見的時候，那末至少有一個是犯了知識上的錯誤，就正象這些意見不同是涉及某種事實的科學問題一樣。
柏拉圖和特拉西馬庫斯之間的分歧是非常重要的；但對哲學史家來說，它卻是一個隻需要加以注意而不需要加以解決的分歧。
柏拉圖以為他能夠證明他的國家是好的；而一個承認倫理學有其客觀性的民主主義者可以認為自己能夠證明這個國家是壞的；但是任何一個同意特拉西馬庫斯的人卻要說：“這裡并不存在證明或反證的問題；唯一的問題是，你是否喜歡柏拉圖所願望的這種國家。
如果你喜歡，它對你就是好的；如果你不喜歡，它對你就是壞的。
如果有許多人喜歡，又有許多人不喜歡；那就不可能由理性，而隻好由真實的或者隐蔽的暴力來加以決定了。
”這是一個迄今一直争論不休的哲學問題；每一方面都擁有許多可敬的人物。
但是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裡，柏拉圖所宣揚的見解卻始終幾乎是無人非議的。
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以意見的一緻來代替客觀标準的那種觀點裡包含着一些後果，而這些後果卻是很少有人願意接受的。
象伽利略那樣的科學革新者宣揚着一種當時很少有人同意的見解，但終于差不多獲得了舉世的擁護——對于這種事我們應該怎麼說呢？這些人用的是說理的方法，而不是用鼓動情緒、國家宣傳或采取強力的方法。
這就蘊涵着，在一般的意見而外還另有一種标準。
在倫理方面，偉大的宗教導師也有某些相類似的情形。
耶稣基督教導說，在安息日掐起麥穗來吃并不是錯誤的，但是恨你的敵人則是錯誤的。
這樣的倫理見解顯然蘊涵着與大多數人的意見不相同的某種标準，但無論這種标準是什麼，它卻絕不象科學問題裡的客觀事實。
這個問題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我并不宣稱我能解決它。
目前讓我們滿足于僅隻注意到這個問題。
柏拉圖的國家和近代的許多烏托邦不同，它或許是想要付諸實行的。
這并不象我們自然而然地會以為的那麼幻想而又不可能。
它的許多規定，包括一些我們會認為是完全不可能實行的規定，實際上是在斯巴達已經實現過了的。
畢達哥拉斯曾經試行過哲學家的統治；在柏拉圖的時代，當柏拉圖訪問西西裡和南意大利的時候，畢達哥拉斯派的阿爾奇塔斯在塔拉斯（即現代的塔蘭多）的政治上是非常有勢力的。
請一位賢人來拟訂法律，這在當時的城邦乃是一種通行的辦法；梭倫就曾為雅典這樣做過，而畢達哥拉斯也曾為圖裡這樣做過。
在當時，殖民地是完全不受它們的母邦控制的；某一幫柏拉圖主義者要在西班牙或者高盧的沿岸建立起一個理想國來，那是完全可能的事。
不幸的是機緣把柏拉圖帶到了叙拉古，而這個偉大的商業城邦又正在和迦太基進行着決死的戰争；在這樣一種氣氛之下，任何哲學家都不能有什麼成就的。
到了下一個時代，馬其頓的興起遂使得一切的小國都成了過時的陳迹，并使一切雛形的政治試驗都成了徒勞無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