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 藎臣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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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臥床不起,無法治公的地步。

    就是病勢增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間接是受英國公使威妥瑪所逼。

     當教堂被焚之初,英國駐天津的領事李蔚海,就聯絡各國領事,組織了一支「自衛隊」,名為保僑,其實是有意要反襯出中國官府不能維持地方。

    及至羅叔亞到天津,老奸巨猾的威妥瑪自告奮勇,陪著他同行,在幕後全力煽動。

    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縣及陳國瑞抵命的要求,以後又透露口風,賠償損失最少得數百萬銀子,殺人放火的兇手,至少要正法三、四百名。

    上海來的《申報》又載著英國人的議論,說是必須用武,儆戒中國官民。

    同時崇厚打聽到,羅叔亞不僅每天與法國水師提督會商,而且已有兩千洋兵開到,大沽口和煙台的外國兵船,亦日有增加。

     這些消息把崇厚嚇得膽戰心驚,萬一開仗,朝廷主戰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時追究責任,第一個就會把他殺掉,至少也是充軍的罪名。

    這是不可避免的,兵敗議和,則殺主戰的大臣,和議決裂,不惜一戰,則必殺主和最力的人來激勵士氣民心。

    為此,他一天幾次去見曾國藩,反覆申說,必須答應羅叔亞在照會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則大禍就在眼前。

     曾國藩撤張光藻、劉傑的職,奏請治罪,已覺內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聽崇厚的話?最後被逼不過,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態度。

     「洋人亦須適可而止。

    」曾國藩依然保持著他那平靜舒緩的語聲,「莫以為我立意不開釁,便是怕事不設防!我已密調各路軍隊到津,軍械由上海製造局航海趕運,軍糧呢,福建採辦的兩萬石米,可以奏請截留。

    真的逼得人不得過,也就隻好跟他周旋了。

    」 崇厚驚愕莫名,「中堂,」他囁嚅著說,「我竟不知有這些部署!」 「現在你知道了。

    」曾國藩閉眼捋鬚,接著又說:「我自募勇剿賊以來,此身早已許國。

    幸賴聖祚綿長,將士用命,蕩平巨寇,百戰名將,如今凋零雖多,也還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楊厚庵,那個不是念切時艱,心存君國?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繼起亦復有人,不見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這番話一說,崇厚無法再談得下去,而且心裏驚疑不止,他無法判斷曾國藩的話,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國藩處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極能幹的幕友,暗中調兵遣將,非無可能。

    看這樣子,說不定曾國藩眼前的一意主和隻是緩兵之計,等軍隊開到,又是一樣說法,那就非把大局搞決裂了不可! 這樣一想,他覺得曾國藩在天津,有害無益,苦於無法把他請走。

    誰知事有湊巧,曾國藩因為崇厚一味媚敵,逼人太甚,心境大為不快,眩暈的毛病越發嚴重,以緻當客嘔吐,臥倒在床。

    崇厚靈機一動,趁此機會,飛奏曾國藩病重,不能任事。

    這是非常不禮貌的舉動,但照崇厚的想法,這一來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國藩,讓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擔卸下來,回保定安心養病。

     在同一個奏摺中,崇厚又說,法國公使已提出職官抵命的最後限期,如果在拜摺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還未有確實答覆,法國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殺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國兵船,就在這一兩天內開到了九艘之多。

     這個摺子遞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摺第二天的下午四點鐘。

    如果說已經決裂,則事已無及,而期限過於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純為空言恫嚇的感想。

    因此,奉旨進宮看摺的恭王,對這一層倒不怎麼擺在心上。

     然而曾國藩的病倒在床,卻不能不重視。

    恭王和總理大臣們都知道,崇厚對外則資望不足,為敵所輕,對內則輿情不洽,動輒獲謗,已經無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請「簡派重臣」,實在有此必要。

    為難的是這個能辦洋務的「重臣」到那裏去找? 「這是個火坑,派誰誰倒黴!」寶鋆苦笑著說,「和議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就得讓那班『清流』罵個夠!」 他的話一半是牢騷,一半也是實情。

    沈桂芬則比較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