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分配法和經濟法
關燈
小
中
大
抛棄。
于是，每個農民都把自己的目光轉向大城市，一有可能就奔往那裡去尋求财富，因為财富的魅力被他們的想象誇大了。
既然幹出了蠢事，淪落在城市中，就必須在那裡生活下去。
榜樣是誘人的；大夥都在掩蓋罪惡以逃避譴責；情欲激發了起來；從前看來令人厭惡的事情逐漸成了好風度和有本領的标志。
人們很快甯要金錢和捧場而不愛義務和美德。
圓滑和随機應變促使人們變成僞君子、撒謊者和騙子手。
如果時來運轉，人們會達到這樣境地：雖然得不到幸福，但可顯出幸福的樣子，也就成為一大群冒失者的追求目标，這些人從失算和幻想之路迎着不幸走去。
“然而，由于财富、享樂和放蕩生活的吸引，許多競争者彙集于大城市，這些人的數目激增，以至于其中的大多數，僅靠微薄的工資度日，被荒淫無度的生活弄得精疲力竭，還拖着沉重的兒女負擔，便彙聚到凡有大城市之處都可見的令人觸目驚心的廣大不幸者的行列中去。
“既然農業和必需的工藝是社會的真正養育者，那末，人們就自然要在從事這些工作的地方生活，他們或是耕種土地或是給耕作者提供便利和舒适。
“國家的巨大規模、管理的集中化、龐大的捐稅、公債、過高的薪俸和宮廷的奢侈浮華，又在那不平等的直接結果的禍害之上，增加與這些大城市有密切關系的其他許許多多的禍害。
在這些大城市中，照盧梭的說法，婦女不再相信名譽，而男子則不再相信道德。
“這種人口擁擠的現象愈是顯著，他們的财富和生活條件的不平等現象亦便愈大，而且因為随着不平等現象的增長，公衆的不安和不滿亦在增長。
所以凡是發生這種擁擠現象的地方，便愈加存在糾紛和動蕩的根源；也正是在這些地方要克服更多的障礙，才能确立真正的自由。
“通常人們總是抱怨教士的欺騙，抱怨軍人的專橫，抱怨廷臣的口是心非，抱怨奸細的背信棄義。
其實他們倒應該抱怨使這一切成為必然的駭人聽聞的不平等。
風俗、制度和法律迫使這許許多多人彼此嫉妒、互相仇恨和互相角逐，怎麼能夠奢望不通過欺騙和恫吓而使他們彼此間保持表面的和平呢？ “這些由不平等而誕生的首都，那裡正在醞釀着革命的因素。
這些首都曾那麼多次地作過暴政的工具，卻有時也成為自由的發祥地。
假如明智的人們能夠指導那裡的運動，并接着懂得消除過分擁擠和臃腫的現象，這些城市便會切實地有助于确立真正的秩序。
” 我曉得，在公有制度下，用不着擔心這種令人厭惡的混亂。
但是，我仍然堅持認為，隻要稍為放任競争，那也是不審慎的。
因而，無論什麼事情都絕對不應該違背原則。
1837年出版的《伊加利亞旅行記》的作者最初曾毫無保留地接受了城市和首都制度。
現在，卡貝先生似乎已不那麼重視這種等級形式了。
在該書第二版（修道院街11号瑪萊書店出售）序言中，他同意可建立有城市的公有制或無城市的公有制，等等。
毫無疑義，卡貝先生對自己著作的其他若幹論點，經過重新研究後，也會在第三版中趕快加以改正的，因為卡貝先生同那些心胸狹窄、虛榮心很重的人們沒有絲毫的共同之處。
那些人，即使已經知道有更好的答案，也還是猶豫而不願放棄自己最初的成見的。
就這一點來說，沒有誰比我更尊重卡貝先生的聰明才智的了。
關于我所提出的新組織形式同社會和政治的統一相結合的辦法，我将在我的著作的政治部分中加以明确闡述。
但是，在這裡出現一個新的問題： “每個公社的規模及其居民的人數将如何呢？”縱然人口數量會有所變動，縱然它以後必然會不斷地發生變化，縱然在這方面的差錯實質上并不影響我們的制度的基本原則，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仍然是值得加以考慮的。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認為有兩點缺陷必須避免，即：規模龐大和僻遠孤單。
一方面，我感到，在過分小的公社①中，兄弟般的競賽，對共和的熱情，對藝術、科學、技藝的愛好，總之一句話，一切高尚欲念都會在發展上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我也考慮到，公社人口過多，則會成為對妥善管理、妥善進行工作、特别是進行農業勞動的一種障礙。
此外，在公共衛生、教育等方面，還會帶來一些更嚴重的不方便。
因此，我認為應該暫時把人數定為一萬人。
這個問題既已确定，關于公社面積大小的問題，隻不過是測量土地的手續罷了。
①我認為，盧梭、邦納羅蒂等在自己的批判中過于把這個問題絕對化了。
他們由于大城市的種種缺陷引起憂慮，而竟陷于相反的極端。
看來，他們是想建設一種純鄉村式的世界。
這些有德行的公民對城市提出的最嚴厲的譴責，那就是認為城市永遠是卑劣行為和暴政的藏污納垢之所，因為富人和窮人都從四面八方湧到這裡來，而且前者在此
于是，每個農民都把自己的目光轉向大城市，一有可能就奔往那裡去尋求财富，因為财富的魅力被他們的想象誇大了。
既然幹出了蠢事，淪落在城市中，就必須在那裡生活下去。
榜樣是誘人的；大夥都在掩蓋罪惡以逃避譴責；情欲激發了起來；從前看來令人厭惡的事情逐漸成了好風度和有本領的标志。
人們很快甯要金錢和捧場而不愛義務和美德。
圓滑和随機應變促使人們變成僞君子、撒謊者和騙子手。
如果時來運轉，人們會達到這樣境地：雖然得不到幸福，但可顯出幸福的樣子，也就成為一大群冒失者的追求目标，這些人從失算和幻想之路迎着不幸走去。
“然而，由于财富、享樂和放蕩生活的吸引，許多競争者彙集于大城市，這些人的數目激增，以至于其中的大多數，僅靠微薄的工資度日，被荒淫無度的生活弄得精疲力竭，還拖着沉重的兒女負擔，便彙聚到凡有大城市之處都可見的令人觸目驚心的廣大不幸者的行列中去。
“既然農業和必需的工藝是社會的真正養育者，那末，人們就自然要在從事這些工作的地方生活，他們或是耕種土地或是給耕作者提供便利和舒适。
“國家的巨大規模、管理的集中化、龐大的捐稅、公債、過高的薪俸和宮廷的奢侈浮華，又在那不平等的直接結果的禍害之上，增加與這些大城市有密切關系的其他許許多多的禍害。
在這些大城市中，照盧梭的說法，婦女不再相信名譽，而男子則不再相信道德。
“這種人口擁擠的現象愈是顯著，他們的财富和生活條件的不平等現象亦便愈大，而且因為随着不平等現象的增長，公衆的不安和不滿亦在增長。
所以凡是發生這種擁擠現象的地方，便愈加存在糾紛和動蕩的根源；也正是在這些地方要克服更多的障礙，才能确立真正的自由。
“通常人們總是抱怨教士的欺騙，抱怨軍人的專橫，抱怨廷臣的口是心非，抱怨奸細的背信棄義。
其實他們倒應該抱怨使這一切成為必然的駭人聽聞的不平等。
風俗、制度和法律迫使這許許多多人彼此嫉妒、互相仇恨和互相角逐，怎麼能夠奢望不通過欺騙和恫吓而使他們彼此間保持表面的和平呢？ “這些由不平等而誕生的首都，那裡正在醞釀着革命的因素。
這些首都曾那麼多次地作過暴政的工具，卻有時也成為自由的發祥地。
假如明智的人們能夠指導那裡的運動，并接着懂得消除過分擁擠和臃腫的現象，這些城市便會切實地有助于确立真正的秩序。
” 我曉得，在公有制度下，用不着擔心這種令人厭惡的混亂。
但是，我仍然堅持認為，隻要稍為放任競争，那也是不審慎的。
因而，無論什麼事情都絕對不應該違背原則。
1837年出版的《伊加利亞旅行記》的作者最初曾毫無保留地接受了城市和首都制度。
現在，卡貝先生似乎已不那麼重視這種等級形式了。
在該書第二版（修道院街11号瑪萊書店出售）序言中，他同意可建立有城市的公有制或無城市的公有制，等等。
毫無疑義，卡貝先生對自己著作的其他若幹論點，經過重新研究後，也會在第三版中趕快加以改正的，因為卡貝先生同那些心胸狹窄、虛榮心很重的人們沒有絲毫的共同之處。
那些人，即使已經知道有更好的答案，也還是猶豫而不願放棄自己最初的成見的。
就這一點來說，沒有誰比我更尊重卡貝先生的聰明才智的了。
關于我所提出的新組織形式同社會和政治的統一相結合的辦法，我将在我的著作的政治部分中加以明确闡述。
但是，在這裡出現一個新的問題： “每個公社的規模及其居民的人數将如何呢？”縱然人口數量會有所變動，縱然它以後必然會不斷地發生變化，縱然在這方面的差錯實質上并不影響我們的制度的基本原則，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仍然是值得加以考慮的。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認為有兩點缺陷必須避免，即：規模龐大和僻遠孤單。
一方面，我感到，在過分小的公社①中，兄弟般的競賽，對共和的熱情，對藝術、科學、技藝的愛好，總之一句話，一切高尚欲念都會在發展上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我也考慮到，公社人口過多，則會成為對妥善管理、妥善進行工作、特别是進行農業勞動的一種障礙。
此外，在公共衛生、教育等方面，還會帶來一些更嚴重的不方便。
因此，我認為應該暫時把人數定為一萬人。
這個問題既已确定，關于公社面積大小的問題，隻不過是測量土地的手續罷了。
①我認為，盧梭、邦納羅蒂等在自己的批判中過于把這個問題絕對化了。
他們由于大城市的種種缺陷引起憂慮，而竟陷于相反的極端。
看來，他們是想建設一種純鄉村式的世界。
這些有德行的公民對城市提出的最嚴厲的譴責，那就是認為城市永遠是卑劣行為和暴政的藏污納垢之所，因為富人和窮人都從四面八方湧到這裡來，而且前者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