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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詞是唐朝興起來的一種新的文學樣式，它的興起跟音樂的發展密切地結合着，和樂府詩的性質基本上是相同的。
因此，前人探讨詞的起源往往溯源于古代的樂府。
從形式上看，南朝樂府裡某些長短句的歌辭，如蕭衍、蕭統、沈約寫的《江南弄》十四首，一律都是七言和三言相雜的定句、定字；隋朝楊廣、王胄寫的《紀遼東》四首，更接近詞的形式格律。
但是我們認為，詞之所以成為一種新興的文體，還是有它自己發生、發展的一條曆史線索，和樂府詩混同起來講，不能說明問題。
宋人王灼《碧雞漫志》說： 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
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
這裡所謂“曲子”就是指隋唐時期流行的西域音樂—燕樂（即宴樂），那是代表西北民族剛健風格的新音樂，和中國原有的清樂有所不同。
這兩種體系和性質不同的音樂配合着不同的歌辭形式。
曲子詞主要是用來配合燕樂的。
詞，是這種新興的曲子詞的簡稱。
曲子詞首先盛行于民間。
根據敦煌詞的有關資料，證明無名氏的《菩薩蠻》（“枕前發盡千般願”）是盛唐時期或者還早于盛唐時期的作品，而且是道地的民間詞。
這絕不是孤立的現象，如果不是當時的民間詞十分興旺，那麼，地處西北較為偏僻的敦煌地區會有盛唐詞的抄本保存下來，便成為不可思議的奇迹。
至于文人的詞作，相傳以李白《菩薩蠻》《憶秦娥》為最早。
黃《花庵詞選》稱為“百代詞曲之祖”，但是後世有些詞論家疑為僞作。
從詞發展的因果關系來看，絲毫找不出這兩首号稱李白所作的詞對盛唐、中唐文人有何影響。
中唐文人所熟悉的長短句詞調一般是比《菩薩蠻》《憶秦娥》更為簡短的小令，如《長相思》《調笑》《漁父》等，其語言風格都具有民間氣息。
十分明顯，這時候民間詞已經廣泛流行，引起了愛好民歌的文人的興趣。
白居易、劉禹錫他們“依《憶江南》曲拍為句”，便是有意識地模仿民間的曲子詞。
據《尊前集》所載，白居易詞二十六首、劉禹錫詞三十八首，還有韋應物、張志和、王建等文人的作品。
這個事實表明：從中唐開始，填詞的風氣已從民間傳播到文人社會裡來。
到晚唐、五代，文人詞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首先是緻力于詞的文人逐漸加多，西蜀和南唐形成兩個詞壇，詞風都很盛，不像中唐文人那樣隻是偶爾填詞了。
《花間集》所錄晚唐、五代詞人，不包括南唐在内，有十八家，詞四百九十七首。
其次是采用的詞調加多，不再局限于幾個簡短的小令（如馮延巳的《陽春集》采用了三十九個詞調）；長調也有出現，形式格律漸趨複雜。
一些著名詞人如溫庭筠、韋莊、李煜，都具有自己的獨特風格。
此外，必須指出的是，文人詞和民間詞的分道揚镳這時已很明顯。
民間詞不限于寫閨情，它體現了市民階層比較廣闊、複雜的社會生活，其中某些詞反映出當時動亂不堪和民族矛盾的現實。
貴族文人恰恰相反，他們竭力逃避現實，詞成為他們歌筵舞榭、茶餘酒後的消遣工具。
作為晚唐、五代詞人代表作的《花間集》，幾乎千篇一律都是抒寫绮靡生活中的豔事閑愁，在他們的詞裡很難看到時代的影子。
二 宋朝特殊的曆史條件導緻了宋詞空前的繁榮、發展與提高。
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安史之亂以來兩百年變亂相尋的局面，成為一統，随着出現一個宋朝統治階級自誇為“百年無事”的承平時期。
邵雍在一首《插花吟》裡這樣歌頌着：“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
”實際情形當然不如邵雍所粉飾的那樣。
這百年中絕不是真正太平無事，對遼、西夏的戰争一再挫敗，屈辱求和；國内屢次爆發具有相當規模的人民起義（雖然都未能持久），不論民族矛盾還是階級矛盾，都表現得很尖銳。
即使在繁華的京畿地區，也說不上“全盛”。
據《宋史·呂蒙正傳》記載，宋太宗趙光義在元宵節宴賞大臣時，極力吹噓“上天之贶，緻此繁盛”，但呂蒙正卻給他指出：“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
臣嘗見都城外不數裡，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
”于此可見，在“全盛”的旗幟底下，掩蓋着極其悲慘的生活現實。
雖然這樣說，我們還是承認北宋王朝保持着比較長期的國内穩定局勢，在農業生産不斷增長的基礎上，工商業相應地得到了發展，城市經濟日趨繁榮，城市人口日益集中。
作為市民主要文娛節目之一的音樂，其需要就日益擴大。
汴京是北宋統治階級發号施令的地方，集中了天下的财富，秦樓楚館，競賭新聲。
歌詞随着市民這種需要的擴大，也就更加興盛起來。
關于北宋前期的詞壇，我們首先要提到較早的上層文人的詞。
以晏殊、歐陽修為首的文人詞，主要是反映貴族士大夫閑适自得的生活及其流連光景、傷感時序的愁情。
如晏殊的《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閑離别易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
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歐陽修的《玉樓春》： 尊前拟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
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離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腸寸結。
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東風容易别。
他們這一派的詞幾乎沒有保留地承襲晚唐、五代的詞風，局限于抒寫離别、相思之情，風格仍舊柔靡無力。
他們主要不是步趨溫、韋，既不同于溫庭筠、歐陽炯、張泌一派無行文人的詞那樣輕浮、側豔，也不同于韋莊傷亂和李煜亡國的哀吟。
在五代詞人中，王國維《人間詞話》認為“開北宋一代風氣”的是馮延巳，他對晏、歐的影響最深。
這是不難理解的：陳世修《陽春集序》說馮延巳處于“金陵盛時，内外無事”，他寫詞隻是作為“娛賓遣興”之用；詞的風格又是那麼典雅雍容，這非常适合北宋官僚士大夫的胃口。
北宋前期達官貴人的詞，一般也都用來娛賓遣興，如晏殊在宴飲歌樂之餘的“呈藝”（葉夢得《避暑錄話》），歐陽修“聊陳薄技，用佐清歡”的新聲（歐詞《采桑子》題序），可見金尊檀闆和詞作，簡直是息息相關。
這就決定了作品的内容必然庸俗無聊、空虛無物。
這正和當時風靡一時的“西昆詩”一樣，必然為人所厭棄。
晏、歐詞在藝術上的成就，主要是善于寫即景抒情的小詞，善于用清麗而不濃豔的詞語，構成情景相副的畫面，表達得較為含蓄而有韻緻。
如果說他們在承襲五代詞風的同時還有自己的特征，那大概就在這比較細微的區别上了。
北宋詞至柳永而一變。
柳永發展了長調的體制，善于用民間俚俗的語言和鋪叙的手法，組織較為複雜的内容，用來反映中下層市民的生活面貌。
他的作品具有濃厚的市民氣息。
這是柳永詞不同于晏、歐一派局限于知
因此，前人探讨詞的起源往往溯源于古代的樂府。
從形式上看，南朝樂府裡某些長短句的歌辭，如蕭衍、蕭統、沈約寫的《江南弄》十四首，一律都是七言和三言相雜的定句、定字；隋朝楊廣、王胄寫的《紀遼東》四首，更接近詞的形式格律。
但是我們認為，詞之所以成為一種新興的文體，還是有它自己發生、發展的一條曆史線索，和樂府詩混同起來講，不能說明問題。
宋人王灼《碧雞漫志》說： 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
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
這裡所謂“曲子”就是指隋唐時期流行的西域音樂—燕樂（即宴樂），那是代表西北民族剛健風格的新音樂，和中國原有的清樂有所不同。
這兩種體系和性質不同的音樂配合着不同的歌辭形式。
曲子詞主要是用來配合燕樂的。
詞，是這種新興的曲子詞的簡稱。
曲子詞首先盛行于民間。
根據敦煌詞的有關資料，證明無名氏的《菩薩蠻》（“枕前發盡千般願”）是盛唐時期或者還早于盛唐時期的作品，而且是道地的民間詞。
這絕不是孤立的現象，如果不是當時的民間詞十分興旺，那麼，地處西北較為偏僻的敦煌地區會有盛唐詞的抄本保存下來，便成為不可思議的奇迹。
至于文人的詞作，相傳以李白《菩薩蠻》《憶秦娥》為最早。
黃《花庵詞選》稱為“百代詞曲之祖”，但是後世有些詞論家疑為僞作。
從詞發展的因果關系來看，絲毫找不出這兩首号稱李白所作的詞對盛唐、中唐文人有何影響。
中唐文人所熟悉的長短句詞調一般是比《菩薩蠻》《憶秦娥》更為簡短的小令，如《長相思》《調笑》《漁父》等，其語言風格都具有民間氣息。
十分明顯，這時候民間詞已經廣泛流行，引起了愛好民歌的文人的興趣。
白居易、劉禹錫他們“依《憶江南》曲拍為句”，便是有意識地模仿民間的曲子詞。
據《尊前集》所載，白居易詞二十六首、劉禹錫詞三十八首，還有韋應物、張志和、王建等文人的作品。
這個事實表明：從中唐開始，填詞的風氣已從民間傳播到文人社會裡來。
到晚唐、五代，文人詞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首先是緻力于詞的文人逐漸加多，西蜀和南唐形成兩個詞壇，詞風都很盛，不像中唐文人那樣隻是偶爾填詞了。
《花間集》所錄晚唐、五代詞人，不包括南唐在内，有十八家，詞四百九十七首。
其次是采用的詞調加多，不再局限于幾個簡短的小令（如馮延巳的《陽春集》采用了三十九個詞調）；長調也有出現，形式格律漸趨複雜。
一些著名詞人如溫庭筠、韋莊、李煜，都具有自己的獨特風格。
此外，必須指出的是，文人詞和民間詞的分道揚镳這時已很明顯。
民間詞不限于寫閨情，它體現了市民階層比較廣闊、複雜的社會生活，其中某些詞反映出當時動亂不堪和民族矛盾的現實。
貴族文人恰恰相反，他們竭力逃避現實，詞成為他們歌筵舞榭、茶餘酒後的消遣工具。
作為晚唐、五代詞人代表作的《花間集》，幾乎千篇一律都是抒寫绮靡生活中的豔事閑愁，在他們的詞裡很難看到時代的影子。
二 宋朝特殊的曆史條件導緻了宋詞空前的繁榮、發展與提高。
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安史之亂以來兩百年變亂相尋的局面，成為一統，随着出現一個宋朝統治階級自誇為“百年無事”的承平時期。
邵雍在一首《插花吟》裡這樣歌頌着：“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
”實際情形當然不如邵雍所粉飾的那樣。
這百年中絕不是真正太平無事，對遼、西夏的戰争一再挫敗，屈辱求和；國内屢次爆發具有相當規模的人民起義（雖然都未能持久），不論民族矛盾還是階級矛盾，都表現得很尖銳。
即使在繁華的京畿地區，也說不上“全盛”。
據《宋史·呂蒙正傳》記載，宋太宗趙光義在元宵節宴賞大臣時，極力吹噓“上天之贶，緻此繁盛”，但呂蒙正卻給他指出：“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
臣嘗見都城外不數裡，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
”于此可見，在“全盛”的旗幟底下，掩蓋着極其悲慘的生活現實。
雖然這樣說，我們還是承認北宋王朝保持着比較長期的國内穩定局勢，在農業生産不斷增長的基礎上，工商業相應地得到了發展，城市經濟日趨繁榮，城市人口日益集中。
作為市民主要文娛節目之一的音樂，其需要就日益擴大。
汴京是北宋統治階級發号施令的地方，集中了天下的财富，秦樓楚館，競賭新聲。
歌詞随着市民這種需要的擴大，也就更加興盛起來。
關于北宋前期的詞壇，我們首先要提到較早的上層文人的詞。
以晏殊、歐陽修為首的文人詞，主要是反映貴族士大夫閑适自得的生活及其流連光景、傷感時序的愁情。
如晏殊的《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閑離别易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
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歐陽修的《玉樓春》： 尊前拟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
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離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腸寸結。
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東風容易别。
他們這一派的詞幾乎沒有保留地承襲晚唐、五代的詞風，局限于抒寫離别、相思之情，風格仍舊柔靡無力。
他們主要不是步趨溫、韋，既不同于溫庭筠、歐陽炯、張泌一派無行文人的詞那樣輕浮、側豔，也不同于韋莊傷亂和李煜亡國的哀吟。
在五代詞人中，王國維《人間詞話》認為“開北宋一代風氣”的是馮延巳，他對晏、歐的影響最深。
這是不難理解的：陳世修《陽春集序》說馮延巳處于“金陵盛時，内外無事”，他寫詞隻是作為“娛賓遣興”之用；詞的風格又是那麼典雅雍容，這非常适合北宋官僚士大夫的胃口。
北宋前期達官貴人的詞，一般也都用來娛賓遣興，如晏殊在宴飲歌樂之餘的“呈藝”（葉夢得《避暑錄話》），歐陽修“聊陳薄技，用佐清歡”的新聲（歐詞《采桑子》題序），可見金尊檀闆和詞作，簡直是息息相關。
這就決定了作品的内容必然庸俗無聊、空虛無物。
這正和當時風靡一時的“西昆詩”一樣，必然為人所厭棄。
晏、歐詞在藝術上的成就，主要是善于寫即景抒情的小詞，善于用清麗而不濃豔的詞語，構成情景相副的畫面，表達得較為含蓄而有韻緻。
如果說他們在承襲五代詞風的同時還有自己的特征，那大概就在這比較細微的區别上了。
北宋詞至柳永而一變。
柳永發展了長調的體制，善于用民間俚俗的語言和鋪叙的手法，組織較為複雜的内容，用來反映中下層市民的生活面貌。
他的作品具有濃厚的市民氣息。
這是柳永詞不同于晏、歐一派局限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