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幢房裡

關燈
就完全成了嘶啞的男聲,“噢噢……噢噢……”一斷一續地。

    到了下午她哭着出去了,這場惡劇才算暫告一個段落,好像兩天來塞進耳孔裡的一根什麼粗暴的家夥,這才忽然抽了出去。

    剩下的就隻是樓下客堂裡幾個女人的歎息聲,抱怨聲,詛咒聲,……一會兒,一個女人懶懶的唱起《哭五更》來了,——她們永遠隻是這一支單純的曲子!——多麼枯燥的曲子呵!她剛剛唱了幾句,那幾個女人也跟着合唱起來。

    全都是那麼“左”腔“左”調的,每一句轉折總像那拉不好二胡的裁縫似的,老是拉硬弓。

    可是,不知怎麼,我今天好像忽然覺得在她們那歌聲裡聽出什麼來了:仿佛是一片茫茫無涯烏煙瘴氣的沙漠,這些女人就孤立在那沙漠中,在她們幹枯的眼前沒有山,沒有水,沒有草,沒有樹,沒有生人的氣息,有的隻是一莖絕望的濃黑的悲哀。

     有一天晚上,她們忽然大大騷動了: “趕快呀!趕快呀!赤佬來了!” 稀裡轟隆地騷動了一陣之後,女的全都不見了,隻剩下一兩個男的和娘姨,在瘋狂的撤去客堂裡的床鋪。

    我打那門口經過的時候,那客堂已經隻有一張床和一些家具,與普通人家沒甚差别。

    一會兒,一個巡捕跑來,在他們房裡看了一通就去了。

    這實在很奇怪。

    一連清靜了三天。

    到了第四天她們才全部從外面回來。

    那和我們談過話的女人則伏在竈披間的桌上抽搐着肩膀哭泣。

     “随他們把我在牢裡關多久,就關多久!我不怕!”她一邊唏呼唏呼的哭一邊說,“可是我哪裡罰得起那許多錢呀!嗯嗯嗯!” 圍在她周圍的三個,有的在歎氣,有的卻在哇啦哇啦抱怨着: “你真是倒黴!你怎麼那天在弄堂口偏會遇着那赤佬?” “嗯嗯嗯……!難道是我願意遇見他的麼?” “别吵!别吵!總算我們倒黴!還不是那幾個赤佬分贓不平,故意來搗蛋的?” “算了吧!幸而我們那天躲出去的快,要不然,也同你一起抓進‘行’裡吃官司去了!” 從此,我天天都聽見她們整天躲在客堂裡,連竈披間也不大敢去了。

    有時輕輕唱起《哭五更》來,别人一噓,就馬上煞住。

    以前,後門是經常開的,現在也關起來了。

    有些顧客來,她們都懇求他悄悄到房裡去。

    然而真所謂“禍不單行”吧?她們“閉門家中坐”的時候,卻又“禍從天上來”了! 不記得是哪一夜了,總之,大概是将近十點鐘的樣子吧,有一個水兵和一個女人剛睡了起來的時候,忽然他的一個同伴跑來了,——後來聽說這同伴并沒有一文錢,——硬要那女人陪他睡覺。

    那女人不肯;那水兵也勸他不要那樣。

    可是,不知怎麼,他們兩夥伴由争論而打起來了,打過了後,那同伴就跑回營去報告了長官。

    于是所有的女人又全被抓去了。

    當我還未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忽見那同我們談過話的女人,引着一個高鼻梁綠眼睛身穿制服的軍官來推開我們的房門。

    我大吃一驚,以為什麼禍事來了。

    ——後來我想:我這是神經過敏麼?回答是:是;或否。

    是者因為我究竟還無恙。

    否者,因為生而為“下等人”的中國人,而又是在這上海,而又是在這樣“下等人”的地方,總不免有時要有點禍事的,不用去找大世界一帶的“哲學家”先生們排“八字”都可以知道;我吃驚得有理。

    ——隻見那女人站在門口向那軍官用“洋泾浜”話說道:(翻譯出來就是這樣:) “哪,是嗎?先生?人家這确是規矩人家。

    ” 那軍官挺起頸嚴厲的看了看我們之後,這才轉身。

    她趁勢子,趕快帶着抱歉的眼色安慰我們道: “先生,請放心。

    沒有什麼的。

    因為他怕我們在這上面藏有人,不過來查查的。

    ” 她的瓜子臉顯得很鎮靜,兩眼還帶有堅強而明澈的光,毫無畏懼地跟那軍官走去了,好像滿不在乎似的,在黑暗的門外消失。

     是的,她們全被帶去了!什麼地方?我不知道。

    隻曉得她們全被帶去了就是了!這倒于我非常平靜。

    除了頭上的軋軋聲和旁邊的喇叭聲,——雖然他們在這一夜吃驚了之後也一樣的平靜了。

    的确靜得很,連一個蚊蟲的聲音都聽不見。

    可是我倒忽然感到寂寞了,真是所謂如有所失!而且覺得這樣的平靜已不是我所求的了。

    那麼,我求的是什麼?我不知道。

    我隻覺得我的心裡非常沉重。

    是的,我不能再聽見了,那些帶着憂郁的“左”腔“左”調的歌聲! 是這樣的上海,是這樣的同胞,是這樣的同胞的命運! 我無話可說。

    擡起頭來望着窗外的夜空,隻看見烏雲滿天,一片濃黑。

     1937年6月5日載《中流》第2卷第6期 署名: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