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個兒的世界 ◎李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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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篇目中又插入了别的叙述人，譬如《鹽》和《叛變》兩篇，就是騎兵戰士巴爾馬紹夫的第一人稱叙述。
在複調小說中，除了變換叙述文體，變換叙述人也是加強作品“對話性”的需要，巴别爾這種意圖非常明顯。
這兩篇雖說出于同一人的叙述，但前一篇是書信體（寫給報社主編的一封信），後一篇完全是口述（一次肇事後面對調查人員的供詞），同一個角色的第一人稱叙述，因文體不同需要恰到好處地把握文白之分的特點，這也顯示了巴别爾駕馭語言的高超能力。
當然，這巴爾馬紹夫是個大老粗，寫信也不免通篇粗言穢語（如“上帝拉屎”之類），但看得出來，他捏起筆來就喜歡拽詞，很想寫得有些文采，譬如就有這樣抒情的段落——“響起了第三遍鈴聲，列車開動了。
美不勝收的夜景映滿了天幕。
天幕上綴滿了油燈一般大的星星。
戰士們思念起庫班的夜和庫班綠瑩瑩的星鬥。
漸漸地，思緒像鳥兒一樣飄飄忽忽地飛逝了。
而車輪則哐當哐當地響個不停……”這很契合初學文化的人的筆墨。
巴爾馬紹夫顯然是在部隊學的文化（在《叛變》那篇中他自述早先是種田人），《紅色騎兵報》上的說法也學得很溜，從這些語言的細處你都可以感受到那個“翻了個兒的世界”的變化。
當然另一方面，部隊文化也灌輸給他一整套意識形态教條，兩篇小說都生動地表現了那種動辄上綱上線的語言特點。
譬如，當說到要槍斃女私鹽販子時，他寫道：“于是我從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槍，從勞動者的土地上，從共和國的面容上洗去了這個恥辱。
” 處于疾風驟雨般的大動蕩年代，這種修辭方式帶來的極度誇張的莊嚴感很容易滿足人們膨脹的心理，如此自以為是表彰自己的“正義”對巴爾馬紹夫來說确也顯得順理成章。
顯然，巴别爾對這一人物的語言表達做了精心考慮，既有強詞奪理的癫狂，也不失草根社會的幽默風趣，同時又把屠戮和胡鬧加以崇高化，這些東西湊到一起就造成了一種語言雜耍似的喜劇風格。
巴别爾寫作《紅色騎兵軍》時才二十八、九歲，對各個階層的語言都能掌握得那麼好，這讓人大為驚訝。
不用說，這跟他“到人間去”的生活體驗息息相關。
愛倫堡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中專有一章寫到巴别爾，其中他帶愛倫堡去小酒館聊天的情形給人印象尤深。
巴别爾喜歡在各色人等中間混來混去（愛倫堡說，他有從事各種職業的朋友——工程師、馴馬師、騎兵、建築師、養蜂人、鋼琴師……），學習他們的語言，觀察各種場景各種細節，永遠保持對生活的興趣。
當然，小說語言并不僅僅是運用辭格的技巧，有時語言本身就是某種話語方式，這也是巴别爾特有的叙述風格。
在《夜》那一篇裡，寫了一個叫加林的部隊辦報秀才，如何追求列車洗衣婦的故事。
作為愛的表白，阿Q跟吳媽直說“我和你困覺”，而加林卻對着睡意蒙眬的伊琳娜扯東扯西，整一個晚上喋喋不休，從俄國皇室之亂說到黨中央“因勢利導”改造哥薩克軍隊，又扯到第一騎兵軍的“政治教育”。
伊琳娜睡着了，加林還在那兒說個沒完。
這番“荒唐的愛的表白”看上去沒有一個字扣題，卻恰恰道出了那份愛的失落。
場景、細節、對話，每一筆都那麼傳神，而那麼細微的描述卻有着十分宏大而複雜的背景。
一邊是充滿激情的革命話語（包括《紅色騎兵報》的政治宣傳），一邊是疲憊和困乏，是無盡的傷痛，是被戰争苦難壓垮的人們，這中間沒有愛情的位置。
巴别爾寫戰禍與苦難，寫暴戾與殘酷，一點沒有給人撕肝裂肺的感覺，通篇都是明快的叙述節奏、充滿俚俗之趣的對話與細節，這就把揪心的痛楚轉化為一種反諷，帶出了無盡的思緒。
難怪博爾赫斯是這樣評價《紅色騎兵軍》的，他說這是“一本獨一無二的書”，“具有音樂性的語言風格，與幾乎難以形容的殘酷的場面描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92]引自《伊薩克·巴别爾》，見《博爾赫斯全集》散文卷下，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在複調小說中，除了變換叙述文體，變換叙述人也是加強作品“對話性”的需要，巴别爾這種意圖非常明顯。
這兩篇雖說出于同一人的叙述，但前一篇是書信體（寫給報社主編的一封信），後一篇完全是口述（一次肇事後面對調查人員的供詞），同一個角色的第一人稱叙述，因文體不同需要恰到好處地把握文白之分的特點，這也顯示了巴别爾駕馭語言的高超能力。
當然，這巴爾馬紹夫是個大老粗，寫信也不免通篇粗言穢語（如“上帝拉屎”之類），但看得出來，他捏起筆來就喜歡拽詞，很想寫得有些文采，譬如就有這樣抒情的段落——“響起了第三遍鈴聲，列車開動了。
美不勝收的夜景映滿了天幕。
天幕上綴滿了油燈一般大的星星。
戰士們思念起庫班的夜和庫班綠瑩瑩的星鬥。
漸漸地，思緒像鳥兒一樣飄飄忽忽地飛逝了。
而車輪則哐當哐當地響個不停……”這很契合初學文化的人的筆墨。
巴爾馬紹夫顯然是在部隊學的文化（在《叛變》那篇中他自述早先是種田人），《紅色騎兵報》上的說法也學得很溜，從這些語言的細處你都可以感受到那個“翻了個兒的世界”的變化。
當然另一方面，部隊文化也灌輸給他一整套意識形态教條，兩篇小說都生動地表現了那種動辄上綱上線的語言特點。
譬如，當說到要槍斃女私鹽販子時，他寫道：“于是我從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槍，從勞動者的土地上，從共和國的面容上洗去了這個恥辱。
” 處于疾風驟雨般的大動蕩年代，這種修辭方式帶來的極度誇張的莊嚴感很容易滿足人們膨脹的心理，如此自以為是表彰自己的“正義”對巴爾馬紹夫來說确也顯得順理成章。
顯然，巴别爾對這一人物的語言表達做了精心考慮，既有強詞奪理的癫狂，也不失草根社會的幽默風趣，同時又把屠戮和胡鬧加以崇高化，這些東西湊到一起就造成了一種語言雜耍似的喜劇風格。
巴别爾寫作《紅色騎兵軍》時才二十八、九歲，對各個階層的語言都能掌握得那麼好，這讓人大為驚訝。
不用說，這跟他“到人間去”的生活體驗息息相關。
愛倫堡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中專有一章寫到巴别爾，其中他帶愛倫堡去小酒館聊天的情形給人印象尤深。
巴别爾喜歡在各色人等中間混來混去（愛倫堡說，他有從事各種職業的朋友——工程師、馴馬師、騎兵、建築師、養蜂人、鋼琴師……），學習他們的語言，觀察各種場景各種細節，永遠保持對生活的興趣。
當然，小說語言并不僅僅是運用辭格的技巧，有時語言本身就是某種話語方式，這也是巴别爾特有的叙述風格。
在《夜》那一篇裡，寫了一個叫加林的部隊辦報秀才，如何追求列車洗衣婦的故事。
作為愛的表白，阿Q跟吳媽直說“我和你困覺”，而加林卻對着睡意蒙眬的伊琳娜扯東扯西，整一個晚上喋喋不休，從俄國皇室之亂說到黨中央“因勢利導”改造哥薩克軍隊，又扯到第一騎兵軍的“政治教育”。
伊琳娜睡着了，加林還在那兒說個沒完。
這番“荒唐的愛的表白”看上去沒有一個字扣題，卻恰恰道出了那份愛的失落。
場景、細節、對話，每一筆都那麼傳神，而那麼細微的描述卻有着十分宏大而複雜的背景。
一邊是充滿激情的革命話語（包括《紅色騎兵報》的政治宣傳），一邊是疲憊和困乏，是無盡的傷痛，是被戰争苦難壓垮的人們，這中間沒有愛情的位置。
巴别爾寫戰禍與苦難，寫暴戾與殘酷，一點沒有給人撕肝裂肺的感覺，通篇都是明快的叙述節奏、充滿俚俗之趣的對話與細節，這就把揪心的痛楚轉化為一種反諷，帶出了無盡的思緒。
難怪博爾赫斯是這樣評價《紅色騎兵軍》的，他說這是“一本獨一無二的書”，“具有音樂性的語言風格，與幾乎難以形容的殘酷的場面描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92]引自《伊薩克·巴别爾》，見《博爾赫斯全集》散文卷下，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