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主、官僚和人民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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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政使司，會試由禮部主持。
狀元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官翰林院編修，二三甲考選為庶吉士的都是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禦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
舉人、貢生多次參加會試不及格的，可以改入國子監，也可選做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縣正官以及學校教官等。
科舉各級考試，專用“四書”“五經”出題。
文體略仿宋經義，但要用古人思想行文，并且隻能根據幾家指定的注疏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
格式排偶，叫作制義。
這制度是朱元璋和劉基制定的。
規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醜未年會試，鄉試在八月，會試在二月。
每試分三場，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選）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
[70] 學校和科舉并行，學校是科舉的階梯，科舉是生員的出路。
生員通過科舉做了官以後，平日不但用不着制義、也用不着書本了。
中小地主階級子弟要做官必須通過科舉，中不了舉人進士是不能做官的。
但是在中舉之前，名為生員，卻不一定真要上學。
後來學校制度日益松弛，生員隻需參加定期考試，平時根本不在學校，學校名存實亡。
這樣，科舉日重，學校的地位也就日輕。
學校和科舉都是培養和選拔官僚的制度，學習和考試的範圍完全一樣，都是“四書”“五經”，不但遠離實際生活，并且還禁止接觸現實生活、過問政治。
用這種方式培養出來的人才，正如當時人宋濂所刻畫的：“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拟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
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
”[71]學校則“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句有聞者，未必盡出于弟子員。
”[72]到後來甚至弄到“生徒無複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73]。
科舉人才一般不讀四書五經以外的書，不知時事，學校沒有學生，是普遍現象。
特别是這種考試制度強制盲從古人的書本，不許有新的思想，不許有和古人不同的思想，結果隻能是進步的思想被扼殺了，科學的發展停滞了。
在政治上，那個時代所培養的是合于統治階級需要的馴服忠順的官僚，在學術文化上，卻長期被古代的陰魂所壟斷，停留在幾百年前以至千多年前的水平上，這個損失是非常巨大的。
庶民是被朱元璋叫作賤人的，“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
”這個事朱元璋也叫作“分”，即應盡的義務。
洪武十五年他叫戶部出榜曉谕兩浙、江西之民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忠孝仁義之民。
”不然呢？“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應該像“中原之民，唯知應役輸稅，無負官府”。
隻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74]。
他把東南地區的農民和中原地區的農民區别開來，要東南地區的農民也像中原地區的農民一樣，“唯知應役輸稅，無負官府”，正說明了當時階級鬥争的不平衡情況。
中原地區土地分散，階級關系較為緩和，而東南地區則土地較為集中，階級鬥争也就日益尖銳了。
朱元璋要求人民盡應役輸稅的義務，定下制度，要官吏奉公守法，嚴懲貪污，手令面谕，告誡諄諄，期望上下相安，共享太平之福。
但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官僚是決不肯照他的話辦事的，地主做官隻會剝削百姓，怎麼肯“奉公守法”？結果許多制度命令都成為空文，官僚政治的惡果，當時便已有人明确地指出： 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為急務。
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将何以教養斯民哉！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裡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
以學校言之，廪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
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
朝廷切切于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
乃今社鎮城郭，或住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
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
官僚辦的是公文，公文上辦的事應有盡有，和實際情形全不相幹。
上官按臨地方檢查的也是公文，上下都以公文辦事，做的都是紙上文章，自然“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了。
這是洪武九年的事。
[75]十二年後，解缙奉诏上萬言書，也說： 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于所産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
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征集有前日之稅糧。
或賣産以供稅，産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
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别。
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
[76] 道理也清楚得很，正因為是“貧下之家”，才被迫抛荒，地主負擔特别輕，不但不會抛荒，而且還盡力兼并。
膏腴之田是地主的，瘠鹵之田是貧民的，地主階級自己定的稅額，當然是膏腴輕而瘠鹵重。
為了鞏固統治，朱元璋對貪官污吏用嚴刑懲治。
洪武二年二月，元璋告谕群臣說：“從前我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财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裡恨透了。
如今要嚴立法禁，凡遇官吏貪污蠧害百姓的，決不寬恕。
”[77]四年十一月立法，凡官吏犯贓罪的不赦，下決心肅清貪污，說“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
二十五年又編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
[78]官吏貪贓到鈔六十兩以上的枭首示衆，仍處以剝皮之刑。
府州縣衙門左首的土地廟，就是剝皮的刑場，也叫皮場廟。
有的衙門公座旁擺着人皮，裡面塞以稻草，叫做官的觸目驚心，不敢做壞事。
[79]地方官上任給以路費，家屬給衣料。
來朝時又特别告誡以“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像剛學飛的鳥兒和新栽的樹木，拔不得毛，也碰不得根”[80]。
違法的按法處刑。
從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福建的地方官因貪贓被殺的很多，很少人能做到任滿二[81]。
嚴懲貪污，貪污還是不能根絕，用朱元璋自己的話來證明吧，他說：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
且如折收秋糧，府州縣發故，每米一石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
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蒌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
害民如此，罪可宥乎！[82] 折糧原來是便民的措施，浙西運糧一石到南京，要化四石運費，百姓困苦不堪。
[83]改折為鈔，可以減輕浙西農民五分之四的負擔。
鈔是用不着很大運費和蒲、竹簍包裝的，但地方官還是照運糧的辦法苛斂，用種種名色加征至九百文，約合折價的百分之五十。
急得朱元璋隻是跺腳，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了。
”[84] 洪武一朝，“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85]，是曆史上封建政權對貪污進行鬥争最激烈的時期，殺戮貪官污吏最多的時期。
雖然貪官污吏随殺随犯，朱元璋也下定決心，随犯随殺，這個規模巨大的統治階級的内部鬥争，一直到朱元璋死去才告一段落。
但是貪污現象仍然存在，這是社會制度所決定的，朱元璋盡管是最有威權的皇帝，他能夠殺人，卻改變不了社會制度，改變不了社會性質。
狀元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官翰林院編修，二三甲考選為庶吉士的都是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禦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
舉人、貢生多次參加會試不及格的，可以改入國子監，也可選做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縣正官以及學校教官等。
科舉各級考試，專用“四書”“五經”出題。
文體略仿宋經義，但要用古人思想行文，并且隻能根據幾家指定的注疏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
格式排偶，叫作制義。
這制度是朱元璋和劉基制定的。
規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醜未年會試，鄉試在八月，會試在二月。
每試分三場，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選）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
[70] 學校和科舉并行，學校是科舉的階梯，科舉是生員的出路。
生員通過科舉做了官以後，平日不但用不着制義、也用不着書本了。
中小地主階級子弟要做官必須通過科舉，中不了舉人進士是不能做官的。
但是在中舉之前，名為生員，卻不一定真要上學。
後來學校制度日益松弛，生員隻需參加定期考試，平時根本不在學校，學校名存實亡。
這樣，科舉日重，學校的地位也就日輕。
學校和科舉都是培養和選拔官僚的制度，學習和考試的範圍完全一樣，都是“四書”“五經”，不但遠離實際生活，并且還禁止接觸現實生活、過問政治。
用這種方式培養出來的人才，正如當時人宋濂所刻畫的：“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拟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
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
”[71]學校則“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句有聞者，未必盡出于弟子員。
”[72]到後來甚至弄到“生徒無複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73]。
科舉人才一般不讀四書五經以外的書，不知時事，學校沒有學生，是普遍現象。
特别是這種考試制度強制盲從古人的書本，不許有新的思想，不許有和古人不同的思想，結果隻能是進步的思想被扼殺了，科學的發展停滞了。
在政治上，那個時代所培養的是合于統治階級需要的馴服忠順的官僚，在學術文化上，卻長期被古代的陰魂所壟斷，停留在幾百年前以至千多年前的水平上，這個損失是非常巨大的。
庶民是被朱元璋叫作賤人的，“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
”這個事朱元璋也叫作“分”，即應盡的義務。
洪武十五年他叫戶部出榜曉谕兩浙、江西之民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忠孝仁義之民。
”不然呢？“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應該像“中原之民，唯知應役輸稅，無負官府”。
隻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74]。
他把東南地區的農民和中原地區的農民區别開來，要東南地區的農民也像中原地區的農民一樣，“唯知應役輸稅，無負官府”，正說明了當時階級鬥争的不平衡情況。
中原地區土地分散，階級關系較為緩和，而東南地區則土地較為集中，階級鬥争也就日益尖銳了。
朱元璋要求人民盡應役輸稅的義務，定下制度，要官吏奉公守法，嚴懲貪污，手令面谕，告誡諄諄，期望上下相安，共享太平之福。
但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官僚是決不肯照他的話辦事的，地主做官隻會剝削百姓，怎麼肯“奉公守法”？結果許多制度命令都成為空文，官僚政治的惡果，當時便已有人明确地指出： 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為急務。
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将何以教養斯民哉！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裡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
以學校言之，廪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
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
朝廷切切于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
乃今社鎮城郭，或住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
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
官僚辦的是公文，公文上辦的事應有盡有，和實際情形全不相幹。
上官按臨地方檢查的也是公文，上下都以公文辦事，做的都是紙上文章，自然“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了。
這是洪武九年的事。
[75]十二年後，解缙奉诏上萬言書，也說： 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于所産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
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征集有前日之稅糧。
或賣産以供稅，産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
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别。
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
[76] 道理也清楚得很，正因為是“貧下之家”，才被迫抛荒，地主負擔特别輕，不但不會抛荒，而且還盡力兼并。
膏腴之田是地主的，瘠鹵之田是貧民的，地主階級自己定的稅額，當然是膏腴輕而瘠鹵重。
為了鞏固統治，朱元璋對貪官污吏用嚴刑懲治。
洪武二年二月，元璋告谕群臣說：“從前我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财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裡恨透了。
如今要嚴立法禁，凡遇官吏貪污蠧害百姓的，決不寬恕。
”[77]四年十一月立法，凡官吏犯贓罪的不赦，下決心肅清貪污，說“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
二十五年又編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
[78]官吏貪贓到鈔六十兩以上的枭首示衆，仍處以剝皮之刑。
府州縣衙門左首的土地廟，就是剝皮的刑場，也叫皮場廟。
有的衙門公座旁擺着人皮，裡面塞以稻草，叫做官的觸目驚心，不敢做壞事。
[79]地方官上任給以路費，家屬給衣料。
來朝時又特别告誡以“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像剛學飛的鳥兒和新栽的樹木，拔不得毛，也碰不得根”[80]。
違法的按法處刑。
從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福建的地方官因貪贓被殺的很多，很少人能做到任滿二[81]。
嚴懲貪污，貪污還是不能根絕，用朱元璋自己的話來證明吧，他說：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
且如折收秋糧，府州縣發故，每米一石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
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蒌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
害民如此，罪可宥乎！[82] 折糧原來是便民的措施，浙西運糧一石到南京，要化四石運費，百姓困苦不堪。
[83]改折為鈔，可以減輕浙西農民五分之四的負擔。
鈔是用不着很大運費和蒲、竹簍包裝的，但地方官還是照運糧的辦法苛斂，用種種名色加征至九百文，約合折價的百分之五十。
急得朱元璋隻是跺腳，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了。
”[84] 洪武一朝，“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85]，是曆史上封建政權對貪污進行鬥争最激烈的時期，殺戮貪官污吏最多的時期。
雖然貪官污吏随殺随犯，朱元璋也下定決心，随犯随殺，這個規模巨大的統治階級的内部鬥争，一直到朱元璋死去才告一段落。
但是貪污現象仍然存在，這是社會制度所決定的，朱元璋盡管是最有威權的皇帝，他能夠殺人，卻改變不了社會制度，改變不了社會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