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 民教相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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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州的教案，有了李鴻章所提的辦法，他就易於作答了。
聽完信，曾國藩不勝感慨地說：「洋務不難辦，難在辦教案，教案亦不難辦，難在自己人的意見太多。
」 這已是含蓄的話，「意見太多」四個字，實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國之外，還有外洋的道學先生，是真道學也還罷了，還有徐桐那班聽見「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學。
薛福成和他在曾國藩幕府中的同事，通達的居多，這時便因為曾國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長的議論。
教案之起，由來已非一日。
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極一時，這是因為聖祖的祖母孝莊太後，就篤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個德國人，華名叫做湯若望，明朝天啟年間到中國來傳教，由徐光啟的舉薦，入翰林院供職。
崇禎二年五月初一日蝕，用「大統曆」、「回回曆」推算時刻，統通不準，隻有徐光啟用西法推算，有如預見，於是特開「曆局」修新曆，由湯若望參與工作。
他又會修「火器」，所以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師，輔臣李廷泰督師剿賊，特地把湯若望帶入軍中管槍炮。
入清以後，湯若望一面傳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專門掌管天文曆法的欽天監監正。
孝莊太後和世祖母子對他極其信任，聖祖能正儲位，就因為湯若望一句話，說他已經出過天花，可保無虞。
順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駕崩，越顯得湯若望有先見之明。
因此，聖祖對他亦異常尊信，修明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親倡行。
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國大行其道的緣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對了！閩浙總督滿保首先於雍正元年上疏，說「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聞見漸淆，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員外，餘俱安置澳門。
天主堂改為公廨。
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
」 世宗準了滿保的奏請，給了半年的限期來遷移，同時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
這還都是因為聖祖崩逝未久，他仰體親心，格外寬厚之處。
到了雍正三年，更嚴禁入「西洋教」，這個禁令，過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發生的鴉片戰爭，先勝後敗，結果訂了賠款割地的《江寧條約》，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這「五口通商事務」由兩江總督兼理，兼授的官銜，稱為「南洋通商大臣」。
英國人一心想通商，法國人注重在傳教。
道光二十四年，在黃埔的一條法國兵船上，簽訂了三十五條的《中法商約》。
接著，法國公使克勒尼，向兩廣總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
耆英據情轉奏，禮部議定，準在五個通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但「不許奸誘婦女，誑騙病人眼睛」，洋教士為人治病，有時會動刀，所以民間有洋人挖眼睛的傳說，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別申明約束。
自此以後，信教的人漸漸又多了，此輩被稱為「教民」，教民隻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從士大夫到老百姓，無不深惡痛絕。
「忘本」就是亂臣賊子，人人可得而誅，同時教民中亦難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勢力，欺壓鄉裡，益增民教的仇恨。
小則群毆，大則殺教士、燒教堂的「教案」，層出不窮，沒有一個地方官聽見「教案」二字不頭痛。
到了鹹豐十年，英法聯軍內犯京師，文宗倉皇逃難到熱河，訂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訂的中法條約，準許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國教士得在各省租買田地，起造教堂。
這一來，「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楊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釁，同時中法條約中又規定地方官「濫行查拿」教民，須加處分，因此，遇到「教案」，總是教民佔上風。
民教相仇，積漸成了難解難分之勢。
眼前就有貴州遵義和四川酉陽州兩起，遷延日久，使得法國公使羅淑亞無可忍耐，竟自稱「外臣」上奏，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居然亦為他代遞「外臣」的奏摺。
兩國的交涉，變成內部的糾紛，好像部院之間，各有主張，唯待軍機議奏，皇帝裁決。
為此，把文祥氣出一場病來
聽完信，曾國藩不勝感慨地說：「洋務不難辦，難在辦教案，教案亦不難辦，難在自己人的意見太多。
」 這已是含蓄的話，「意見太多」四個字，實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國之外，還有外洋的道學先生，是真道學也還罷了，還有徐桐那班聽見「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學。
薛福成和他在曾國藩幕府中的同事，通達的居多，這時便因為曾國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長的議論。
教案之起，由來已非一日。
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極一時，這是因為聖祖的祖母孝莊太後，就篤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個德國人，華名叫做湯若望，明朝天啟年間到中國來傳教，由徐光啟的舉薦，入翰林院供職。
崇禎二年五月初一日蝕，用「大統曆」、「回回曆」推算時刻，統通不準，隻有徐光啟用西法推算，有如預見，於是特開「曆局」修新曆，由湯若望參與工作。
他又會修「火器」，所以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師，輔臣李廷泰督師剿賊，特地把湯若望帶入軍中管槍炮。
入清以後，湯若望一面傳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專門掌管天文曆法的欽天監監正。
孝莊太後和世祖母子對他極其信任，聖祖能正儲位，就因為湯若望一句話，說他已經出過天花，可保無虞。
順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駕崩，越顯得湯若望有先見之明。
因此，聖祖對他亦異常尊信，修明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親倡行。
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國大行其道的緣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對了！閩浙總督滿保首先於雍正元年上疏，說「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聞見漸淆，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員外，餘俱安置澳門。
天主堂改為公廨。
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
」 世宗準了滿保的奏請，給了半年的限期來遷移，同時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
這還都是因為聖祖崩逝未久，他仰體親心，格外寬厚之處。
到了雍正三年，更嚴禁入「西洋教」，這個禁令，過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發生的鴉片戰爭，先勝後敗，結果訂了賠款割地的《江寧條約》，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這「五口通商事務」由兩江總督兼理，兼授的官銜，稱為「南洋通商大臣」。
英國人一心想通商，法國人注重在傳教。
道光二十四年，在黃埔的一條法國兵船上，簽訂了三十五條的《中法商約》。
接著，法國公使克勒尼，向兩廣總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
耆英據情轉奏，禮部議定，準在五個通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但「不許奸誘婦女，誑騙病人眼睛」，洋教士為人治病，有時會動刀，所以民間有洋人挖眼睛的傳說，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別申明約束。
自此以後，信教的人漸漸又多了，此輩被稱為「教民」，教民隻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從士大夫到老百姓，無不深惡痛絕。
「忘本」就是亂臣賊子，人人可得而誅，同時教民中亦難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勢力，欺壓鄉裡，益增民教的仇恨。
小則群毆，大則殺教士、燒教堂的「教案」，層出不窮，沒有一個地方官聽見「教案」二字不頭痛。
到了鹹豐十年，英法聯軍內犯京師，文宗倉皇逃難到熱河，訂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訂的中法條約，準許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國教士得在各省租買田地，起造教堂。
這一來，「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楊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釁，同時中法條約中又規定地方官「濫行查拿」教民，須加處分，因此，遇到「教案」，總是教民佔上風。
民教相仇，積漸成了難解難分之勢。
眼前就有貴州遵義和四川酉陽州兩起，遷延日久，使得法國公使羅淑亞無可忍耐，竟自稱「外臣」上奏，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居然亦為他代遞「外臣」的奏摺。
兩國的交涉，變成內部的糾紛，好像部院之間，各有主張，唯待軍機議奏，皇帝裁決。
為此，把文祥氣出一場病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