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主、官僚和人民的義務
關燈
小
中
大
的是他們的利益和皇家一緻。
遠在下金陵時，就錄用了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幾人。
龍鳳十年三月，命中書省引拔卓荦奇偉之才，地方官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的薦舉到中書省，和年老的官員參用。
十年以後，年老的退休了，年輕的也學會辦事了。
從此州縣每年都薦舉人到中書省。
朱元璋還不時派使臣到各地訪求賢才，名目有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富戶、稅戶人才等。
而以儒士為最多。
朝廷和地方大小官員都可以薦舉，被薦舉的又可以轉薦，有一舉出來便做朝廷的大官，如尚書、侍郎和地方的布政使、參政、參議的。
最多的一次到過三千七百多人，次多的一次為一千九百多人，至于幾個人，幾十個人一批的，那就不勝列舉了。
[60] 薦舉隻是選用中小地主中會辦事的人才，為了培養新的統治人才，還得創辦學校，設立國子監。
國子監的教職員由吏部任命。
學生有兩類：一類是官生，一類是民生。
官生又分兩類，一類是皇朝品官子弟，一類是外國留學生，如日本、琉球、暹羅等國的學生，以及内地西南各土司酋長的子弟。
官生是由朝廷指派分發的，民生是由各地地方官保送的府、州、縣的生員。
[61]官生民生總共名額一百五十名，其中民生隻占五十名。
[62]可見國子監原來是以培養官生為主的學校。
後來官生入學的日少，民生保送的日多，以洪武二十六年在學人數為例，學生總數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官生隻占四名，國子監已經成為廣泛訓練民生做官的機構了。
功課内容分《禦制大诰》、《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
[63]其中最重要的是《大诰》。
《大诰》是朱元璋自己寫的，除《大诰》外，還有《大诰續編》《大诰三編》《大诰武臣》，一共四冊。
主要内容是列舉所殺官、民罪狀，使官、民知所警戒，和教人民守本分，納田租，出夫役，老老實實過日子的訓話。
洪武十九年以《大诰》頒賜監生。
二十四年令：“今後科舉歲貢生員，俱以《大诰》出題試之。
”禮部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以違制論。
[64]違制就是違抗皇帝命令，罪名是很重的。
至于《大明律令》，因為學生的出路是做官，審案，當然是必讀書。
“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朱元璋面谕國子博士：“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
”[65]但對于《孟子》，卻經過一番曲折。
洪武三年，朱元璋讀到《孟子》書裡有好些對君上不客氣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兒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撤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牌位，把孟子逐出孔廟。
後來雖然有人替孟子求情，說他講的道理基本上還是對維護皇帝的地位有好處的，才恢複孟子的配享。
但對于《孟子》這部書，還是認為有些不妥當。
洪武二十七年特命老儒劉三吾編《孟子節文》，把《盡心篇》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一章，“時日曷喪，予與妝偕亡”，《湯誓》引文和《離婁篇》“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萬章篇》“天與賢則與賢”一章，“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有大過則谏，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以及類似的“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一共八十五條，都删去了。
隻剩下一百七十幾條，刻版頒行全國學校。
所删去的一部分，“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66]。
從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這一時期國子監生任官的情形來看：第一，監生并沒有一定的任官資序，最高的有做到地方大官從二品的布政使，最低的做正九品的縣主薄，以至無品級的教谕；第二，監生也沒有固定的任官性質，朝廷的部院官、監察官，地方的民政财政官、司法官，以至無所不管的府州縣官和學校官，幾乎無官不可做；第三，除做官以外，在學的監生，有奉命出使的，有奉命巡行州縣的，有稽核百司案牍的，有到地方督修水利的，有大批地去執行丈量、記錄田地面積、訂定糧額的任務的，有清查黃冊的（每年一千二百人），有寫本的，有在各衙門辦事的，有在各衙門實習的，幾乎無事不可以做；第四，三十年來，監生的任用官階，以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為最高，二年用監生為行省左右參政、各道按察司佥事及知府等官。
二十六年用監生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佥事等官。
這是因為洪武二年建國不久，官員很缺；二十六年藍玉黨案，殺了很多地方官（見後文），需要補充的緣故。
任用人數以十九年為最多，“命祭酒、司業擇監生千餘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縣等職”。
這也是因為十八年發生郭桓盜官糧案、十九年逮捕官吏積年為民害者（均見後文），官員缺額多，必須大量補充的緣故。
曆史家總結說：“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
”[67] 地方的府、州、縣學和國子監一樣，都有一定的生員名額和考試制度。
地方學校之外，洪武八年又诏地方立社學——鄉村小學。
此外，也還有地主們私人創辦和貧困知識分子賴以維持生活的私塾。
府、州、縣、社學都以《禦制大诰》和《律令》作主要必修科目。
除立學以外，還派遣教師到各地任教。
洪武初年因為北方經過長期戰争破壞，念書的人少，特别派國子監生三百六十六人到北方各府、縣辦學校。
這制度後來也推廣到其他各布政使司，選用壯年能文的做教谕等官。
各級學校的普遍設立，教育事業發展了，這比之過去任何曆史時期都有了顯著的進步。
[68]目的性是很清楚的，從這些機構中培養大量的中小地主、富農出身的年輕的一代，作為官僚機構的後備力量。
同時，由于印刷術的進步和洪武元年頒布的書籍免稅令[69]，以及科舉制度的定期舉行，讀書、中舉、做官，便不再局限于貴族、官僚和地主階級的子弟，一部分中農、手工業者和小商小販的子弟，為了改換門庭，為了取得比較舒适、尊榮的地位，為了保護家族免于遭受殘酷的剝削壓迫，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風氣鼓勵之下，在家庭宗族支持之下，買得了書本，進了私塾、社學，參加了考試，其中有一部分人公然闖進了統治階級，成為駕乎人民之上的官僚了。
他們改變了階級成分，做了官，成為地主，擴大了統治階級的社會基礎，加入了新血液，也對封建統治階級的鞏固起了作用。
同時，又以階級成分的改變，改變了他們家屬以至親戚的社會、政治地位，這祥，就或多或少地引起各階級的重新組合和分化。
除國子監以外，皇朝官僚的來源是科舉制度。
國子監生可以不由科舉，直接任官，而從科舉出身的人則必須是學校的生員。
府、州、縣學的生員（通稱秀才），每三年在省城會考一次，稱為鄉試，及格的為舉人。
各布政使司的舉人名額，除直隸（今江蘇、安徽）百人最多，廣東、廣西二十五人最少，其他九個布政使司都是四十人。
第二年全國舉人會考于京師，稱為會試。
會試及格，再經一次複試，地點在皇帝的殿廷，叫做廷試，亦稱殿試。
複試不過是形式，意思是由皇帝親自主持這最高級的考試，選拔之權，出于一人。
發榜分一二三甲（等），一甲隻有三人：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
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
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
民間又稱鄉試第一名為解元，會試第一名為會元，殿試二甲第一名為傳胪。
鄉試由
遠在下金陵時，就錄用了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幾人。
龍鳳十年三月，命中書省引拔卓荦奇偉之才，地方官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的薦舉到中書省，和年老的官員參用。
十年以後，年老的退休了，年輕的也學會辦事了。
從此州縣每年都薦舉人到中書省。
朱元璋還不時派使臣到各地訪求賢才，名目有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富戶、稅戶人才等。
而以儒士為最多。
朝廷和地方大小官員都可以薦舉，被薦舉的又可以轉薦，有一舉出來便做朝廷的大官，如尚書、侍郎和地方的布政使、參政、參議的。
最多的一次到過三千七百多人，次多的一次為一千九百多人，至于幾個人，幾十個人一批的，那就不勝列舉了。
[60] 薦舉隻是選用中小地主中會辦事的人才，為了培養新的統治人才，還得創辦學校，設立國子監。
國子監的教職員由吏部任命。
學生有兩類：一類是官生，一類是民生。
官生又分兩類，一類是皇朝品官子弟，一類是外國留學生，如日本、琉球、暹羅等國的學生，以及内地西南各土司酋長的子弟。
官生是由朝廷指派分發的，民生是由各地地方官保送的府、州、縣的生員。
[61]官生民生總共名額一百五十名，其中民生隻占五十名。
[62]可見國子監原來是以培養官生為主的學校。
後來官生入學的日少，民生保送的日多，以洪武二十六年在學人數為例，學生總數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官生隻占四名，國子監已經成為廣泛訓練民生做官的機構了。
功課内容分《禦制大诰》、《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
[63]其中最重要的是《大诰》。
《大诰》是朱元璋自己寫的，除《大诰》外，還有《大诰續編》《大诰三編》《大诰武臣》，一共四冊。
主要内容是列舉所殺官、民罪狀，使官、民知所警戒，和教人民守本分，納田租，出夫役，老老實實過日子的訓話。
洪武十九年以《大诰》頒賜監生。
二十四年令：“今後科舉歲貢生員，俱以《大诰》出題試之。
”禮部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以違制論。
[64]違制就是違抗皇帝命令，罪名是很重的。
至于《大明律令》，因為學生的出路是做官，審案，當然是必讀書。
“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朱元璋面谕國子博士：“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
”[65]但對于《孟子》，卻經過一番曲折。
洪武三年，朱元璋讀到《孟子》書裡有好些對君上不客氣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兒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撤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牌位，把孟子逐出孔廟。
後來雖然有人替孟子求情，說他講的道理基本上還是對維護皇帝的地位有好處的，才恢複孟子的配享。
但對于《孟子》這部書，還是認為有些不妥當。
洪武二十七年特命老儒劉三吾編《孟子節文》，把《盡心篇》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一章，“時日曷喪，予與妝偕亡”，《湯誓》引文和《離婁篇》“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萬章篇》“天與賢則與賢”一章，“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有大過則谏，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以及類似的“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一共八十五條，都删去了。
隻剩下一百七十幾條，刻版頒行全國學校。
所删去的一部分，“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66]。
從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這一時期國子監生任官的情形來看：第一，監生并沒有一定的任官資序，最高的有做到地方大官從二品的布政使，最低的做正九品的縣主薄，以至無品級的教谕；第二，監生也沒有固定的任官性質，朝廷的部院官、監察官，地方的民政财政官、司法官，以至無所不管的府州縣官和學校官，幾乎無官不可做；第三，除做官以外，在學的監生，有奉命出使的，有奉命巡行州縣的，有稽核百司案牍的，有到地方督修水利的，有大批地去執行丈量、記錄田地面積、訂定糧額的任務的，有清查黃冊的（每年一千二百人），有寫本的，有在各衙門辦事的，有在各衙門實習的，幾乎無事不可以做；第四，三十年來，監生的任用官階，以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為最高，二年用監生為行省左右參政、各道按察司佥事及知府等官。
二十六年用監生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佥事等官。
這是因為洪武二年建國不久，官員很缺；二十六年藍玉黨案，殺了很多地方官（見後文），需要補充的緣故。
任用人數以十九年為最多，“命祭酒、司業擇監生千餘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縣等職”。
這也是因為十八年發生郭桓盜官糧案、十九年逮捕官吏積年為民害者（均見後文），官員缺額多，必須大量補充的緣故。
曆史家總結說：“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
”[67] 地方的府、州、縣學和國子監一樣，都有一定的生員名額和考試制度。
地方學校之外，洪武八年又诏地方立社學——鄉村小學。
此外，也還有地主們私人創辦和貧困知識分子賴以維持生活的私塾。
府、州、縣、社學都以《禦制大诰》和《律令》作主要必修科目。
除立學以外，還派遣教師到各地任教。
洪武初年因為北方經過長期戰争破壞，念書的人少，特别派國子監生三百六十六人到北方各府、縣辦學校。
這制度後來也推廣到其他各布政使司，選用壯年能文的做教谕等官。
各級學校的普遍設立，教育事業發展了，這比之過去任何曆史時期都有了顯著的進步。
[68]目的性是很清楚的，從這些機構中培養大量的中小地主、富農出身的年輕的一代，作為官僚機構的後備力量。
同時，由于印刷術的進步和洪武元年頒布的書籍免稅令[69]，以及科舉制度的定期舉行，讀書、中舉、做官，便不再局限于貴族、官僚和地主階級的子弟，一部分中農、手工業者和小商小販的子弟，為了改換門庭，為了取得比較舒适、尊榮的地位，為了保護家族免于遭受殘酷的剝削壓迫，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風氣鼓勵之下，在家庭宗族支持之下，買得了書本，進了私塾、社學，參加了考試，其中有一部分人公然闖進了統治階級，成為駕乎人民之上的官僚了。
他們改變了階級成分，做了官，成為地主，擴大了統治階級的社會基礎，加入了新血液，也對封建統治階級的鞏固起了作用。
同時，又以階級成分的改變，改變了他們家屬以至親戚的社會、政治地位，這祥，就或多或少地引起各階級的重新組合和分化。
除國子監以外，皇朝官僚的來源是科舉制度。
國子監生可以不由科舉，直接任官，而從科舉出身的人則必須是學校的生員。
府、州、縣學的生員（通稱秀才），每三年在省城會考一次，稱為鄉試，及格的為舉人。
各布政使司的舉人名額，除直隸（今江蘇、安徽）百人最多，廣東、廣西二十五人最少，其他九個布政使司都是四十人。
第二年全國舉人會考于京師，稱為會試。
會試及格，再經一次複試，地點在皇帝的殿廷，叫做廷試，亦稱殿試。
複試不過是形式，意思是由皇帝親自主持這最高級的考試，選拔之權，出于一人。
發榜分一二三甲（等），一甲隻有三人：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
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
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
民間又稱鄉試第一名為解元，會試第一名為會元，殿試二甲第一名為傳胪。
鄉試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