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工業法和農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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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些可憐的勞動者在走出這個可怕的火坑之時能得到必要的照顧,他們能夠在清靜房間之中的舒适床鋪上休息,事先有人關心地為他們預備健身的沐浴,那該多好啊!……然而,我的恻隐之心和同情心要把我引到哪裡去了?唉!在我們的百萬富翁看來,人的生命有什麼要緊呢!他們會為這麼一點點小事操心嗎?肮髒發臭、四處透風的走廊,腐爛發黴的亂草堆——這就在十九世紀勞動人民在極度疲勞後喘息一會并等候又輪到自己去幹那累死人的苦役的處所!……隻要他們還站得起來,他們就去幹,在勞累中日漸消磨,就象他們所操縱的機器那樣;最後,當他們的精力被過度勞動和疾病完全耗盡時,當他們的四肢由于某一次遭到不幸事故(唉!這種事故是如此之多!),等等,而變成殘廢時——他們的主人的全部慈善行為不外是:有時為他們捐點貧民福利捐,将他們投進陰慘慘的收容所或貧民救濟院,而這種收容所或貧民救濟院,對這些不幸的受害者來說,就仿佛是進入新的垃圾場! 野蠻人或征服者虐殺和劫掠他們的戰敗者,這無疑是可恥的,可是在某種程度上卻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借文明和人道的名義用貧困和饑餓去毀滅全體人民,硬要他們扛起過去壓在奴隸身上的最沉重的負擔,迫使他們滿足于以肮髒的破布為衣,以草根樹皮代替糧食,以清水作為飲料,還迫使他們在兩眼未閉之前就得不停地勞動,否則就會餓死……啊!這種制度實在是所有暴政中最殘酷的一種!!”(弗洛拉·特莉斯坦女士:《倫敦漫步》) 心靈受到這樣沉重的創傷的人們,肆意咒罵那仿佛拿他們作為罪人加以虐待來取樂的社會制度;這些受貧困和絕望激發的不幸者(直至最膽怯的公民)有時狂怒地搖撼自己沉重的鎖鍊,凄厲地高喊:“不是活着工作,就是戰鬥而死!”這種情況又有什麼奇怪呢?我再說一遍,即便他們向既定的習俗挑戰,而還以為這隻是接受挑戰,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的确,他們的悲慘生活不是慢性的和慘痛的垂死掙紮折磨和不斷的中毒,又有什麼呢?當他們還在年華正茂的時期,就已經是彎腰屈背,憔悴衰萎,宛如荒漠中枯萎的植物一樣倒下死去。

    他們的死亡,如果說不是被殺害,那又是什麼呢?确實這種殺害行為,在我們的法典中是不曾加以記載的;與其把這種殺害行為歸罪于人,還不如歸罪于制度,但這卻是千真萬确的殺害,是用針刺一億次的殺害啊!這一切是多麼醜惡,多麼可怕啊!這多麼叫人觸目驚心啊!當你想一想有這麼多醜惡行為的時侯,你難道不會想有一億的聲音在不停地對這種野蠻的文明大聲疾呼:該死,真該死嗎? 我剛才指出了當前工業制度的某些缺陷。

    但是,這是絕對不夠的:問題主要是要指出救治之道。

    否則,我隻是完成了我的任務的一小部分,而我這樣做的結果隻會使無聲者的狀況更加凄慘:我使他們愈發感到自己的災難深重①,而卻沒有任何彌補的辦法!在公有制度下,人們的生存和娛樂所需要的一切勞動,都是受工業法和農業法支配進行的。

    然而,在這裡預先說明一下,以便消除任何模棱兩可;在我們未來的國家中,今後法律的屬性将與目前為止所賦予它的大多數屬性根本不同;現在,對法律一詞的看法,通常把它與強制和壓迫、刀劍和劊子手、監獄和苦刑連在一起! ①不應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反對純粹地批評。

    我認為,任何批評,就其有助于喚醒有關社會問題的觀念這一方面來說,都是必要的。

    ——原注 當公有制将來完全生效時,法律将隻是一種簡單的規則,簡單的建議。

    而司法官,認真地說來,隻不過是傳達者和向導而已。

    那時,可以說,事情都将自然而然地進行,因為,那時社會法律将是自然法律的真實而直接的表現。

     然而,有些人對這個如此令人欣慰的學說總歸要取得勝利卻怕得要命。

    他們研究如何混淆一切,以便造謠中傷。

    也許,他們會很快來責備我,說我是無政府主義者,革命分子,可惡的糊塗蟲。

    诽謗者們,閉住你們的嘴吧!我并不是要求今天就用暴力來打碎司法的準繩及其懲罰的手段,但是,事先向你們預言未來的某些奇迹,究竟有什麼罪過呢? 現在我們回頭來談我們的工業法和農業法。

    讓這兩種法律永遠具有特殊的組織性、指導性和分配性;讓它們對于事情會作這樣的安排:使得社會職務無論對哪一個人來說,都絕不會成為一種強制性的工作,任何時侯都不會變成一種繁重的勞動,也不使某一個人的負擔超過另一個人;讓所有的人都由于感受樂趣的吸引,由于熱愛平等、愛受公衆的尊重等等,而負起勞動的使命。

    這就是任何有關勞動組織的制度所應賴以建立的鞏固基礎。

     在深入考察這個主題之前,應該先來解決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人們用勞動分配的字眼兒來表述,到目前為止對它進行預斷似乎是為時過早。

     關于勞動的組織 我們已看到,任何強制的思想都是為本性所憎惡的。

    為使公有制完全和諧地發揮作用,不應該強迫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