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埃及一年
關燈
小
中
大
1762年的6月也行将結束。
而後不久，謝天謝地，伯恩斯托夫的決策終于到了，終于。
這次總共收到三封信，分别給福斯科爾、馮·黑文，還有尼布爾。
話不多說，這三人自然是連忙退回自己的房間，迫不及待地打開了皇家公函上的印章。
6 東方樂器 東方樂器，博朗芬畫。
在哥本哈根大本營。
由弗裡德裡克五世發起這項冒險而富于創新的事業，深深激起了民族榮耀自豪感，人們感到這是在進行一項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偉大事業。
在18世紀末期，就如當今時代一樣，科學是神聖事業；通過派遣這五位科學人才，國家和民族都感到極為欣慰，因為他們走在科學研究的最前沿。
然而，這個團隊内部有矛盾沖突？他們都已憂心如焚？這些事讓普羅大衆知道？不必說了，不應該也不可能。
何況，《丹麥皇家郵報》（RoyalDanishPost）于1761年12月21日（星期一）這天，還發表了關于遠征隊的首篇新聞報道，行文高奏贊歌，字裡行間無不洋溢着歡欣自得： 尊敬的國王陛下一如既往地促進科學發展、推動知識進步，為緻力于此，在這一年年初，他派遣了一個學術團隊前往東方考察&mdash&mdash當然這已是衆所周知的事。
事實上，他們此行的首要目标，是在那個迄今為止對我們而言仍是鮮為人知的國家&mdash&mdash阿拉伯菲利克斯，考察三年時間。
現在，據我們得到的可靠資料來看，他們在過去的一整個夏天裡，不僅僅在君士坦丁堡為這次漫長的遠征旅途做足了規劃和準備&mdash&mdash都是學術界裡相當重要的課題；同時在各類必需品方面，他們也得到了四面八方的供給與支持，特别是奧斯曼土耳其國王提供的通行證，以及來自各駐外大使向奧斯曼朝廷遞交的推薦信等，如此一來，這一行人的安全得到了保證，他們到各個地方的通行也已獲得準許。
後來，他們一路穿過地中海，抵達埃及的亞曆山大，全體平安康健，狀态極佳。
他們獲許在開羅停留數月，随後就從這兒沿既定路線前往西奈山。
到達西奈山後，由于此地的特殊存在性，他們要專注于研究那些刻在山岩表面上的古老碑文，據說這些文字是在摩西帶領以色列子民出逃時所留，因此這必将是對《聖經》曆史至為關鍵的解讀與诠釋。
未來我們的團隊會從這兒繼續他們的遠征，沿紅海順流而下，終達阿拉伯菲利克斯。
就在《丹麥皇家郵報》刊登這則新聞之前，那封從羅得島發出的不速之信，彼得·福斯科爾在其中的驚人披露，迫使君士坦丁堡向哥本哈根全盤托出。
福斯科爾的信實在是令丹麥外交大使左右為難。
馮·加勒立即意識到，那二人之間的關系已經緊張得間不容發，而信中關于裁辦某人的訴求，卻令他無計可施&mdash&mdash這個決策太過重大而他自己一人做不了主。
身為一個外交官，他把能想到的緩和之計也都用了，而此時他别無選擇，隻能采取自己最不讨喜的這個辦法：謙卑謹慎地向外交部部長彙報這件極不愉快的事。
1761年11月17日，馮·加勒決定将福斯科爾的這封信呈報給哥本哈根的伯恩斯托夫。
随函寄附的還有一份長達數頁的彙報，是他用法語寫就。
這番扣人心弦的講述，目前就收藏于丹麥國家檔案館。
好似故事終于舒展開翅膀，其間不為人知的部分顯現出來，聚光燈打在這出戲劇的主要人物身上。
一切瞬間明朗。
對于當前始料未及而愈演愈烈的狀況，他想瞞也瞞不住了，必須硬着頭皮向閣下彙報，在一番扼腕長歎之後，他話鋒一轉，說起遠征隊當時待在君士坦丁堡的那段日子。
他講道，如何在他們初來乍到之時，自己就已覺察到遠征隊成員之間的不妙氛圍，原因就是他們當時很明顯地分為兩派：&ldquo一切一目了然，那位馮·黑文先生拉着同胞兄弟，也就是那個醫生，與自己聯手；而那個天文學家和畫家，則是向着福斯科爾先生這邊。
&rdquo 看到種種隐情吐露，怨訴不疊，又看到雙方龃龉于其中，馮·加勒對其追本溯源後，于此刻向伯恩斯托夫道出了個中細節，即發生在&ldquo格陵蘭号&rdquo戰艦上的那一出充滿戲劇性的晚宴。
他并沒有如實複述馮·黑文對福斯科爾的侮辱與踐踏，隻說&ldquo馮·黑文說的話粗鄙不堪，出于對閣下您的尊敬，此話我不當講。
但是鑒于問題的嚴重性，我得把那話的惡劣性質還原一下。
就這麼形容吧，會那樣說話的人，和那些最讓人無法忍受的懦夫沒什麼區别，好比是一條小狗被逼急了要咬人。
&rdquo 沿着必須道出的醜惡，他卻以必需的優雅繞道而行。
終于講完這段後，馮·加勒着即說起自己是如何成功說服了他們，讓雙方互相原諒，并在整個團隊的見證下擁抱彼此。
然而，不久卻聽說馮·黑文一門心思要尋求報複，一想到這，他就感到深深的悲哀與痛心。
但是，他繼續寫道，&ldquo進一步講，就算在此人的性格深處或許真的潛伏着罪惡的種子。
可話說到這兒，我必須得承認自己的内心想法：我總歸覺得這件事是他們的想法太過黑暗，他們是在把設想中的一切歸咎于馮·黑文，并讓我對此作決斷，這樣的話就太不人道了，我傾向于相信他不會加害他們。
唯一核證過的事是，他的确買了砷一類的有毒藥品，而實際上他作為教授的職責範圍又用不到這些藥品，如此一來，待那位醫生向其他人講述這件事後，就引起了各種可怕的懷疑揣測；而我也立即聯系了他們信中提到的那個藥劑師，據此人所說，那些藥品的總量比起這些學士們所聲稱的，要遠少得多。
&rdquo 既然傑出的外交官說到這至關重要的一點，那麼作為後世的知情人，就不得不插嘴說兩句了。
不為别的，隻是得戳破這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的确很遺憾，但這是無法回避的事實：馮·加勒去世之後，他所留下的文件中，有一張是藥劑師開具的賬單&mdash&mdash同樣也保存在哥本哈根的國家檔案館裡&mdash&mdash可供我們細細審查。
發票擡頭是&ldquoComptedesMédicamentqueFlorentapoticaireeul&rsquohonneurdefournirpourMessieurslesvoyageursdelacourdeDanemark&rdquo，即藥物說明，&ldquo藥劑師佛洛倫特很榮幸為來自丹麥王朝的旅客提供藥品。
&rdquo這張單子上寫着，馮·黑文實際購買的砷，是價值24阿斯皮爾的分量。
我們現在雖然并不清楚這種特殊貨币所代表的購買力度，但我們可以參考賬單，聯系實際情況。
我們可以注意到砷的總量其實是賬單上面數目最小的那兩項。
要知道即便是在當今時代，就其效力所需的量而言，砷的确是一種造價低廉的原料産品。
通常情況下，無須多少便能達到一刀封喉的效果。
換句話說，最多5克就足以緻命，而放到現在若要買100克砷的話，花費還不到4先令[124]。
這就意味着，隻需要大約2.5便士就能放倒一個人。
就算我們現在對人類生命估值很低，也不得不說這個價格簡直是低得離譜了。
所以，至關重要的一點，并不是馮·黑文為買這些毒藥所花費的金額&mdash&mdash而是藥的量。
福斯科爾彙報說，那個丹麥人買了兩包。
這是什麼概念？足以放倒一個排。
再看看馮·加勒在向伯恩斯托夫報告時是怎麼争辯的。
要是那位外交大使，真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在第一時間掌握了藥物來源的第一手資料，那他仔細查看藥劑師給的這張賬單時一定會恍然意識到，福斯科爾所言不假。
亨裡克·許克[125]有研究表明，那張單子上的藥物也可以用重量來計算。
據稱，馮·黑文拿到的是31duells的黃砷，4盎司的砒霜。
若是通過這種貨币來對照的話，我們可以對這兩種單位進行一個準确換算：32duells=1ounce，也就是說，馮·黑文當時買了大約有5盎司的砷而1盎司是30克多一點點，那麼由此可得，兩包的砷差不多有150克。
考慮到一個人用量至多5克就能緻命，照這麼一算，他買的量足以殺死（至少）30人了。
也許有人并不明确一個排大概是多少人，那就這麼說吧，馮·黑文買的這些藥，再幹掉5個去阿拉伯菲利克斯的遠征隊，也是綽綽有餘。
馮·黑文買砒霜的收據單 這是馮·黑文從藥劑師佛洛倫特那裡購買砒霜的收據單。
單據最後所列的兩項，分别是&ldquo黃砷&rdquo和&ldquo白砷&rdquo。
明明鐵證如山，馮·加勒卻說了句&ldquo遠少得多&rdquo。
他試圖以輕描淡寫，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而在接下來的彙報内容中，他依舊秉承這個方式，使伯恩斯托夫根本無從知曉事态的真實嚴重性&mdash&mdash那些從中作梗的話，直接左右了丹麥外交部部長決策的風向标。
最終結果便是給遠征隊其餘人員帶去了深遠而不可測的影響。
外交大使繼續講道，他認為他們對立沖突的雙方的确是有必要分開的。
别忘了馮·加勒剛剛還對福斯科爾信中所言展開了一系列的懷疑及辯駁，但現在他又很支持後者所提出的要求&mdash&mdash此舉是他所采取的更為靈活的外交謀略，這其中有他作為外交官的一種特殊的思維邏輯方式。
馮·加勒接下來會對福斯科爾這個人作進一步論述，這番論述會讓我們立即明白過來，此人基本上已經失卻那種直言不諱的能力了。
畢竟對于任何當權者而言，&ldquo醜聞&rdquo的發生一直被視為&ldquo不能原諒的罪過&rdquo，而馮·加勒也希望能避開這個雷區。
遠征隊應當分開，為了能讓這個建議站穩腳跟，馮·加勒随即對遠征隊各成員展開了一系列的人物簡評。
這就好比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版本，作為讀者的我們，則可以借此機會換個角度看看這出戲中早已為我們所熟悉的人兒，在他筆下是如何被刻畫的： &ldquo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或者說個性，每個人也都有其值得嘉許的才華及成績。
就這個團體而言，各成員也是如此。
馮·黑文先生顯然有不少可取之處。
就說他在文學領域的學術研究吧&mdash&mdash這也是他的強項所在，我必須承認，沒有比他更合适的第二人選了。
要是他的品格和性情也能得到如此贊譽，那就更好了。
有關這些，那封附信所言太過武斷，太過非黑即白。
反正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他并不狂躁易怒，也沒發現他有任何暴力傾向。
至少在君士坦丁堡的這段時間裡，他的情緒處理得很好，脾氣也控制得不錯。
至于福斯科爾先生，他還是天才一樣，才華橫溢，博學多識。
他的思維創造力中時刻閃爍着各種火花，這自然離不開他獨一無二的洞察力。
但他很冷漠，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樣子，這讓我不由得想到，他的品性始終保留着他本國的民族劣根性。
所以這二位之間的矛盾，可以說是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兩個民族之間源流至今的古老偏見，而他倆都很難從各自的偏見中走出來，所以很明顯，即便他們共同承擔着遠征使命，也永遠都不會達成一緻。
&rdquo 前面對于買砷一事他就輕描淡寫，這裡遂又故伎重施，馮·加勒把馮·黑文病态的虛榮自負，改頭換面為一絲絲的&ldquo反瑞典情結&rdquo。
換句話說，以上所言是為了讓伯恩斯托夫的眼睛隻局限于這二人之間的敵對狀态，他要強調的是他倆的私人恩怨，在某個惱羞成怒的時刻尖銳化了，于是氣急敗壞之下，讓人覺得這其中有謀殺企圖。
基于此念，馮·加勒又對遠征隊其他成員展開了一番人物簡評彙報。
他接着說下去： &ldquo尼布爾先生兢兢業業，做事無可挑剔。
說起他的品行，當真無愧于&lsquo正直&rsquo二字，财務一事就應當交付于他，沒有再合适的。
說到這兒&mdash&mdash在下還有一句冒昧之言&mdash&mdash當時沒有将财務交與馮·黑文的确是正确的選擇，他花錢如流水，而尼布爾是持度節儉的人。
這些評價都是基于我以往對他們的觀察及接觸。
尼布爾呢，理想地來說，要是他能比真實的自己再果決、再堅定一些的話，就更好了。
至于那位畫家，應該說他是我們認識的人中最為和善友好的那一類人，與任何民族、國籍的人都能和諧相處，叫人挑不出什麼毛病來。
我覺得他既做好了自己的本職工作，同時也得到了大家的一緻認可。
還有那位醫生，人也不錯，何況就其取得的成就來說，在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眼中，他已經算是年輕有為。
即便他處于完全依附于馮·黑文先生的狀态，其他人還是會公平公正地對待他。
或許并不是由于自己内心愧疚，他才吐露出整個事件&mdash&mdash從而拉響了遠征隊整體的警報&mdash&mdash或許他是另有隐情。
沒準兒就是這位教授對他太過頤指氣使了，而他對這位教授心懷不滿也不一定。
&rdquo 馮·黑文應當與其他成員分開。
馮·加勒終于在最後，折回這個提議，說接下來的安排，或許可以讓其他人繼續按原計劃遠征到阿拉伯菲利克斯，而那位丹麥人則留下來，在開羅以及大馬士革繼續深入他的相關研究。
通過這個辦法，他說，應該可以免去醜聞的散播，防患于未然，阻止學術界人士的說三道四。
由此，他建議伯恩斯托夫就裝作什麼都沒發生，無論是對丹麥遠征隊還是對整個世界。
至于他下達給他們分開的命令，就說是哥本哈根這邊考慮到術業有專攻，遠征目标應當分而取之，遂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才做出了這個決定。
而後就此打住，馮·加勒結束了他的彙報。
那些不愉快，他已經向部長閣下一一講述完畢，且巧妙地自圓其說，最後呢，沒有産生一丁點兒不愉快的影響。
一方面，他将這二人之間的矛盾大而化小小而化微，隻是将買砷一事一筆帶過，同時将其歸咎于無傷大雅的民族偏見。
另一方面，他認為如果這場遠征還想順利繼續下去的話，二人應當立即分開，為此他高談雄辯。
總而言之，兩方面的态度都被他占盡：所有言辭為的便是無論伯恩斯托夫現在作何決斷，馮·加勒都可以讓自己謙卑地表明，他的态度與閣下完全一緻。
後來的事，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樣。
哥本哈根那邊，伯恩斯托夫不免失望地與莫爾特克商讨此事。
1762年2月9日，他去信給馮·加勒，回複說，聽聞遠征曲折離奇，他感到憂慮，也感到悲傷，畢竟這項事業耗資巨大，經曆了重重困難才得以開啟，如今卻開始展露頹敗迹象。
至于其餘事項，伯恩斯托夫也贊同馮·加勒的看法：要是沒有其他可行辦法，要是群情激憤無法平複安撫，那就隻得把那人分隔開了。
首相之見亦是如此。
此時，伯恩斯托夫在這封加密信裡附了一條皇室命令，即以上所說，馮·加勒是可以代為施命的，如果他認為有必要。
如果他認為有必要&mdash&mdash這一句話至為重要。
不得不說，伯恩斯托夫，在一語雙關的說話藝術上也是很有一套的。
就分隔馮·黑文一事，他确實已經放手交給馮·加勒去辦理了，但随後他便在信裡逐一列舉出，由于這麼一分隔而可能将導緻的一系列不利情況。
首先，伯恩斯托夫說道，這也是事實，即馮·黑文特地為此準備了許久，無論是西奈山之行，還是西奈之後的遠征。
要是現在就命令他留在開羅以研究曆史遺迹&mdash&mdash并且這些遺迹或許早就有人研究過&mdash&mdash那無異于是把他從一項他曾為之精心而努力準備過的任務中給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給他一份平淡無趣索然無味的工作。
那麼你可能會問了，西奈山之行就一定大有收獲嗎？不一定，因為确實也極有可能他們從中發現的隻是許多無價值的碑文&mdash&mdash但畢竟這些都是無法提前預知的事。
也恰恰是由于未知，國王陛下才派遣一人到那裡去，一個能夠對這廣為人知的聖地進行探索并發現其重要價值的人&mdash&mdash馮·黑文便是遠征隊中那唯一一個滿足這些要求的人。
這種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之處同樣适用于其他成員，派往阿拉伯半島遠征隊的每一位成員的任命都是如此，他們都肩負着自己的使命，缺一不可。
此行要求他們對《聖經》原本的奧義進行新的诠釋&mdash&mdash這也是重中之重。
那麼話又說回來，馮·黑文就是最有能力來完成這項重要研究的人，也正是如此，為了協助他完成這項艱巨任務，國王才委派給他一名畫家、一名醫生、一名植物學家、一名天文學家。
伯恩斯托夫的高見，無不揭示出他始終被蒙在鼓裡的事實。
他對馮·黑文在學術及人文方面的&ldquo短闆&rdquo一無所知，而現在，丹麥外交部部長又繼續說道，這其中牽扯的是更為微妙的根本利益關系： 不僅僅如此。
如果我們把馮·黑文排除在遠征隊之外，那麼福斯科爾先生将會取代他的位置，從而成為整個組織的&ldquo領頭羊&rdquo。
難道我們就能保證他，一個瑞典人，會和其他人相處得好嗎？要知道這些人并不是他的同鄉同胞。
我非常清楚，他們之間是平起平坐的，不存在高下之分，但是，總會有那麼一個人不自覺地成為領頭，這個人也就因而會常常視自己比他人更特殊。
那我們現在就假設那個人是福斯科爾先生吧，他在遠征隊其他成員之間順承了這個位置，事事做得天才一般出色，然後呢，整個學術界會怎麼看？那将隻會認可他自己，說盡他一人的好話。
就好比是隻靠他一人便成就了整個遠征隊所要實現的所有目标，那樣的話，就沒有比這再讓我們國家民族蒙羞的事了，我們難道要看着一個外邦人，剝奪掉這項功業的所有榮耀嗎，不要忘了，這項偉大事業最初可是在咱們國家孕育而生的理想啊，是多虧了咱們自己君主的慷慨助力才得以成行的遠征啊。
伯恩斯托夫最後總結時，再次提到馮·加勒有權行使對馮·黑文下達的秘密示命&mdash&mdash如果堅信這是避免遠征中途崩徂的唯一方式的話，但他随即又在信末附言道，他個人衷心希望馮·加勒能夠不行使這道密令而将諸事處理妥當。
很明顯，伯恩斯托夫信中的說話技巧與馮·加勒在彙報中的如出一轍。
言辭華麗虛飾，真實情境就這樣被扭曲歪解。
和外交大使一樣，對于羅得島寄信所言&mdash&mdash福斯科爾、尼布爾、博朗芬在其中控訴&mdash&mdash的真實隐情，丹麥外交部部長幾乎不聞不問，隻是一筆帶過。
兩位教授之間的敵對之所以充滿戲劇性，本質上是因為他們之間的對立反差：福斯科爾精力充沛、能力又超群，馮·黑文才知匮乏、卻傲慢自負。
于是為了将這種敵對合理化，伯恩斯托夫竟就接受了外交大使的看法，即所謂的民族差異性使然，然而據我們所了解，這隻不過是其中無關緊要的一部分。
最終，伯恩斯托夫和馮·加勒一樣，視錯不錯，将錯就錯，把一切歸咎于遠征隊成員之間這種所謂的民族偏見，相信正是基于此才生出種種事端。
就伯恩斯托夫而言，他會作如此觀想也是有緣由的，這要追蹤到曾經發生在哥本哈根的那一起激烈沖突&mdash&mdash福斯科爾與克拉岑施泰因。
那份記憶在他腦海裡至今鮮活，更何況馮·加勒又在彙報中扭曲了事實。
福斯科爾曾試圖将林内烏斯帶入丹麥遠征隊的工作狀态中，并希望讓那個叫法爾克的瑞典人取代他認為不夠合格的克拉默。
之前他所做的這一切，無非是為學術研究打通便利之途，當然了，事态後來的發展無疑是讓這些設定都失效了。
可正是由于他妄自尊大而言行失控，曾經為達成那些想法所采取的極為不妥的方式全都被哥本哈根政府看在眼裡，從而後者便隻會認為，他的種種行為都是瑞典民族優越感的一種表現。
不就是想要獨占鳌頭嗎？學術研究特權沒有争到，索求不成反賠大本，現在可好，要為曾經的鬥争付出代價了，代價慘烈。
過去那一場所謂的發生在丹麥人與瑞典人之間的沖突，在遠征隊内部的鬧劇中隻不過是冰山一角，現在可好，在伯恩斯托夫的信中已然變成那個堂而皇之的動因，那個不希望移除馮·黑文的動因。
而真正緊張危險的情境卻因此被保留了下來。
在這場遠征接下來的發展過程中，其他各種意想不到的結果也會接踵而至，而它卻一直都在。
不管怎麼說，馮·加勒心知肚明。
一個外交官，他必須是一個能夠讀懂言外之意的人。
馮·加勒便是這樣的人。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外交官，因此對他來說，伯恩斯托夫的信充滿了背後深意。
坦言之，這封密函與一封空函并無差别。
它不過是一個象征形式。
既然伯恩斯托夫在其中已傳達出自己的不安了，那麼馮·加勒就要好好利用它。
既然他之前的用盡心思就是為了與外交部部長達成一緻&mdash&mdash不管後者會如何決定，那麼再次向伯恩斯托夫的彙報便是小菜一碟。
1762年4月17日，他寫道&ldquo閣下您明鑒萬裡，羅得島怨訴而引起的所有疑惑，如今已煙消雲散&rdquo。
馮·加勒承諾，他會立即着手辦理此事，對這些怨憤的人提出忠告，勸導他們恢複理性明智，盡量平息他們之間的矛盾沖突，這樣一來，他們至少能夠容忍彼此的存在，也能夠互相幫助彼此完成這項共同承擔的使命。
因此，外交大使的說服工作内容，也就是他寫的三封信&mdash&mdash正如前面提到的，已于1762年6月被送至在開羅的遠征隊成員手中。
這的确是項艱巨的任務，其中兩封信尤其能證明這一點。
第一封信給福斯科爾，其實是寫給整個遠征隊的，信中隻是給出官方回應的信息，即羅得島信件中所有請求都被回絕了。
盡管如此，馮·加勒所寫的另外兩封，分别給馮·黑文和尼布爾的信，卻是精妙絕倫，無不顯示其長袖善舞的外交能力。
特别是那封寫給馮·黑文的信，給人的感覺就是高空走鋼絲。
開篇冗長，極盡溢美之詞，把這位丹麥教授捧上天後，馮·加勒才小心翼翼靠近正題： 親愛的朋友，我深知你學富五車，才高八鬥，對此我不得不深表敬意為先。
隻是有小事一件，擾我心神良久，終不得解，請恕我直言。
此事關乎集體的團結統一，關乎品行的端正良潔，關乎心靈的友善美好，尤其還與共同利益息息相關。
而這共同利益，自然你也明白，就是你與你的遠征隊友一起肩負着的遠征事業。
隻有這一切牢固于心，才能讓遠征穩步前進，抵達榮耀終點。
待取得此等成就，方不負國王陛下，其慷慨、其愛國、其求知若渴，另有整個學術界翹首以盼、拭目以待。
當下我正要表的，非那微不足道的龃龉過節，自馬賽至君士坦丁堡一路上發生的瑣碎分歧，你我清楚這其中不過是一點誤會。
我相信，雙方曾在我見證下努力達成的和解，是如我所願，是真誠而真實。
盡管如此，在後來這段時間内，我還是收到一封來自開羅這邊的信，信中表示，那次和解似乎并沒有保證其穩固長久。
這些紳士們倒沒有苛責怨訴，他們隻是對某些始料未及的事有所耳聞，從而惴惴不安。
但我确實得告訴你，我親愛的馮·黑文，他們對這件事非常關切&mdash&mdash還給我列出相關依據來：你萌生過與他們水火不容的心念麼？你明白的，整個學術界的目光都聚焦于你身上&mdash&mdash即便你不是此次遠征的領隊&mdash&mdash在他們眼中，你也是最傑出最優秀的那名成員。
馮·黑文先生，衆所周知，你是一名丹麥人。
就此一點，遠征對你來說，難道不是幸運之至、榮耀之至嗎？為了你的君王與國政而奮鬥，參與到這樣一次使命之中，這使命且是由你的祖國規劃發起，是在其王冠的護佑之下，勇攀高峰，使你的祖國人民永垂不朽！以上帝之名，你應當視這項使命為你人生中最為珍貴的事情。
想想正等待着你的那份榮耀與稱譽，再想想另一方面，任何天災人禍般的災難事故可能帶來的後果&mdash&mdash或許會讓此次遠征的整個目标功虧一篑。
我是擔憂，若陷入那
而後不久，謝天謝地，伯恩斯托夫的決策終于到了，終于。
這次總共收到三封信，分别給福斯科爾、馮·黑文，還有尼布爾。
話不多說，這三人自然是連忙退回自己的房間，迫不及待地打開了皇家公函上的印章。
6 東方樂器 東方樂器，博朗芬畫。
在哥本哈根大本營。
由弗裡德裡克五世發起這項冒險而富于創新的事業，深深激起了民族榮耀自豪感，人們感到這是在進行一項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偉大事業。
在18世紀末期，就如當今時代一樣，科學是神聖事業；通過派遣這五位科學人才，國家和民族都感到極為欣慰，因為他們走在科學研究的最前沿。
然而，這個團隊内部有矛盾沖突？他們都已憂心如焚？這些事讓普羅大衆知道？不必說了，不應該也不可能。
何況，《丹麥皇家郵報》（RoyalDanishPost）于1761年12月21日（星期一）這天，還發表了關于遠征隊的首篇新聞報道，行文高奏贊歌，字裡行間無不洋溢着歡欣自得： 尊敬的國王陛下一如既往地促進科學發展、推動知識進步，為緻力于此，在這一年年初，他派遣了一個學術團隊前往東方考察&mdash&mdash當然這已是衆所周知的事。
事實上，他們此行的首要目标，是在那個迄今為止對我們而言仍是鮮為人知的國家&mdash&mdash阿拉伯菲利克斯，考察三年時間。
現在，據我們得到的可靠資料來看，他們在過去的一整個夏天裡，不僅僅在君士坦丁堡為這次漫長的遠征旅途做足了規劃和準備&mdash&mdash都是學術界裡相當重要的課題；同時在各類必需品方面，他們也得到了四面八方的供給與支持，特别是奧斯曼土耳其國王提供的通行證，以及來自各駐外大使向奧斯曼朝廷遞交的推薦信等，如此一來，這一行人的安全得到了保證，他們到各個地方的通行也已獲得準許。
後來，他們一路穿過地中海，抵達埃及的亞曆山大，全體平安康健，狀态極佳。
他們獲許在開羅停留數月，随後就從這兒沿既定路線前往西奈山。
到達西奈山後，由于此地的特殊存在性，他們要專注于研究那些刻在山岩表面上的古老碑文，據說這些文字是在摩西帶領以色列子民出逃時所留，因此這必将是對《聖經》曆史至為關鍵的解讀與诠釋。
未來我們的團隊會從這兒繼續他們的遠征，沿紅海順流而下，終達阿拉伯菲利克斯。
就在《丹麥皇家郵報》刊登這則新聞之前，那封從羅得島發出的不速之信，彼得·福斯科爾在其中的驚人披露，迫使君士坦丁堡向哥本哈根全盤托出。
福斯科爾的信實在是令丹麥外交大使左右為難。
馮·加勒立即意識到，那二人之間的關系已經緊張得間不容發，而信中關于裁辦某人的訴求，卻令他無計可施&mdash&mdash這個決策太過重大而他自己一人做不了主。
身為一個外交官，他把能想到的緩和之計也都用了，而此時他别無選擇，隻能采取自己最不讨喜的這個辦法：謙卑謹慎地向外交部部長彙報這件極不愉快的事。
1761年11月17日，馮·加勒決定将福斯科爾的這封信呈報給哥本哈根的伯恩斯托夫。
随函寄附的還有一份長達數頁的彙報，是他用法語寫就。
這番扣人心弦的講述，目前就收藏于丹麥國家檔案館。
好似故事終于舒展開翅膀，其間不為人知的部分顯現出來，聚光燈打在這出戲劇的主要人物身上。
一切瞬間明朗。
對于當前始料未及而愈演愈烈的狀況，他想瞞也瞞不住了，必須硬着頭皮向閣下彙報，在一番扼腕長歎之後，他話鋒一轉，說起遠征隊當時待在君士坦丁堡的那段日子。
他講道，如何在他們初來乍到之時，自己就已覺察到遠征隊成員之間的不妙氛圍，原因就是他們當時很明顯地分為兩派：&ldquo一切一目了然，那位馮·黑文先生拉着同胞兄弟，也就是那個醫生，與自己聯手；而那個天文學家和畫家，則是向着福斯科爾先生這邊。
&rdquo 看到種種隐情吐露，怨訴不疊，又看到雙方龃龉于其中，馮·加勒對其追本溯源後，于此刻向伯恩斯托夫道出了個中細節，即發生在&ldquo格陵蘭号&rdquo戰艦上的那一出充滿戲劇性的晚宴。
他并沒有如實複述馮·黑文對福斯科爾的侮辱與踐踏，隻說&ldquo馮·黑文說的話粗鄙不堪，出于對閣下您的尊敬，此話我不當講。
但是鑒于問題的嚴重性，我得把那話的惡劣性質還原一下。
就這麼形容吧，會那樣說話的人，和那些最讓人無法忍受的懦夫沒什麼區别，好比是一條小狗被逼急了要咬人。
&rdquo 沿着必須道出的醜惡，他卻以必需的優雅繞道而行。
終于講完這段後，馮·加勒着即說起自己是如何成功說服了他們，讓雙方互相原諒，并在整個團隊的見證下擁抱彼此。
然而，不久卻聽說馮·黑文一門心思要尋求報複，一想到這，他就感到深深的悲哀與痛心。
但是，他繼續寫道，&ldquo進一步講，就算在此人的性格深處或許真的潛伏着罪惡的種子。
可話說到這兒，我必須得承認自己的内心想法：我總歸覺得這件事是他們的想法太過黑暗，他們是在把設想中的一切歸咎于馮·黑文，并讓我對此作決斷，這樣的話就太不人道了，我傾向于相信他不會加害他們。
唯一核證過的事是，他的确買了砷一類的有毒藥品，而實際上他作為教授的職責範圍又用不到這些藥品，如此一來，待那位醫生向其他人講述這件事後，就引起了各種可怕的懷疑揣測；而我也立即聯系了他們信中提到的那個藥劑師，據此人所說，那些藥品的總量比起這些學士們所聲稱的，要遠少得多。
&rdquo 既然傑出的外交官說到這至關重要的一點，那麼作為後世的知情人，就不得不插嘴說兩句了。
不為别的，隻是得戳破這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的确很遺憾，但這是無法回避的事實：馮·加勒去世之後，他所留下的文件中，有一張是藥劑師開具的賬單&mdash&mdash同樣也保存在哥本哈根的國家檔案館裡&mdash&mdash可供我們細細審查。
發票擡頭是&ldquoComptedesMédicamentqueFlorentapoticaireeul&rsquohonneurdefournirpourMessieurslesvoyageursdelacourdeDanemark&rdquo，即藥物說明，&ldquo藥劑師佛洛倫特很榮幸為來自丹麥王朝的旅客提供藥品。
&rdquo這張單子上寫着，馮·黑文實際購買的砷，是價值24阿斯皮爾的分量。
我們現在雖然并不清楚這種特殊貨币所代表的購買力度，但我們可以參考賬單，聯系實際情況。
我們可以注意到砷的總量其實是賬單上面數目最小的那兩項。
要知道即便是在當今時代，就其效力所需的量而言，砷的确是一種造價低廉的原料産品。
通常情況下，無須多少便能達到一刀封喉的效果。
換句話說，最多5克就足以緻命，而放到現在若要買100克砷的話，花費還不到4先令[124]。
這就意味着，隻需要大約2.5便士就能放倒一個人。
就算我們現在對人類生命估值很低，也不得不說這個價格簡直是低得離譜了。
所以，至關重要的一點，并不是馮·黑文為買這些毒藥所花費的金額&mdash&mdash而是藥的量。
福斯科爾彙報說，那個丹麥人買了兩包。
這是什麼概念？足以放倒一個排。
再看看馮·加勒在向伯恩斯托夫報告時是怎麼争辯的。
要是那位外交大使，真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在第一時間掌握了藥物來源的第一手資料，那他仔細查看藥劑師給的這張賬單時一定會恍然意識到，福斯科爾所言不假。
亨裡克·許克[125]有研究表明，那張單子上的藥物也可以用重量來計算。
據稱，馮·黑文拿到的是31duells的黃砷，4盎司的砒霜。
若是通過這種貨币來對照的話，我們可以對這兩種單位進行一個準确換算：32duells=1ounce，也就是說，馮·黑文當時買了大約有5盎司的砷而1盎司是30克多一點點，那麼由此可得，兩包的砷差不多有150克。
考慮到一個人用量至多5克就能緻命，照這麼一算，他買的量足以殺死（至少）30人了。
也許有人并不明确一個排大概是多少人，那就這麼說吧，馮·黑文買的這些藥，再幹掉5個去阿拉伯菲利克斯的遠征隊，也是綽綽有餘。
馮·黑文買砒霜的收據單 這是馮·黑文從藥劑師佛洛倫特那裡購買砒霜的收據單。
單據最後所列的兩項，分别是&ldquo黃砷&rdquo和&ldquo白砷&rdquo。
明明鐵證如山，馮·加勒卻說了句&ldquo遠少得多&rdquo。
他試圖以輕描淡寫，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而在接下來的彙報内容中，他依舊秉承這個方式，使伯恩斯托夫根本無從知曉事态的真實嚴重性&mdash&mdash那些從中作梗的話，直接左右了丹麥外交部部長決策的風向标。
最終結果便是給遠征隊其餘人員帶去了深遠而不可測的影響。
外交大使繼續講道，他認為他們對立沖突的雙方的确是有必要分開的。
别忘了馮·加勒剛剛還對福斯科爾信中所言展開了一系列的懷疑及辯駁，但現在他又很支持後者所提出的要求&mdash&mdash此舉是他所采取的更為靈活的外交謀略，這其中有他作為外交官的一種特殊的思維邏輯方式。
馮·加勒接下來會對福斯科爾這個人作進一步論述，這番論述會讓我們立即明白過來，此人基本上已經失卻那種直言不諱的能力了。
畢竟對于任何當權者而言，&ldquo醜聞&rdquo的發生一直被視為&ldquo不能原諒的罪過&rdquo，而馮·加勒也希望能避開這個雷區。
遠征隊應當分開，為了能讓這個建議站穩腳跟，馮·加勒随即對遠征隊各成員展開了一系列的人物簡評。
這就好比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版本，作為讀者的我們，則可以借此機會換個角度看看這出戲中早已為我們所熟悉的人兒，在他筆下是如何被刻畫的： &ldquo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或者說個性，每個人也都有其值得嘉許的才華及成績。
就這個團體而言，各成員也是如此。
馮·黑文先生顯然有不少可取之處。
就說他在文學領域的學術研究吧&mdash&mdash這也是他的強項所在，我必須承認，沒有比他更合适的第二人選了。
要是他的品格和性情也能得到如此贊譽，那就更好了。
有關這些，那封附信所言太過武斷，太過非黑即白。
反正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他并不狂躁易怒，也沒發現他有任何暴力傾向。
至少在君士坦丁堡的這段時間裡，他的情緒處理得很好，脾氣也控制得不錯。
至于福斯科爾先生，他還是天才一樣，才華橫溢，博學多識。
他的思維創造力中時刻閃爍着各種火花，這自然離不開他獨一無二的洞察力。
但他很冷漠，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樣子，這讓我不由得想到，他的品性始終保留着他本國的民族劣根性。
所以這二位之間的矛盾，可以說是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兩個民族之間源流至今的古老偏見，而他倆都很難從各自的偏見中走出來，所以很明顯，即便他們共同承擔着遠征使命，也永遠都不會達成一緻。
&rdquo 前面對于買砷一事他就輕描淡寫，這裡遂又故伎重施，馮·加勒把馮·黑文病态的虛榮自負，改頭換面為一絲絲的&ldquo反瑞典情結&rdquo。
換句話說，以上所言是為了讓伯恩斯托夫的眼睛隻局限于這二人之間的敵對狀态，他要強調的是他倆的私人恩怨，在某個惱羞成怒的時刻尖銳化了，于是氣急敗壞之下，讓人覺得這其中有謀殺企圖。
基于此念，馮·加勒又對遠征隊其他成員展開了一番人物簡評彙報。
他接着說下去： &ldquo尼布爾先生兢兢業業，做事無可挑剔。
說起他的品行，當真無愧于&lsquo正直&rsquo二字，财務一事就應當交付于他，沒有再合适的。
說到這兒&mdash&mdash在下還有一句冒昧之言&mdash&mdash當時沒有将财務交與馮·黑文的确是正确的選擇，他花錢如流水，而尼布爾是持度節儉的人。
這些評價都是基于我以往對他們的觀察及接觸。
尼布爾呢，理想地來說，要是他能比真實的自己再果決、再堅定一些的話，就更好了。
至于那位畫家，應該說他是我們認識的人中最為和善友好的那一類人，與任何民族、國籍的人都能和諧相處，叫人挑不出什麼毛病來。
我覺得他既做好了自己的本職工作，同時也得到了大家的一緻認可。
還有那位醫生，人也不錯，何況就其取得的成就來說，在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眼中，他已經算是年輕有為。
即便他處于完全依附于馮·黑文先生的狀态，其他人還是會公平公正地對待他。
或許并不是由于自己内心愧疚，他才吐露出整個事件&mdash&mdash從而拉響了遠征隊整體的警報&mdash&mdash或許他是另有隐情。
沒準兒就是這位教授對他太過頤指氣使了，而他對這位教授心懷不滿也不一定。
&rdquo 馮·黑文應當與其他成員分開。
馮·加勒終于在最後，折回這個提議，說接下來的安排，或許可以讓其他人繼續按原計劃遠征到阿拉伯菲利克斯，而那位丹麥人則留下來，在開羅以及大馬士革繼續深入他的相關研究。
通過這個辦法，他說，應該可以免去醜聞的散播，防患于未然，阻止學術界人士的說三道四。
由此，他建議伯恩斯托夫就裝作什麼都沒發生，無論是對丹麥遠征隊還是對整個世界。
至于他下達給他們分開的命令，就說是哥本哈根這邊考慮到術業有專攻，遠征目标應當分而取之，遂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才做出了這個決定。
而後就此打住，馮·加勒結束了他的彙報。
那些不愉快，他已經向部長閣下一一講述完畢，且巧妙地自圓其說，最後呢，沒有産生一丁點兒不愉快的影響。
一方面，他将這二人之間的矛盾大而化小小而化微，隻是将買砷一事一筆帶過，同時将其歸咎于無傷大雅的民族偏見。
另一方面，他認為如果這場遠征還想順利繼續下去的話，二人應當立即分開，為此他高談雄辯。
總而言之，兩方面的态度都被他占盡：所有言辭為的便是無論伯恩斯托夫現在作何決斷，馮·加勒都可以讓自己謙卑地表明，他的态度與閣下完全一緻。
後來的事，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樣。
哥本哈根那邊，伯恩斯托夫不免失望地與莫爾特克商讨此事。
1762年2月9日，他去信給馮·加勒，回複說，聽聞遠征曲折離奇，他感到憂慮，也感到悲傷，畢竟這項事業耗資巨大，經曆了重重困難才得以開啟，如今卻開始展露頹敗迹象。
至于其餘事項，伯恩斯托夫也贊同馮·加勒的看法：要是沒有其他可行辦法，要是群情激憤無法平複安撫，那就隻得把那人分隔開了。
首相之見亦是如此。
此時，伯恩斯托夫在這封加密信裡附了一條皇室命令，即以上所說，馮·加勒是可以代為施命的，如果他認為有必要。
如果他認為有必要&mdash&mdash這一句話至為重要。
不得不說，伯恩斯托夫，在一語雙關的說話藝術上也是很有一套的。
就分隔馮·黑文一事，他确實已經放手交給馮·加勒去辦理了，但随後他便在信裡逐一列舉出，由于這麼一分隔而可能将導緻的一系列不利情況。
首先，伯恩斯托夫說道，這也是事實，即馮·黑文特地為此準備了許久，無論是西奈山之行，還是西奈之後的遠征。
要是現在就命令他留在開羅以研究曆史遺迹&mdash&mdash并且這些遺迹或許早就有人研究過&mdash&mdash那無異于是把他從一項他曾為之精心而努力準備過的任務中給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給他一份平淡無趣索然無味的工作。
那麼你可能會問了，西奈山之行就一定大有收獲嗎？不一定，因為确實也極有可能他們從中發現的隻是許多無價值的碑文&mdash&mdash但畢竟這些都是無法提前預知的事。
也恰恰是由于未知，國王陛下才派遣一人到那裡去，一個能夠對這廣為人知的聖地進行探索并發現其重要價值的人&mdash&mdash馮·黑文便是遠征隊中那唯一一個滿足這些要求的人。
這種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之處同樣适用于其他成員，派往阿拉伯半島遠征隊的每一位成員的任命都是如此，他們都肩負着自己的使命，缺一不可。
此行要求他們對《聖經》原本的奧義進行新的诠釋&mdash&mdash這也是重中之重。
那麼話又說回來，馮·黑文就是最有能力來完成這項重要研究的人，也正是如此，為了協助他完成這項艱巨任務，國王才委派給他一名畫家、一名醫生、一名植物學家、一名天文學家。
伯恩斯托夫的高見，無不揭示出他始終被蒙在鼓裡的事實。
他對馮·黑文在學術及人文方面的&ldquo短闆&rdquo一無所知，而現在，丹麥外交部部長又繼續說道，這其中牽扯的是更為微妙的根本利益關系： 不僅僅如此。
如果我們把馮·黑文排除在遠征隊之外，那麼福斯科爾先生将會取代他的位置，從而成為整個組織的&ldquo領頭羊&rdquo。
難道我們就能保證他，一個瑞典人，會和其他人相處得好嗎？要知道這些人并不是他的同鄉同胞。
我非常清楚，他們之間是平起平坐的，不存在高下之分，但是，總會有那麼一個人不自覺地成為領頭，這個人也就因而會常常視自己比他人更特殊。
那我們現在就假設那個人是福斯科爾先生吧，他在遠征隊其他成員之間順承了這個位置，事事做得天才一般出色，然後呢，整個學術界會怎麼看？那将隻會認可他自己，說盡他一人的好話。
就好比是隻靠他一人便成就了整個遠征隊所要實現的所有目标，那樣的話，就沒有比這再讓我們國家民族蒙羞的事了，我們難道要看着一個外邦人，剝奪掉這項功業的所有榮耀嗎，不要忘了，這項偉大事業最初可是在咱們國家孕育而生的理想啊，是多虧了咱們自己君主的慷慨助力才得以成行的遠征啊。
伯恩斯托夫最後總結時，再次提到馮·加勒有權行使對馮·黑文下達的秘密示命&mdash&mdash如果堅信這是避免遠征中途崩徂的唯一方式的話，但他随即又在信末附言道，他個人衷心希望馮·加勒能夠不行使這道密令而将諸事處理妥當。
很明顯，伯恩斯托夫信中的說話技巧與馮·加勒在彙報中的如出一轍。
言辭華麗虛飾，真實情境就這樣被扭曲歪解。
和外交大使一樣，對于羅得島寄信所言&mdash&mdash福斯科爾、尼布爾、博朗芬在其中控訴&mdash&mdash的真實隐情，丹麥外交部部長幾乎不聞不問，隻是一筆帶過。
兩位教授之間的敵對之所以充滿戲劇性，本質上是因為他們之間的對立反差：福斯科爾精力充沛、能力又超群，馮·黑文才知匮乏、卻傲慢自負。
于是為了将這種敵對合理化，伯恩斯托夫竟就接受了外交大使的看法，即所謂的民族差異性使然，然而據我們所了解，這隻不過是其中無關緊要的一部分。
最終，伯恩斯托夫和馮·加勒一樣，視錯不錯，将錯就錯，把一切歸咎于遠征隊成員之間這種所謂的民族偏見，相信正是基于此才生出種種事端。
就伯恩斯托夫而言，他會作如此觀想也是有緣由的，這要追蹤到曾經發生在哥本哈根的那一起激烈沖突&mdash&mdash福斯科爾與克拉岑施泰因。
那份記憶在他腦海裡至今鮮活，更何況馮·加勒又在彙報中扭曲了事實。
福斯科爾曾試圖将林内烏斯帶入丹麥遠征隊的工作狀态中，并希望讓那個叫法爾克的瑞典人取代他認為不夠合格的克拉默。
之前他所做的這一切，無非是為學術研究打通便利之途，當然了，事态後來的發展無疑是讓這些設定都失效了。
可正是由于他妄自尊大而言行失控，曾經為達成那些想法所采取的極為不妥的方式全都被哥本哈根政府看在眼裡，從而後者便隻會認為，他的種種行為都是瑞典民族優越感的一種表現。
不就是想要獨占鳌頭嗎？學術研究特權沒有争到，索求不成反賠大本，現在可好，要為曾經的鬥争付出代價了，代價慘烈。
過去那一場所謂的發生在丹麥人與瑞典人之間的沖突，在遠征隊内部的鬧劇中隻不過是冰山一角，現在可好，在伯恩斯托夫的信中已然變成那個堂而皇之的動因，那個不希望移除馮·黑文的動因。
而真正緊張危險的情境卻因此被保留了下來。
在這場遠征接下來的發展過程中，其他各種意想不到的結果也會接踵而至，而它卻一直都在。
不管怎麼說，馮·加勒心知肚明。
一個外交官，他必須是一個能夠讀懂言外之意的人。
馮·加勒便是這樣的人。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外交官，因此對他來說，伯恩斯托夫的信充滿了背後深意。
坦言之，這封密函與一封空函并無差别。
它不過是一個象征形式。
既然伯恩斯托夫在其中已傳達出自己的不安了，那麼馮·加勒就要好好利用它。
既然他之前的用盡心思就是為了與外交部部長達成一緻&mdash&mdash不管後者會如何決定，那麼再次向伯恩斯托夫的彙報便是小菜一碟。
1762年4月17日，他寫道&ldquo閣下您明鑒萬裡，羅得島怨訴而引起的所有疑惑，如今已煙消雲散&rdquo。
馮·加勒承諾，他會立即着手辦理此事，對這些怨憤的人提出忠告，勸導他們恢複理性明智，盡量平息他們之間的矛盾沖突，這樣一來，他們至少能夠容忍彼此的存在，也能夠互相幫助彼此完成這項共同承擔的使命。
因此，外交大使的說服工作内容，也就是他寫的三封信&mdash&mdash正如前面提到的，已于1762年6月被送至在開羅的遠征隊成員手中。
這的确是項艱巨的任務，其中兩封信尤其能證明這一點。
第一封信給福斯科爾，其實是寫給整個遠征隊的，信中隻是給出官方回應的信息，即羅得島信件中所有請求都被回絕了。
盡管如此，馮·加勒所寫的另外兩封，分别給馮·黑文和尼布爾的信，卻是精妙絕倫，無不顯示其長袖善舞的外交能力。
特别是那封寫給馮·黑文的信，給人的感覺就是高空走鋼絲。
開篇冗長，極盡溢美之詞，把這位丹麥教授捧上天後，馮·加勒才小心翼翼靠近正題： 親愛的朋友，我深知你學富五車，才高八鬥，對此我不得不深表敬意為先。
隻是有小事一件，擾我心神良久，終不得解，請恕我直言。
此事關乎集體的團結統一，關乎品行的端正良潔，關乎心靈的友善美好，尤其還與共同利益息息相關。
而這共同利益，自然你也明白，就是你與你的遠征隊友一起肩負着的遠征事業。
隻有這一切牢固于心，才能讓遠征穩步前進，抵達榮耀終點。
待取得此等成就，方不負國王陛下，其慷慨、其愛國、其求知若渴，另有整個學術界翹首以盼、拭目以待。
當下我正要表的，非那微不足道的龃龉過節，自馬賽至君士坦丁堡一路上發生的瑣碎分歧，你我清楚這其中不過是一點誤會。
我相信，雙方曾在我見證下努力達成的和解，是如我所願，是真誠而真實。
盡管如此，在後來這段時間内，我還是收到一封來自開羅這邊的信，信中表示，那次和解似乎并沒有保證其穩固長久。
這些紳士們倒沒有苛責怨訴，他們隻是對某些始料未及的事有所耳聞，從而惴惴不安。
但我确實得告訴你，我親愛的馮·黑文，他們對這件事非常關切&mdash&mdash還給我列出相關依據來：你萌生過與他們水火不容的心念麼？你明白的，整個學術界的目光都聚焦于你身上&mdash&mdash即便你不是此次遠征的領隊&mdash&mdash在他們眼中，你也是最傑出最優秀的那名成員。
馮·黑文先生，衆所周知，你是一名丹麥人。
就此一點，遠征對你來說，難道不是幸運之至、榮耀之至嗎？為了你的君王與國政而奮鬥，參與到這樣一次使命之中，這使命且是由你的祖國規劃發起，是在其王冠的護佑之下，勇攀高峰，使你的祖國人民永垂不朽！以上帝之名，你應當視這項使命為你人生中最為珍貴的事情。
想想正等待着你的那份榮耀與稱譽，再想想另一方面，任何天災人禍般的災難事故可能帶來的後果&mdash&mdash或許會讓此次遠征的整個目标功虧一篑。
我是擔憂，若陷入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