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爾之死 ◎藍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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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對着話筒表白愛情了。
”誰都明白巴别爾所說的“表白愛情”是指對斯大林表達熱愛，斯大林當然也明白。
此後巴别爾便受到監視，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密探記錄下來，存放在克格勃的檔案室裡。
如今這些告密材料變成了研究巴别爾的重要資料。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告密材料：“巴别爾說：‘人人适應逮捕，如同适應氣候一樣。
黨内人士和知識分子順從地坐牢，順從得令人發指。
這是國家制度的特征。
需要有幾個頂天立地的人領導國家。
可這種人又到哪兒去找呢，已經一個不剩了。
’對托洛茨基反黨聯盟的審判，巴别爾說：‘荒謬絕倫的審判。
故意挑選下流罪犯、保镖、奸細充當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證人。
……布哈林等人堅信他們所代表的思潮的滅亡促使他們死亡。
托洛茨基告誡過我們：斯大林的勝利意味着革命的滅亡……蘇維埃政權僅靠意識形态支撐。
如果沒有意識形态，十年前一切就都完蛋了。
意識形态判決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
”這些洞若觀火的言論足以把巴别爾送進盧比揚卡監獄，但他卻還無恙。
一九三六年八月審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時，一批紅軍将領随之消失。
其中的亞基爾、奧霍特尼科夫和施密特，都是巴别爾的好友。
一九三五年巴别爾還同妻子參觀過他們舉行的秋季軍事演習。
巴别爾受株連已無可避免，但他再次化險為夷。
說起來似乎不可思議，原來全國頭号劊子手、内務人民委員葉若夫救了他。
葉若夫的妻子很早就認識巴别爾，她主持《蘇聯建設》時曾約請巴别爾撰稿，巴别爾在《騎兵軍》受攻擊後正愁無處發表作品，便同她恢複聯系，經常到被人稱為“虎穴”的葉若夫家中去，自然也認識了葉若夫。
葉若夫對巴别爾并無好感，但礙于妻子情面兩次救了他。
斯大林為轉移人民因大清洗而産生的對最高政權的痛恨，把葉若夫當成他的替罪羊，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下令逮捕葉若夫。
巴别爾受葉若夫牽連随之被捕。
斯大林并未忘記巴别爾，親自審閱他的案件，并吩咐手下人從他嘴裡逼出治罪他人的口供。
第一次審訊持續了三天三夜。
巴别爾先不承認自己是間諜、托洛茨基分子和恐怖分子。
但在嚴刑拷打之下後來都承認了，并作了如下招供：托洛茨基分子沃隆斯基在文化界組織了一個托派集團，參加這個集團的有愛倫堡、卡達耶夫、伊萬諾夫、謝芙琳娜、利金、列昂諾夫、費定、阿·托爾斯泰等作家，還有愛森斯坦、亞曆山德羅夫、米霍艾爾斯、烏喬索夫等導演和演員。
沃隆斯基被流放到利佩茨克後，他同女作家謝芙琳娜還到他那裡領取過指示。
他是法國和奧地利的雙料間諜。
一九三三年在法國通過愛倫堡結識了法國作家馬爾羅，後者招募了他。
他向馬爾羅提供有關蘇聯民航、俄國工農紅軍的裝備和結構、國家經濟和知識分子情緒等情報。
愛倫堡嗅出他們是一丘之貉，便同他進行反蘇交談，兩人一緻認為必須組織起來才能采用恐怖手段反對現行制度。
如此荒謬不堪的招供，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但克格勃的審訊員要的就是這樣的口供。
巴别爾所招供出的參加托派集團的作家和演員都是文化界的名流，他們之間不少人非但互不往來，而且并不認識，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都曾得罪過斯大林。
斯大林便為每位文化名人準備好一份“罪證”，采用的手段是逼迫受審訊的人招供他人的罪行。
如從巴别爾嘴裡逼供出作家皮裡尼亞克的“罪證”，再逼皮裡尼亞克招供巴别爾的“罪證”，這樣連環逼供，每個人便有幾個人，甚至十幾個人招供的“罪證”。
不僅文化名人，連斯大林的親密戰友、政治局委員們，如莫洛托夫、日丹諾夫、卡岡諾維奇、安德烈耶夫等人背後也都有别人招供的“罪證”。
這些“罪證”儲存在斯大林的保險櫃裡。
一旦想除掉誰，便抛出他的“罪證”。
但斯大林并不輕易抛出“罪證”，有的幾年之後才抛出，有的一直未抛出。
巴别爾所招供的文化界同夥，除米霍艾爾斯外，一個也沒被觸動。
而米霍艾爾斯是戰後陷入所謂“猶太複國主義事件”才被除掉的。
“無産階級伯爵”阿·托爾斯泰不但未觸動，後來還受到斯大林的寵幸。
最讓人不可理解的是斯大林一直沒動愛倫堡，而幾乎在所有被審訊過的文化人士的供詞裡都有他的名字，不少人還把他說成是他們的首領。
五十年代末期在莫斯科工業學院舉辦的一次文學晚會上愛倫堡受到圍攻：“斯大林為什麼放過你？”愛倫堡回答：“不知道！”他确實不知道。
按照通常的邏輯，他早該人頭落地了，可斯大林一直沒逮捕他。
斯大林的邏輯是凡人無法理解的。
巴别爾自知生還無望，垂死掙紮，想了卻兩樁心事：搶救自己的手稿；否認對同行的誣告
”誰都明白巴别爾所說的“表白愛情”是指對斯大林表達熱愛，斯大林當然也明白。
此後巴别爾便受到監視，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密探記錄下來，存放在克格勃的檔案室裡。
如今這些告密材料變成了研究巴别爾的重要資料。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告密材料：“巴别爾說：‘人人适應逮捕，如同适應氣候一樣。
黨内人士和知識分子順從地坐牢，順從得令人發指。
這是國家制度的特征。
需要有幾個頂天立地的人領導國家。
可這種人又到哪兒去找呢，已經一個不剩了。
’對托洛茨基反黨聯盟的審判，巴别爾說：‘荒謬絕倫的審判。
故意挑選下流罪犯、保镖、奸細充當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證人。
……布哈林等人堅信他們所代表的思潮的滅亡促使他們死亡。
托洛茨基告誡過我們：斯大林的勝利意味着革命的滅亡……蘇維埃政權僅靠意識形态支撐。
如果沒有意識形态，十年前一切就都完蛋了。
意識形态判決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
”這些洞若觀火的言論足以把巴别爾送進盧比揚卡監獄，但他卻還無恙。
一九三六年八月審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時，一批紅軍将領随之消失。
其中的亞基爾、奧霍特尼科夫和施密特，都是巴别爾的好友。
一九三五年巴别爾還同妻子參觀過他們舉行的秋季軍事演習。
巴别爾受株連已無可避免，但他再次化險為夷。
說起來似乎不可思議，原來全國頭号劊子手、内務人民委員葉若夫救了他。
葉若夫的妻子很早就認識巴别爾，她主持《蘇聯建設》時曾約請巴别爾撰稿，巴别爾在《騎兵軍》受攻擊後正愁無處發表作品，便同她恢複聯系，經常到被人稱為“虎穴”的葉若夫家中去，自然也認識了葉若夫。
葉若夫對巴别爾并無好感，但礙于妻子情面兩次救了他。
斯大林為轉移人民因大清洗而産生的對最高政權的痛恨，把葉若夫當成他的替罪羊，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下令逮捕葉若夫。
巴别爾受葉若夫牽連随之被捕。
斯大林并未忘記巴别爾，親自審閱他的案件，并吩咐手下人從他嘴裡逼出治罪他人的口供。
第一次審訊持續了三天三夜。
巴别爾先不承認自己是間諜、托洛茨基分子和恐怖分子。
但在嚴刑拷打之下後來都承認了，并作了如下招供：托洛茨基分子沃隆斯基在文化界組織了一個托派集團，參加這個集團的有愛倫堡、卡達耶夫、伊萬諾夫、謝芙琳娜、利金、列昂諾夫、費定、阿·托爾斯泰等作家，還有愛森斯坦、亞曆山德羅夫、米霍艾爾斯、烏喬索夫等導演和演員。
沃隆斯基被流放到利佩茨克後，他同女作家謝芙琳娜還到他那裡領取過指示。
他是法國和奧地利的雙料間諜。
一九三三年在法國通過愛倫堡結識了法國作家馬爾羅，後者招募了他。
他向馬爾羅提供有關蘇聯民航、俄國工農紅軍的裝備和結構、國家經濟和知識分子情緒等情報。
愛倫堡嗅出他們是一丘之貉，便同他進行反蘇交談，兩人一緻認為必須組織起來才能采用恐怖手段反對現行制度。
如此荒謬不堪的招供，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但克格勃的審訊員要的就是這樣的口供。
巴别爾所招供出的參加托派集團的作家和演員都是文化界的名流，他們之間不少人非但互不往來，而且并不認識，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都曾得罪過斯大林。
斯大林便為每位文化名人準備好一份“罪證”，采用的手段是逼迫受審訊的人招供他人的罪行。
如從巴别爾嘴裡逼供出作家皮裡尼亞克的“罪證”，再逼皮裡尼亞克招供巴别爾的“罪證”，這樣連環逼供，每個人便有幾個人，甚至十幾個人招供的“罪證”。
不僅文化名人，連斯大林的親密戰友、政治局委員們，如莫洛托夫、日丹諾夫、卡岡諾維奇、安德烈耶夫等人背後也都有别人招供的“罪證”。
這些“罪證”儲存在斯大林的保險櫃裡。
一旦想除掉誰，便抛出他的“罪證”。
但斯大林并不輕易抛出“罪證”，有的幾年之後才抛出，有的一直未抛出。
巴别爾所招供的文化界同夥，除米霍艾爾斯外，一個也沒被觸動。
而米霍艾爾斯是戰後陷入所謂“猶太複國主義事件”才被除掉的。
“無産階級伯爵”阿·托爾斯泰不但未觸動，後來還受到斯大林的寵幸。
最讓人不可理解的是斯大林一直沒動愛倫堡，而幾乎在所有被審訊過的文化人士的供詞裡都有他的名字，不少人還把他說成是他們的首領。
五十年代末期在莫斯科工業學院舉辦的一次文學晚會上愛倫堡受到圍攻：“斯大林為什麼放過你？”愛倫堡回答：“不知道！”他确實不知道。
按照通常的邏輯，他早該人頭落地了，可斯大林一直沒逮捕他。
斯大林的邏輯是凡人無法理解的。
巴别爾自知生還無望，垂死掙紮，想了卻兩樁心事：搶救自己的手稿；否認對同行的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