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業生産的恢複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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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得到恢複了。
東南地區蘇、松、嘉、湖四府是盛産糧食的谷倉，但是租稅特别重，自耕農負擔不了。
洪武七年五月下令減租，如畝稅七鬥五升者除其半，以蘇民力。
十三年三月又減了一次，舊額畝科七鬥五升至四鬥四升者減十之二，四鬥三升至三鬥六升者俱止征三鬥五升，以下仍舊。
[38]凡各地鬧水災旱災歉收的，蠲免租稅。
豐年無災荒，也擇地瘠民貧的地方特别優免。
災重的除免交二稅之外，還由官府貸米，或赈米、布和鈔。
各地設預備倉，由地方耆老經管，存貯糧食以備救災。
設惠民藥局，凡軍民之貧病者，給以醫藥。
設養濟院，貧民不能生活的許入院贍養。
月給米三鬥，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
災傷州縣，如地方官不報告的，特許耆民申訴，處地方官以死刑。
二十六年又令戶部，授權給地方官，在饑荒年份，得先發庫存米糧赈濟，事後呈報，立為永制。
三十多年來，賞賜民間布、鈔數百萬，米百多萬石，蠲免租稅數量也很大。
[39]但是這些措施都有其局限性，因為政權是屬于地主階級的，蠲免、減少租額，受益最多的是地主，貧雇農是沒有份的。
預備倉、惠民藥局、養濟院等公益機構也掌握在地主的手裡，他們用以假公濟私，貪污剝削，名義上是為了貧苦人民，實質上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元朝蒙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統治，帶來了落後的奴隸制度，驅、奴的數量很大，大量的勞動力被掌握在私人手裡，這對農業生産是非常不利的。
在元末長期戰争中，也有不少丁壯被迫為奴隸。
紅軍起義以後，打擊的矛頭針對着蒙、漢地主，這一批地主被消滅了，所役使的大量奴隸也得到了解放；有些奴隸參加了革命鬥争，從而改變了階級成分。
當時詩人貝瓊有幾句詩說明了這種情況： 海岱初雲擾，荊蠻遂土崩。
王公甘久辱，奴仆盡同升。
[40] 王公久辱，奴仆同升，正是階級鬥争所取得的勝利成果。
面對這種社會變革的新形勢，朱元璋的立場是矛盾的。
為了掌握更多的勞動力，有利于農業生産的發展，他下令解放奴隸，洪武五年五月下诏：“曩者兵亂，人民流散，因而為人奴隸者即日放還，複為民。
”[41]這個命令是指着全國說的，因之而得到“為民”權利的人數是很多的。
這件事在整個曆史發展說，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此後，他也曾下令由朝廷代為贖還因饑荒典賣的男女，如洪武十九年八月，河南布政使司報告，收贖開封等府民間典賣男女凡二百七十四口，計鈔一千九百六十餘錠。
[42]便是一例。
同時，他還立下法令，不許庶民蓄奴，《明律》規定：“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為良。
”[43]“福建兩廣等處，有豪戶閹割人驅使者，以閹割抵罪，沒官為奴。
”[44]庶民不許蓄奴，奴隸的數量當然大大減少了。
但是，他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人，貴族、官僚、鄉紳的蓄奴權利，則是被法律承認、保護的。
他解放了一大批奴隸，并且不許庶民蓄養奴隸，是為了争取更多的農業生産勞動力，同時又肯定了地主階級蓄養奴隸的合法地位，則是為了保護自己本階級的利益。
對僧道的政策也是從農業生産出發的，盡管他自己當過和尚，做了皇帝以後，卻用法令限制僧道數量的發展。
洪武六年十二月，他認為釋老教行，僧道日多，蠹财耗民，莫此為甚。
下令全國府、州、縣止存大觀、寺一，僧道并處之。
非有戒行通經典者不得請給度碟。
又禁女子年四十以下為尼者。
[45]十七年全國僧道數二萬九百五十四人，他以為太多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逃避差役的，規定三年一次出給度碟，嚴加考試。
[46]二十年八月做了更嚴格的規定：“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發為僧。
年二十以下者來請度碟，俱令于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為僧。
”二十七年正月，又命禮部榜示全國：“僧道有妻妾者，諸人許捶逐，相容隐者罪之。
願還俗者聽。
亦不許收民兒童為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
年二十以上願為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
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碟，不通者杖為民。
”二十八年十月，以全國僧道數多，皆不務本教，令赴京考試，不通經典的一律開除。
年六十以上的免試。
[47]規定一步步加嚴，僧道的數目比元朝大大地減少了，用于僧道的朝廷和民間的費用，也大大地減少了，農業生産勞動力相應地增加了。
并且，僧道從此不許有妻有妾，和世俗人民有了顯著的區别了。
幾十年比較安定的生活，休養生息，積極鼓勵生産，解放勞動力的結果，社會生産力
東南地區蘇、松、嘉、湖四府是盛産糧食的谷倉，但是租稅特别重，自耕農負擔不了。
洪武七年五月下令減租，如畝稅七鬥五升者除其半，以蘇民力。
十三年三月又減了一次，舊額畝科七鬥五升至四鬥四升者減十之二，四鬥三升至三鬥六升者俱止征三鬥五升，以下仍舊。
[38]凡各地鬧水災旱災歉收的，蠲免租稅。
豐年無災荒，也擇地瘠民貧的地方特别優免。
災重的除免交二稅之外，還由官府貸米，或赈米、布和鈔。
各地設預備倉，由地方耆老經管，存貯糧食以備救災。
設惠民藥局，凡軍民之貧病者，給以醫藥。
設養濟院，貧民不能生活的許入院贍養。
月給米三鬥，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
災傷州縣，如地方官不報告的，特許耆民申訴，處地方官以死刑。
二十六年又令戶部，授權給地方官，在饑荒年份，得先發庫存米糧赈濟，事後呈報，立為永制。
三十多年來，賞賜民間布、鈔數百萬，米百多萬石，蠲免租稅數量也很大。
[39]但是這些措施都有其局限性，因為政權是屬于地主階級的，蠲免、減少租額，受益最多的是地主，貧雇農是沒有份的。
預備倉、惠民藥局、養濟院等公益機構也掌握在地主的手裡，他們用以假公濟私，貪污剝削，名義上是為了貧苦人民，實質上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元朝蒙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統治，帶來了落後的奴隸制度，驅、奴的數量很大，大量的勞動力被掌握在私人手裡，這對農業生産是非常不利的。
在元末長期戰争中，也有不少丁壯被迫為奴隸。
紅軍起義以後，打擊的矛頭針對着蒙、漢地主，這一批地主被消滅了，所役使的大量奴隸也得到了解放；有些奴隸參加了革命鬥争，從而改變了階級成分。
當時詩人貝瓊有幾句詩說明了這種情況： 海岱初雲擾，荊蠻遂土崩。
王公甘久辱，奴仆盡同升。
[40] 王公久辱，奴仆同升，正是階級鬥争所取得的勝利成果。
面對這種社會變革的新形勢，朱元璋的立場是矛盾的。
為了掌握更多的勞動力，有利于農業生産的發展，他下令解放奴隸，洪武五年五月下诏：“曩者兵亂，人民流散，因而為人奴隸者即日放還，複為民。
”[41]這個命令是指着全國說的，因之而得到“為民”權利的人數是很多的。
這件事在整個曆史發展說，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此後，他也曾下令由朝廷代為贖還因饑荒典賣的男女，如洪武十九年八月，河南布政使司報告，收贖開封等府民間典賣男女凡二百七十四口，計鈔一千九百六十餘錠。
[42]便是一例。
同時，他還立下法令，不許庶民蓄奴，《明律》規定：“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為良。
”[43]“福建兩廣等處，有豪戶閹割人驅使者，以閹割抵罪，沒官為奴。
”[44]庶民不許蓄奴，奴隸的數量當然大大減少了。
但是，他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人，貴族、官僚、鄉紳的蓄奴權利，則是被法律承認、保護的。
他解放了一大批奴隸，并且不許庶民蓄養奴隸，是為了争取更多的農業生産勞動力，同時又肯定了地主階級蓄養奴隸的合法地位，則是為了保護自己本階級的利益。
對僧道的政策也是從農業生産出發的，盡管他自己當過和尚，做了皇帝以後，卻用法令限制僧道數量的發展。
洪武六年十二月，他認為釋老教行，僧道日多，蠹财耗民，莫此為甚。
下令全國府、州、縣止存大觀、寺一，僧道并處之。
非有戒行通經典者不得請給度碟。
又禁女子年四十以下為尼者。
[45]十七年全國僧道數二萬九百五十四人，他以為太多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逃避差役的，規定三年一次出給度碟，嚴加考試。
[46]二十年八月做了更嚴格的規定：“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發為僧。
年二十以下者來請度碟，俱令于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為僧。
”二十七年正月，又命禮部榜示全國：“僧道有妻妾者，諸人許捶逐，相容隐者罪之。
願還俗者聽。
亦不許收民兒童為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
年二十以上願為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
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碟，不通者杖為民。
”二十八年十月，以全國僧道數多，皆不務本教，令赴京考試，不通經典的一律開除。
年六十以上的免試。
[47]規定一步步加嚴，僧道的數目比元朝大大地減少了，用于僧道的朝廷和民間的費用，也大大地減少了，農業生産勞動力相應地增加了。
并且，僧道從此不許有妻有妾，和世俗人民有了顯著的區别了。
幾十年比較安定的生活，休養生息，積極鼓勵生産，解放勞動力的結果，社會生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