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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事變時，割斷了天與人的宗教聯系，從社會關系中去探索人事、政事、國事的興衰成敗。
同時，把對自然現象的科學探讨和陰陽五行學說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别，承認自然現象的真實性，否定陰陽五行學說中的虛妄。
這些認識，在今天看來，算不了什麼。
但在當時，卻是站在思想理論界的峰巅。
當然，也不必諱言，司馬遷對天人關系的理解，沒有徹底從宗教神學的陰影中擺脫出來。
在《史記》中，有時看到司馬遷從宗教神學圈子中走了出來，有時，他又返回老圈子中徘徊。
這種對宗教神學的懷疑與信從、否定與肯定的并存，反映了司馬遷思想深處的時代烙印。
“通古今之變”，就是研究古今曆史的變化。
曆史是凝滞不變的，還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曆史觀。
司馬遷承認曆史的可變性，所以，他用人物和史事記述了三千年曆史的發展态勢，并揭示了曆史變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
其内容略古詳今，粗線條的勾勒夏、商、周，而對戰國、秦、漢曆史則條分縷析。
他通過“原始察終”，來“見盛觀衰”，“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做到以古為鏡。
司馬遷對曆史的這種洞察力，對曆史的把握和運用，已經向科學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雖然司馬遷在“通古今之變”時，沒有摒棄機械循環論的影響，但與當時的思想理論界權威董仲舒提出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念相對比，還是高明得多。
“成一家之言”，就是建立獨成一家的思想體系。
從這裡，我們看到了司馬遷的宏偉志願和博大胸懷，也看到了他敢于從事開創性勞動的個性。
在司馬遷之前，史學還談不到成“家”成“派”，早期史官所修史書，尚難目為“一家之言”，史學被包容在《六經》之中。
是司馬遷在史學領域開辟了一個新天地，他采摘《六經》異傳，整齊百家之語，融會各家學說，綜合古今學術，辨别源流得失，首次運用紀傳體裁，以人物為中心勒成第一部中國通史，多側面地展示曆史的變遷，談古論今，“繼《春秋》，述往事，思來者”，從而使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完整的學術門類，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豎立起第一座劃時代的豐碑。
從此以後，史學進入了自身發展的新階段。
《史記》殺青之後，司馬遷親手抄寫正本、副本兩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太史公自序》語）《索隐》把“名山”解釋為“書府”，又引《穆天子傳》和郭璞之說，進一步說明“名山”就是古代帝王藏策之府，用今天的話來說，當即國家圖書檔案館。
把《史記》獻給中央朝廷，可能性不大，《高祖本紀》有對劉邦的譏諷文字，《今上本紀》對武帝尤多微詞，獻書朝廷，弄不好便會招緻不測之禍。
何況“名山”如果指朝廷收藏典籍之處，那麼，豈不正本在京師，副本也在京師？從行文來看，“名山”與“京師”應當不是一地。
《史記》的副本也沒有在官方，而是存于司馬遷之婿楊敞家。
楊敞在昭帝時官至丞相，他曾讓《史記》部分篇章傳布于外。
敞子恽“始讀外祖《太史公記》”，并把全書宣布于世。
但是，西漢末年，《史記》仍不易得到。
《漢書·宣元六王傳》記載：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将軍王鳳。
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
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
……《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谲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
不可予。
’”時值成帝之初。
當時連諸侯王都不能得到《史記》，一般文化人就可想而知了。
東漢初期，《史記》的流傳仍局限在上層，人們得到的是一些單篇抄本。
皇帝把個别篇章賜給臣下，都是有針對性的，被朝廷上下視為一種特殊的恩寵。
東漢末年和魏晉時期，《史記》才在文化界較為廣泛地流傳，進入了一般士大夫之家。
據司馬遷所說，《史記》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但是東漢初年，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已指出《史記》有殘缺。
《後漢書·班彪傳》載彪之言雲：“太史令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漢書·司馬遷傳》載固之言，也說《史記》“十篇缺，有錄無書”。
《漢書·藝文志》于《太史公百三十篇》下載班固自注雲：“十篇有錄無書。
”班彪、班固父子治學嚴謹，又去司馬遷僅百年左右，他們所言不會有誤。
遺憾的是，他們沒有說出十篇篇名。
後來，三國時魏人張晏開列了所亡十篇篇目，《集解》引張晏雲：“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将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
”研究《史記》亡篇的學者，有的支持張晏的說法，也
同時，把對自然現象的科學探讨和陰陽五行學說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别，承認自然現象的真實性，否定陰陽五行學說中的虛妄。
這些認識，在今天看來，算不了什麼。
但在當時，卻是站在思想理論界的峰巅。
當然，也不必諱言，司馬遷對天人關系的理解，沒有徹底從宗教神學的陰影中擺脫出來。
在《史記》中，有時看到司馬遷從宗教神學圈子中走了出來，有時，他又返回老圈子中徘徊。
這種對宗教神學的懷疑與信從、否定與肯定的并存，反映了司馬遷思想深處的時代烙印。
“通古今之變”，就是研究古今曆史的變化。
曆史是凝滞不變的，還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曆史觀。
司馬遷承認曆史的可變性，所以，他用人物和史事記述了三千年曆史的發展态勢，并揭示了曆史變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
其内容略古詳今，粗線條的勾勒夏、商、周，而對戰國、秦、漢曆史則條分縷析。
他通過“原始察終”，來“見盛觀衰”，“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做到以古為鏡。
司馬遷對曆史的這種洞察力，對曆史的把握和運用，已經向科學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雖然司馬遷在“通古今之變”時，沒有摒棄機械循環論的影響，但與當時的思想理論界權威董仲舒提出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念相對比，還是高明得多。
“成一家之言”，就是建立獨成一家的思想體系。
從這裡，我們看到了司馬遷的宏偉志願和博大胸懷，也看到了他敢于從事開創性勞動的個性。
在司馬遷之前，史學還談不到成“家”成“派”，早期史官所修史書，尚難目為“一家之言”，史學被包容在《六經》之中。
是司馬遷在史學領域開辟了一個新天地，他采摘《六經》異傳，整齊百家之語，融會各家學說，綜合古今學術，辨别源流得失，首次運用紀傳體裁，以人物為中心勒成第一部中國通史，多側面地展示曆史的變遷，談古論今，“繼《春秋》，述往事，思來者”，從而使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完整的學術門類，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豎立起第一座劃時代的豐碑。
從此以後，史學進入了自身發展的新階段。
《史記》殺青之後，司馬遷親手抄寫正本、副本兩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太史公自序》語）《索隐》把“名山”解釋為“書府”，又引《穆天子傳》和郭璞之說，進一步說明“名山”就是古代帝王藏策之府，用今天的話來說，當即國家圖書檔案館。
把《史記》獻給中央朝廷，可能性不大，《高祖本紀》有對劉邦的譏諷文字，《今上本紀》對武帝尤多微詞，獻書朝廷，弄不好便會招緻不測之禍。
何況“名山”如果指朝廷收藏典籍之處，那麼，豈不正本在京師，副本也在京師？從行文來看，“名山”與“京師”應當不是一地。
《史記》的副本也沒有在官方，而是存于司馬遷之婿楊敞家。
楊敞在昭帝時官至丞相，他曾讓《史記》部分篇章傳布于外。
敞子恽“始讀外祖《太史公記》”，并把全書宣布于世。
但是，西漢末年，《史記》仍不易得到。
《漢書·宣元六王傳》記載：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将軍王鳳。
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
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
……《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谲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
不可予。
’”時值成帝之初。
當時連諸侯王都不能得到《史記》，一般文化人就可想而知了。
東漢初期，《史記》的流傳仍局限在上層，人們得到的是一些單篇抄本。
皇帝把個别篇章賜給臣下，都是有針對性的，被朝廷上下視為一種特殊的恩寵。
東漢末年和魏晉時期，《史記》才在文化界較為廣泛地流傳，進入了一般士大夫之家。
據司馬遷所說，《史記》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但是東漢初年，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已指出《史記》有殘缺。
《後漢書·班彪傳》載彪之言雲：“太史令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漢書·司馬遷傳》載固之言，也說《史記》“十篇缺，有錄無書”。
《漢書·藝文志》于《太史公百三十篇》下載班固自注雲：“十篇有錄無書。
”班彪、班固父子治學嚴謹，又去司馬遷僅百年左右，他們所言不會有誤。
遺憾的是，他們沒有說出十篇篇名。
後來，三國時魏人張晏開列了所亡十篇篇目，《集解》引張晏雲：“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将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
”研究《史記》亡篇的學者，有的支持張晏的說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