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 天津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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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頓足長嘆，「把人急得想上吊！」
「佩翁！」沈桂芬倒還沉著，「急事幸可緩辦，羅使不是說要向他國內請示嗎？一來一往，最快也得個把月的工夫，盡有從容應付的餘地。
」 想想不錯，寶鋆不再那麼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裏，「上翔鳳胡同去。
」 到了大翔鳳胡同鑒園，恭王在病榻前接見。
商量了好半天，還隻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過這個「制」不是制服，是節制，想勸出各國公使來約束法國，不叫他動武。
當然，這有一套說法，主要的是發揮這麼一層意思：倘或決裂，必於各國通商，大有關礙。
換句話說，要想跟中國做生意，就不能讓法國跟中國打仗。
於是「董太師」盡斂威風，低聲下氣地向各國公使去遊說，經過兩天的奔走，總算有了結果。
寶鋆在每日養心殿照例晉見時，面奏請召見董恂，聽取交涉經過。
「各國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們也曉得如果法國開仗，對各國商情都有關礙。
不過中國倘無妥善辦法，似乎要居間調停，也很難措詞。
羅叔亞的性情很暴躁，法國的那個水師提督，脾氣更壞，萬一失和，各國亦難阻止。
所以說來說去，還是要中國先盡道理。
」 「甚麼叫先盡道理？」慈禧太後有些不耐煩，「你們爽爽快快地說吧！」 「各國使臣的意思，最好請特簡大員，親繼國書，到巴黎覲見法國皇帝，先盡中國友好的道理。
」 「這也沒有甚麼不可以。
」慈禧太後問道：「不過，國書上說些甚麼呢？」 國書上自然應該表示道歉。
這話董恂卻不敢說，隻拿眼望著寶鋆。
「自然是敦睦邦交這些話。
」寶鋆又說，「聖意可行，就請旨派人吧！」 「你們看呢？」 「臣等與恭親王商量，覺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適。
」 慈禧太後心裏明白，這是他們幫崇厚的忙，讓他跳出天津這個火坑，叫曾國藩去受罪。
想想有些不公平。
不過崇厚辦了多年洋務，禮節嫻熟，認識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壯年，遠涉重洋，也還不在乎，確是個很適當的人選。
「那就讓他去吧！」慈禧太後又問，「崇厚留下來的那個缺呢？」 「奴才幾個公議，想請旨派大理寺正卿成林署理。
」 「成林？」慈禧太後詫異，「不是說病得快死了嗎？」 「病已經好了。
」寶鋆答道，「好在眼前有曾國藩在那裏，等這個教案了結，成林再到任，也不要緊。
」 慈禧太後有些遲疑，她也知道，「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海關，是個肥缺，寶鋆要安插私人，但此刻不能到任，便幫不了曾國藩的忙，似乎不妥。
她把她的意思說了出來，寶鋆不慌不忙地答道：「天津教案，責成曾國藩一個人辦理，反倒易於收功。
人多口雜，意見分歧，最容易壞事。
以奴才想，就是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他插手教案，他隻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
」 說得像有道理，慈禧太後很勉強地點了頭。
接著又問起恭王和文祥的病況，文祥是身子虛弱，恭王是痧症為庸醫所誤，錯服了大涼劑，汗閉不出，幾乎一命嗚呼。
不過眼前總算已轉危為安，僅須調養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
」慈禧太後自己也是從安德海死後，一直鬧病，這時擡手在太陽穴上揉了兩下，轉臉問慈安太後說：「你有甚麼話要問？」 慈安太後隻有一句話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蠻不講理，胡亂開槍，才動了公憤。
說起來也是義民，得饒人處且饒人！」 寶鋆心裏在想，慈安太後對外面的情形，一點都不明白，就算緝兇抵命，法國人也未見得肯善罷甘休，還說「得饒人處且饒人！」跟她沒有甚麼好說的，隻有敷衍，「是！」他這樣回答，「奴才等仰體聖心，盡力去辦。
」 等退出養心殿，立即擬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同時也發佈了成林的任命。
一面又發廷寄，獎許曾國藩奏稱的「案中最要關鍵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催促他早早啟程到天津。
諭旨到時，曾國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動身，這幾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後事」。
他已經反覆考慮過，認為豐大業能夠對崇厚和劉傑開槍，現在事情鬧得這麼不堪設想，而法國的水師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氣壞，那就更可能拔槍相向，果真有此決裂的場面，他不肯像崇厚那樣避走，決定挺胸承當。
或者洋人的交涉倒辦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卻又要鬧事，他也決定挺身而出，先為洋人當災，免得又起風波。
為此他要留下一篇遺囑，瞞著親人，獨自在燈下寫道：「字諭紀澤、紀鴻兩兒：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燬教堂一案。
外人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
將來構怨興兵，恐緻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
餘自鹹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秉承，茲略示一二。
」 以下第一條就寫他自己的「靈柩」，由水路運回湖南，「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
」 接下來說他歷年的奏摺和文稿，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奏摺「可存者絕少」，而古文則「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
處理了這些事務，便是長篇大論的「遺訓」，教子孫不忮不求，克勤克儉，自道交卸兩江總督時，想不到存下兩萬銀子的「養廉」，又頗自慰於「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
」最後教子孫以孝友，他是這樣寫的：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之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
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
餘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
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為第一要義。
」 寫完一看，意有未盡，但一時又那裏說得完？隻覺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須說得再透徹些，於是做了兩首五言詩，附在一起，自覺身後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
獨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隸總督出了缺，一面要辦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撫地方，細細想去，還真隻有一個李鴻章，可以接替。
當然，那時候是不是來得及具「遺摺」保薦，大成疑問。
但估量情勢，朝廷亦必出之於調李鴻章繼任直督這一途，師弟多年，禍福相共，此時不可不明告心跡，讓他心裏先有個數。
於是他找出李鴻章的來信，作了復函，表示「臨難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鴻章不可退縮的言外之意。
寫好加封，交驛遞專送正帶領郭松林的人馬，進駐潼關的李鴻章。
等到六月初六從保定動身，八擡大轎，緩緩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
天津百姓對他如大旱之望雲霓，在西門以外，遠遠就有父老跪香，夾道歡迎，這些景象，使得曾國藩的心情，益為沉重。
天津的情勢，他瞭解得很透徹，崇厚媚洋過分，大家都認為他「護教」。
此刻天津人對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風，由「護教」而「護民」，因而才有這樣的愛戴之忱。
然則，將來對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國藩心想，生死
」 想想不錯，寶鋆不再那麼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裏，「上翔鳳胡同去。
」 到了大翔鳳胡同鑒園，恭王在病榻前接見。
商量了好半天，還隻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過這個「制」不是制服，是節制，想勸出各國公使來約束法國，不叫他動武。
當然，這有一套說法，主要的是發揮這麼一層意思：倘或決裂，必於各國通商，大有關礙。
換句話說，要想跟中國做生意，就不能讓法國跟中國打仗。
於是「董太師」盡斂威風，低聲下氣地向各國公使去遊說，經過兩天的奔走，總算有了結果。
寶鋆在每日養心殿照例晉見時，面奏請召見董恂，聽取交涉經過。
「各國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們也曉得如果法國開仗，對各國商情都有關礙。
不過中國倘無妥善辦法，似乎要居間調停，也很難措詞。
羅叔亞的性情很暴躁，法國的那個水師提督，脾氣更壞，萬一失和，各國亦難阻止。
所以說來說去，還是要中國先盡道理。
」 「甚麼叫先盡道理？」慈禧太後有些不耐煩，「你們爽爽快快地說吧！」 「各國使臣的意思，最好請特簡大員，親繼國書，到巴黎覲見法國皇帝，先盡中國友好的道理。
」 「這也沒有甚麼不可以。
」慈禧太後問道：「不過，國書上說些甚麼呢？」 國書上自然應該表示道歉。
這話董恂卻不敢說，隻拿眼望著寶鋆。
「自然是敦睦邦交這些話。
」寶鋆又說，「聖意可行，就請旨派人吧！」 「你們看呢？」 「臣等與恭親王商量，覺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適。
」 慈禧太後心裏明白，這是他們幫崇厚的忙，讓他跳出天津這個火坑，叫曾國藩去受罪。
想想有些不公平。
不過崇厚辦了多年洋務，禮節嫻熟，認識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壯年，遠涉重洋，也還不在乎，確是個很適當的人選。
「那就讓他去吧！」慈禧太後又問，「崇厚留下來的那個缺呢？」 「奴才幾個公議，想請旨派大理寺正卿成林署理。
」 「成林？」慈禧太後詫異，「不是說病得快死了嗎？」 「病已經好了。
」寶鋆答道，「好在眼前有曾國藩在那裏，等這個教案了結，成林再到任，也不要緊。
」 慈禧太後有些遲疑，她也知道，「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海關，是個肥缺，寶鋆要安插私人，但此刻不能到任，便幫不了曾國藩的忙，似乎不妥。
她把她的意思說了出來，寶鋆不慌不忙地答道：「天津教案，責成曾國藩一個人辦理，反倒易於收功。
人多口雜，意見分歧，最容易壞事。
以奴才想，就是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他插手教案，他隻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
」 說得像有道理，慈禧太後很勉強地點了頭。
接著又問起恭王和文祥的病況，文祥是身子虛弱，恭王是痧症為庸醫所誤，錯服了大涼劑，汗閉不出，幾乎一命嗚呼。
不過眼前總算已轉危為安，僅須調養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
」慈禧太後自己也是從安德海死後，一直鬧病，這時擡手在太陽穴上揉了兩下，轉臉問慈安太後說：「你有甚麼話要問？」 慈安太後隻有一句話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蠻不講理，胡亂開槍，才動了公憤。
說起來也是義民，得饒人處且饒人！」 寶鋆心裏在想，慈安太後對外面的情形，一點都不明白，就算緝兇抵命，法國人也未見得肯善罷甘休，還說「得饒人處且饒人！」跟她沒有甚麼好說的，隻有敷衍，「是！」他這樣回答，「奴才等仰體聖心，盡力去辦。
」 等退出養心殿，立即擬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同時也發佈了成林的任命。
一面又發廷寄，獎許曾國藩奏稱的「案中最要關鍵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催促他早早啟程到天津。
諭旨到時，曾國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動身，這幾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後事」。
他已經反覆考慮過，認為豐大業能夠對崇厚和劉傑開槍，現在事情鬧得這麼不堪設想，而法國的水師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氣壞，那就更可能拔槍相向，果真有此決裂的場面，他不肯像崇厚那樣避走，決定挺胸承當。
或者洋人的交涉倒辦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卻又要鬧事，他也決定挺身而出，先為洋人當災，免得又起風波。
為此他要留下一篇遺囑，瞞著親人，獨自在燈下寫道：「字諭紀澤、紀鴻兩兒：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燬教堂一案。
外人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
將來構怨興兵，恐緻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
餘自鹹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秉承，茲略示一二。
」 以下第一條就寫他自己的「靈柩」，由水路運回湖南，「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
」 接下來說他歷年的奏摺和文稿，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奏摺「可存者絕少」，而古文則「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
處理了這些事務，便是長篇大論的「遺訓」，教子孫不忮不求，克勤克儉，自道交卸兩江總督時，想不到存下兩萬銀子的「養廉」，又頗自慰於「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
」最後教子孫以孝友，他是這樣寫的：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之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
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
餘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
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為第一要義。
」 寫完一看，意有未盡，但一時又那裏說得完？隻覺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須說得再透徹些，於是做了兩首五言詩，附在一起，自覺身後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
獨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隸總督出了缺，一面要辦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撫地方，細細想去，還真隻有一個李鴻章，可以接替。
當然，那時候是不是來得及具「遺摺」保薦，大成疑問。
但估量情勢，朝廷亦必出之於調李鴻章繼任直督這一途，師弟多年，禍福相共，此時不可不明告心跡，讓他心裏先有個數。
於是他找出李鴻章的來信，作了復函，表示「臨難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鴻章不可退縮的言外之意。
寫好加封，交驛遞專送正帶領郭松林的人馬，進駐潼關的李鴻章。
等到六月初六從保定動身，八擡大轎，緩緩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
天津百姓對他如大旱之望雲霓，在西門以外，遠遠就有父老跪香，夾道歡迎，這些景象，使得曾國藩的心情，益為沉重。
天津的情勢，他瞭解得很透徹，崇厚媚洋過分，大家都認為他「護教」。
此刻天津人對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風，由「護教」而「護民」，因而才有這樣的愛戴之忱。
然則，將來對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國藩心想，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