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 藎臣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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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起因於西班牙發生革命，女王被廢，預備迎立普魯士王的一個親族為西班牙王，法國的皇帝，老拿破崙的侄子，稱為「拿破崙第三」的，表示反對。
於是普魯士王遣大將毛奇，領兵進攻法國。
在大沽口的法國水師提督，就因為國內正有戰事，必須待命行動，所以拒絕了羅叔亞的要求，怎麼樣也不肯開釁。
「天祐吾華！」曾國藩大大地鬆了口氣，知道仗是打不起來了，至少限度可以說，要法國國內再派援兵，是不會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說，「法國既有內顧之憂，我們這裏何妨乘機利用？」 「不然，不然！」曾國藩大為搖頭，「你莫想到《戰國策》上的話！普、法兩國的國情形勢，幾乎一無所知，而想利用重洋萬裡以外的戰局，如何可以！這個論調發不得，一發助長了主戰諸公的虛驕之氣。
為今之計，正宜把握良機，奏請慈聖，執持定見，促成和議。
請你去擬個奏稿來，普法開仗的事，隻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誠悅服，「中堂這才是老成謀國！」 這個奏摺由曾國藩和毛昶熙會銜拜發，主旨是「請中外一體，堅持定見」，決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備。
本打算著「投荒萬裡之行」，有幾年苦頭可吃的李鴻章，忽然得此際遇，精神抖擻地星夜帶兵入衛，一路行軍，一路不斷上奏，同時行文軍行所經各地督撫，要求供應軍需。
曾國藩是替他辦慣了糧台的，將福建船政局購辦的「京米」，截留了兩萬石，存放在天津，專等李鴻章和劉銘傳來領。
除了李鴻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來「跳火坑」的。
啟行之前，先上個奏摺，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唱百和，亦足以熒聽聞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自道「臣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可缺，至於或戰或和，應由宸衷獨斷，不可為眾論所搖」。
這番話的意思，與曾國藩一樣，都是請兩宮太後「謀劃必須決斷」，抱定主旨，決無更改。
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鴻藻、倭仁那些人的話，萬不可聽。
因為如此，沒有人再發主戰的議論，但一口怨氣不出，都發洩在曾國藩頭上。
有的公然指責，有的寫信質問，大緻以前罵崇厚的話，現在都用來罵他，態度最激烈的則是他的同鄉，甚至要把他懸在湖廣會館的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撤除。
以曾國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罵得如此不亦樂乎，總理衙門和涉及到這件教案的部院，自然深具戒心。
曾國藩挨罵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官聲甚好的張光藻、劉傑撤任，解交刑部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議攻擊，變成替人受過。
刑部尚書鄭敦謹，當然不會這麼傻，所以當直隸臬司錢鼎銘將此兩人解送刑部時，主管的直隸司郎中，拒絕收領。
接著，軍機承旨，發了一道上諭：「羅叔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準之理。
傳諭錢鼎銘將張光藻等解赴天津，並令曾國藩等，取具該府縣等親供，以期迅速了結。
」既不說治罪，亦不說免議，不知「如何迅速了結」？使得錢鼎銘深感為難。
在曾國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責任，不但沒有甚麼不快，反覺欣然，認為補過的機會到了，聽張光藻和劉傑要請病假，一口答應。
於是張、劉二人，當天離開天津，躲到外縣去「避風頭」。
緝兇的事，他一樣也不起勁。
毛昶熙看看情勢不妙，曾國藩口說「不惜得罪清議」，又說「眼前事大，千秋事小」，其實既畏清議，亦惜千秋之名。
他新補了崇厚的遺缺，兼署「三口通商大臣」，會辦交涉職責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國藩「拿辦兇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會」中人，由新任天津知縣蕭世本審問，因為聽審的百姓極多，蕭世本不敢不慎重，這樣便又拖延下來了。
於是普魯士王遣大將毛奇，領兵進攻法國。
在大沽口的法國水師提督，就因為國內正有戰事，必須待命行動，所以拒絕了羅叔亞的要求，怎麼樣也不肯開釁。
「天祐吾華！」曾國藩大大地鬆了口氣，知道仗是打不起來了，至少限度可以說，要法國國內再派援兵，是不會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說，「法國既有內顧之憂，我們這裏何妨乘機利用？」 「不然，不然！」曾國藩大為搖頭，「你莫想到《戰國策》上的話！普、法兩國的國情形勢，幾乎一無所知，而想利用重洋萬裡以外的戰局，如何可以！這個論調發不得，一發助長了主戰諸公的虛驕之氣。
為今之計，正宜把握良機，奏請慈聖，執持定見，促成和議。
請你去擬個奏稿來，普法開仗的事，隻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誠悅服，「中堂這才是老成謀國！」 這個奏摺由曾國藩和毛昶熙會銜拜發，主旨是「請中外一體，堅持定見」，決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備。
本打算著「投荒萬裡之行」，有幾年苦頭可吃的李鴻章，忽然得此際遇，精神抖擻地星夜帶兵入衛，一路行軍，一路不斷上奏，同時行文軍行所經各地督撫，要求供應軍需。
曾國藩是替他辦慣了糧台的，將福建船政局購辦的「京米」，截留了兩萬石，存放在天津，專等李鴻章和劉銘傳來領。
除了李鴻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來「跳火坑」的。
啟行之前，先上個奏摺，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唱百和，亦足以熒聽聞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自道「臣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可缺，至於或戰或和，應由宸衷獨斷，不可為眾論所搖」。
這番話的意思，與曾國藩一樣，都是請兩宮太後「謀劃必須決斷」，抱定主旨，決無更改。
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鴻藻、倭仁那些人的話，萬不可聽。
因為如此，沒有人再發主戰的議論，但一口怨氣不出，都發洩在曾國藩頭上。
有的公然指責，有的寫信質問，大緻以前罵崇厚的話，現在都用來罵他，態度最激烈的則是他的同鄉，甚至要把他懸在湖廣會館的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撤除。
以曾國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罵得如此不亦樂乎，總理衙門和涉及到這件教案的部院，自然深具戒心。
曾國藩挨罵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官聲甚好的張光藻、劉傑撤任，解交刑部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議攻擊，變成替人受過。
刑部尚書鄭敦謹，當然不會這麼傻，所以當直隸臬司錢鼎銘將此兩人解送刑部時，主管的直隸司郎中，拒絕收領。
接著，軍機承旨，發了一道上諭：「羅叔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準之理。
傳諭錢鼎銘將張光藻等解赴天津，並令曾國藩等，取具該府縣等親供，以期迅速了結。
」既不說治罪，亦不說免議，不知「如何迅速了結」？使得錢鼎銘深感為難。
在曾國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責任，不但沒有甚麼不快，反覺欣然，認為補過的機會到了，聽張光藻和劉傑要請病假，一口答應。
於是張、劉二人，當天離開天津，躲到外縣去「避風頭」。
緝兇的事，他一樣也不起勁。
毛昶熙看看情勢不妙，曾國藩口說「不惜得罪清議」，又說「眼前事大，千秋事小」，其實既畏清議，亦惜千秋之名。
他新補了崇厚的遺缺，兼署「三口通商大臣」，會辦交涉職責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國藩「拿辦兇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會」中人，由新任天津知縣蕭世本審問，因為聽審的百姓極多，蕭世本不敢不慎重，這樣便又拖延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