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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軍部将我旅調往布加基奇鎮休整。
該鎮在戰争爆發時被波蘭人占領，很快又被我們奪回。
天剛拂曉，騎兵旅便向小鎮進發；我是在白晝抵達的。
好房子都叫人捷足先登了，我給安排到一名小學教師家。
在一間低矮的屋裡，擺着許多盆結有果實的檸檬樹，一個癱瘓的老人坐在樹間的安樂椅上。
他戴頂插一根翎毛的蒂羅爾帽，一部灰白的絡腮胡垂至落滿灰塵的胸部。
他眨巴着眼睛，嘟嘟嚷嚷地央求着什麼。
我梳洗了一下，便到旅部去了，夜裡才回來。
通信員米什卡·蘇羅夫采夫，一個奧倫堡的狡黠的哥薩克，向我報告說，房東家除了那個癱瘓的老人外，還有他的女兒伊麗莎白·阿列克謝耶芙娜·托米林娜和她的兒子，這孩子和蘇羅夫采夫同名，也叫米什卡；房東女兒原是一名軍官的妻子，軍官在對德戰争中陣亡後，她一直寡居，為人正派，不過蘇羅夫采夫打探到，如果遇見好人，她也願意把身子給他的。
“咱們來安排一下，”蘇羅夫采夫說罷，便到廚房去了，把碗盞弄得乒乓直響；教師的女兒在一旁幫他。
蘇羅夫采夫一邊做飯，一邊給她講我如何勇敢，如何在一次戰鬥中把兩名波蘭軍官打落下馬，蘇維埃政權如何敬重我。
托米林娜穩重、輕聲地回答他的話。
“你在哪兒睡？”跟她分手時，蘇羅夫采夫問她，“你呀，挨我們近些挺屍，我們可是生龍活虎的漢子。
” 他把盛着煎蛋的大煎鍋端進屋來，放到桌上。
“她答應了，”他坐下身來說，“就是沒講出口……” 就在這一瞬間，傳來了壓低的悄語聲。
衣衫的窸窣聲，緊接着屋裡響起了步履沉重而又小心翼翼的奔走聲。
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把這鍋戰地夥食吃下肚去，就見到好幾個拄着手杖的老頭兒和包着頭巾的老婆子走了進來。
小米什卡的床移到了餐廳檸檬樹間他外公的安樂椅旁。
這些個垂垂老矣的客人是特地來保護伊麗莎白·阿曆克謝耶芙娜的貞操的，他們像一群遇到了壞天氣的綿羊，擠成一團，堵住房門，整整一夜都不聲不響地打撲克，悄沒聲兒地報出未做成定的分數，一聽到什麼輕微細碎的聲響，便立刻屏息靜氣地停下牌來。
我就躺在這扇房門外邊，感到好不尴尬，好不難堪，怎麼也睡不着，好不容易才挨到天亮。
“有一言相告，”我在走廊裡碰見托米林娜，趕忙對她說，“我有一言必須相告，我畢業于法律系，屬于所謂知書達禮的人……” 她呆住了，木立在那裡，垂下雙手，披在她身上的老式女鬥篷像是澆鑄在她苗條的身軀上。
她睜大了一雙因噙有淚花而亮閃閃的碧眼，直愣愣地望着我。
才過了兩天我們就成了朋友。
教師這一家子人心地善良、老實巴交，生活在無邊的恐懼和茫然之中。
波蘭的官吏向他們灌輸說，俄羅斯像當年的羅馬那樣在硝煙和野蠻之中完蛋了。
我便給他們講列甯、未來如烈焰一般在其間燃燒的莫斯科，以及藝術劇院。
每天晚上，幾個二十二歲的布爾什維克将軍，全都蓄着像亂草一般的紅褐色絡腮胡，上我們這兒來小坐。
我們抽着莫斯科的煙卷，吃着伊麗莎白·阿列克謝耶芙娜用軍用品為我們做的晚餐，唱着大學生歌曲。
那位坐在安樂椅裡的癱瘓老人，探過身子來，貪婪地聽我們唱歌，頭上那頂蒂羅爾帽和着我們歌曲的節拍晃動。
這幾天來，這位老人陶醉于激昂、突如其來、模模糊糊的憧憬之中，惟恐有什麼陰影會遮蔽他的幸福，便竭力不去注意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喜好誇耀自身的殘忍，以及我們當時喜好用豪言壯語的簡單化辦法處理一切世界問題。
在一次家庭會議上決定：一旦戰勝波蘭
該鎮在戰争爆發時被波蘭人占領，很快又被我們奪回。
天剛拂曉，騎兵旅便向小鎮進發；我是在白晝抵達的。
好房子都叫人捷足先登了，我給安排到一名小學教師家。
在一間低矮的屋裡，擺着許多盆結有果實的檸檬樹，一個癱瘓的老人坐在樹間的安樂椅上。
他戴頂插一根翎毛的蒂羅爾帽，一部灰白的絡腮胡垂至落滿灰塵的胸部。
他眨巴着眼睛，嘟嘟嚷嚷地央求着什麼。
我梳洗了一下，便到旅部去了，夜裡才回來。
通信員米什卡·蘇羅夫采夫，一個奧倫堡的狡黠的哥薩克，向我報告說，房東家除了那個癱瘓的老人外，還有他的女兒伊麗莎白·阿列克謝耶芙娜·托米林娜和她的兒子，這孩子和蘇羅夫采夫同名，也叫米什卡；房東女兒原是一名軍官的妻子，軍官在對德戰争中陣亡後，她一直寡居，為人正派，不過蘇羅夫采夫打探到，如果遇見好人，她也願意把身子給他的。
“咱們來安排一下，”蘇羅夫采夫說罷，便到廚房去了，把碗盞弄得乒乓直響；教師的女兒在一旁幫他。
蘇羅夫采夫一邊做飯，一邊給她講我如何勇敢，如何在一次戰鬥中把兩名波蘭軍官打落下馬，蘇維埃政權如何敬重我。
托米林娜穩重、輕聲地回答他的話。
“你在哪兒睡？”跟她分手時，蘇羅夫采夫問她，“你呀，挨我們近些挺屍，我們可是生龍活虎的漢子。
” 他把盛着煎蛋的大煎鍋端進屋來，放到桌上。
“她答應了，”他坐下身來說，“就是沒講出口……” 就在這一瞬間，傳來了壓低的悄語聲。
衣衫的窸窣聲，緊接着屋裡響起了步履沉重而又小心翼翼的奔走聲。
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把這鍋戰地夥食吃下肚去，就見到好幾個拄着手杖的老頭兒和包着頭巾的老婆子走了進來。
小米什卡的床移到了餐廳檸檬樹間他外公的安樂椅旁。
這些個垂垂老矣的客人是特地來保護伊麗莎白·阿曆克謝耶芙娜的貞操的，他們像一群遇到了壞天氣的綿羊，擠成一團，堵住房門，整整一夜都不聲不響地打撲克，悄沒聲兒地報出未做成定的分數，一聽到什麼輕微細碎的聲響，便立刻屏息靜氣地停下牌來。
我就躺在這扇房門外邊，感到好不尴尬，好不難堪，怎麼也睡不着，好不容易才挨到天亮。
“有一言相告，”我在走廊裡碰見托米林娜，趕忙對她說，“我有一言必須相告，我畢業于法律系，屬于所謂知書達禮的人……” 她呆住了，木立在那裡，垂下雙手，披在她身上的老式女鬥篷像是澆鑄在她苗條的身軀上。
她睜大了一雙因噙有淚花而亮閃閃的碧眼，直愣愣地望着我。
才過了兩天我們就成了朋友。
教師這一家子人心地善良、老實巴交，生活在無邊的恐懼和茫然之中。
波蘭的官吏向他們灌輸說，俄羅斯像當年的羅馬那樣在硝煙和野蠻之中完蛋了。
我便給他們講列甯、未來如烈焰一般在其間燃燒的莫斯科，以及藝術劇院。
每天晚上，幾個二十二歲的布爾什維克将軍，全都蓄着像亂草一般的紅褐色絡腮胡，上我們這兒來小坐。
我們抽着莫斯科的煙卷，吃着伊麗莎白·阿列克謝耶芙娜用軍用品為我們做的晚餐，唱着大學生歌曲。
那位坐在安樂椅裡的癱瘓老人，探過身子來，貪婪地聽我們唱歌，頭上那頂蒂羅爾帽和着我們歌曲的節拍晃動。
這幾天來，這位老人陶醉于激昂、突如其來、模模糊糊的憧憬之中，惟恐有什麼陰影會遮蔽他的幸福，便竭力不去注意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喜好誇耀自身的殘忍，以及我們當時喜好用豪言壯語的簡單化辦法處理一切世界問題。
在一次家庭會議上決定：一旦戰勝波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