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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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得到所有作者共同确認的；而且，為了将别人的研究用于自己那飄忽不定的想法，他對這些研究都故意進行歪曲或僞造。
高貴而孤僻的雷齊烏斯感到驚愕不已，霍姆格倫、亨申和所有瑞典神經學家及組織學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演講者。
我不耐煩地顫抖着，因為我明白，出于對公約最基本的尊重，我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對這麼多可憎的錯誤和故意的遺漏給予明确的糾正。
我從來都理解不了那些奇怪的精神憲法，它們畢生都緻力于崇拜自我，對所有的創新都秘而不宣，對知識環境中不斷發生的變化堅決抵制。
而且，我也想象不出這樣的以自我為中心會有什麼優勢，因為每個人都沉默以待，知道自己要相信的東西。
這種态度如果要給個人帶來益處，就有必要讓進步陷于癱瘓，科學家放棄批評的特權，研究者大大降低智力水平，這樣自我美化的天才就能夠憑借不可抗拒的建議，将其個人願景死闆教條地強加給每個人。
但是，我重複一遍，既然假定這一切都是為了占據一個荒謬的位置，如果沒有适當的理由訴諸精神病學，我就不能想象出還有如此怪異的心理。
将擁有如此性格迥異的科學對手成雙成對地連系在一起，是多麼殘酷的諷刺！ 我的同事在正式宴會上的祝酒詞中表現了同樣的奧林匹克式的驕傲和自命不凡的神情。
這種莊重的宴會是由諾貝爾基金會成員舉辦的。
出席宴會的有王子、商業大亨、外交使團以及公共機構和學術機構的傑出代表。
國王陛下對我非常親切，給我講述了他穿越安達盧西亞（Andalusia）的經曆，并高度贊揚了西班牙的各種美麗的事物和西班牙人民的性格品質。
敬酒的時候，各部長、各皇家學院以及諾貝爾基金會傑出的主席，還有獲獎者所屬國家的代表（西班牙代表除外，他為自己的缺席表示了道歉），都做了獨特精彩的發言。
松德貝裡（Sundberg）教授用法語向我取得的榮譽表達了最親切的祝賀。
後來，所有的獲獎者都給予禮貌的回應。
我認為，在那場由令人愉快的禮貌和優雅的朋友組成的音樂會上，我沒有發出一個不和諧的音符。
在簡短的法語講話中，我特别強調了對傑出研究者的真誠感謝，他們跟高爾基和我一樣，或者比我們更加值得這種榮譽和贊賞。
除了壯觀的官方宴會，許多著名科學家和特别文雅好客的瑞典的普通人民，在其他方面也表現出了各種關心。
他們想方設法地讓我們能在斯德哥爾摩度過愉快的短暫時光。
卡羅琳學院院長K.A.H.默納為獲獎者舉辦了宴會。
他的妻子和女兒擁有典型的斯堪的納維亞美貌，為這所房子的熠熠生輝做出了非凡的貢獻。
雷齊烏斯博士為慶祝我的榮譽而邀我共進親密晚餐，在他的房子裡，我有機會與他可敬可佩的妻子交談，并逐漸熟悉了瑞典家庭那優雅精緻的舒适。
他為外國訪客在歌劇院舉辦了演出晚會，帶我們遊覽了古老的烏普薩拉大學（UniversityofUpsala）——瑞典的“牛津”，陪我們參觀了滑冰場，那裡培育了遙遠的北方國家最喜歡的運動。
他還跟我們一起繞着港口散步，帶我們參觀了有趣的動物園，那裡除了其他奇觀外，還展出了一些鄉村住宅以及農民家庭在北方漫長的冬季進行的精彩的家居活動。
為了給我的瑞典之旅畫上一個句号，給當地居民（他們給我留下了最愉快的回憶）的故事畫上一個句号，我要提到一則逸聞趣事，并講述我觀察到的一個事實。
挪威獨立還是最近不久的事情，我冒險向一位高官（我有幸被引薦給他）表達了我的意見。
在西班牙聽說瑞典對共同祖國的分裂表現出漠不關心時，我們該有多麼驚訝！我和藹可親的同伴非但沒有像我所期望的那樣對這一事實發出悲痛的哀歎，反而隻是嘴上挂着微笑說：“如果為了武力維持我們與鄰國的聯盟，我們打亂了平衡的預算，暫停了代表普通文化、反對酗酒的勝利運動，那麼我們就應該是徹頭徹尾的傻瓜。
” 我的觀察來自西班牙付給國外代理費用時表現出來的無恥的吝啬。
瑞典駐馬德裡的部長以及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其他國家的外交代表都住在宏偉壯觀的豪宅裡，尊嚴與等級相稱，而西班牙駐瑞典的辦事處卻搖搖欲墜地位于一座簡陋公寓的二樓。
這種可恥的對比造成了一種疏忽怠慢的印象，許多人都注意到了這一點，對我們的祖國來說一點兒都不光榮。
根據禮儀和習俗，在瑞典首都的每一位授權外交部部長都用私人宴會招待他的獲獎同胞，出席宴會的有相應國籍聚居地裡的精英人士。
其他所有的人都證明了這一點，為他們榮獲諾貝爾獎的同胞進行了周到的安排。
隻有我們的部長在哀歎着缺乏合适的環境和足夠的資源，沒有舉辦這種展示禮儀的活動。
不過，富有修養的公使館秘書R.米提亞納（R.Mitjana）先生，盡管資源有限，仍然給予我們慷慨大方又殷勤周到的補償。
他毫不吝啬地陪我在這座城市裡漫步，陪我參觀烏普薩拉大學，是我最坦率和最親近的朋友。
不幸的是，剛才所提到的情況并不是特例。
在我訪問過的所有首都（巴黎除外）裡，我都悲傷地注意到，西班牙公使
高貴而孤僻的雷齊烏斯感到驚愕不已，霍姆格倫、亨申和所有瑞典神經學家及組織學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演講者。
我不耐煩地顫抖着，因為我明白，出于對公約最基本的尊重，我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對這麼多可憎的錯誤和故意的遺漏給予明确的糾正。
我從來都理解不了那些奇怪的精神憲法，它們畢生都緻力于崇拜自我，對所有的創新都秘而不宣，對知識環境中不斷發生的變化堅決抵制。
而且，我也想象不出這樣的以自我為中心會有什麼優勢，因為每個人都沉默以待，知道自己要相信的東西。
這種态度如果要給個人帶來益處，就有必要讓進步陷于癱瘓，科學家放棄批評的特權，研究者大大降低智力水平，這樣自我美化的天才就能夠憑借不可抗拒的建議，将其個人願景死闆教條地強加給每個人。
但是，我重複一遍，既然假定這一切都是為了占據一個荒謬的位置，如果沒有适當的理由訴諸精神病學，我就不能想象出還有如此怪異的心理。
将擁有如此性格迥異的科學對手成雙成對地連系在一起，是多麼殘酷的諷刺！ 我的同事在正式宴會上的祝酒詞中表現了同樣的奧林匹克式的驕傲和自命不凡的神情。
這種莊重的宴會是由諾貝爾基金會成員舉辦的。
出席宴會的有王子、商業大亨、外交使團以及公共機構和學術機構的傑出代表。
國王陛下對我非常親切，給我講述了他穿越安達盧西亞（Andalusia）的經曆，并高度贊揚了西班牙的各種美麗的事物和西班牙人民的性格品質。
敬酒的時候，各部長、各皇家學院以及諾貝爾基金會傑出的主席，還有獲獎者所屬國家的代表（西班牙代表除外，他為自己的缺席表示了道歉），都做了獨特精彩的發言。
松德貝裡（Sundberg）教授用法語向我取得的榮譽表達了最親切的祝賀。
後來，所有的獲獎者都給予禮貌的回應。
我認為，在那場由令人愉快的禮貌和優雅的朋友組成的音樂會上，我沒有發出一個不和諧的音符。
在簡短的法語講話中，我特别強調了對傑出研究者的真誠感謝，他們跟高爾基和我一樣，或者比我們更加值得這種榮譽和贊賞。
除了壯觀的官方宴會，許多著名科學家和特别文雅好客的瑞典的普通人民，在其他方面也表現出了各種關心。
他們想方設法地讓我們能在斯德哥爾摩度過愉快的短暫時光。
卡羅琳學院院長K.A.H.默納為獲獎者舉辦了宴會。
他的妻子和女兒擁有典型的斯堪的納維亞美貌，為這所房子的熠熠生輝做出了非凡的貢獻。
雷齊烏斯博士為慶祝我的榮譽而邀我共進親密晚餐，在他的房子裡，我有機會與他可敬可佩的妻子交談，并逐漸熟悉了瑞典家庭那優雅精緻的舒适。
他為外國訪客在歌劇院舉辦了演出晚會，帶我們遊覽了古老的烏普薩拉大學（UniversityofUpsala）——瑞典的“牛津”，陪我們參觀了滑冰場，那裡培育了遙遠的北方國家最喜歡的運動。
他還跟我們一起繞着港口散步，帶我們參觀了有趣的動物園，那裡除了其他奇觀外，還展出了一些鄉村住宅以及農民家庭在北方漫長的冬季進行的精彩的家居活動。
為了給我的瑞典之旅畫上一個句号，給當地居民（他們給我留下了最愉快的回憶）的故事畫上一個句号，我要提到一則逸聞趣事，并講述我觀察到的一個事實。
挪威獨立還是最近不久的事情，我冒險向一位高官（我有幸被引薦給他）表達了我的意見。
在西班牙聽說瑞典對共同祖國的分裂表現出漠不關心時，我們該有多麼驚訝！我和藹可親的同伴非但沒有像我所期望的那樣對這一事實發出悲痛的哀歎，反而隻是嘴上挂着微笑說：“如果為了武力維持我們與鄰國的聯盟，我們打亂了平衡的預算，暫停了代表普通文化、反對酗酒的勝利運動，那麼我們就應該是徹頭徹尾的傻瓜。
” 我的觀察來自西班牙付給國外代理費用時表現出來的無恥的吝啬。
瑞典駐馬德裡的部長以及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其他國家的外交代表都住在宏偉壯觀的豪宅裡，尊嚴與等級相稱，而西班牙駐瑞典的辦事處卻搖搖欲墜地位于一座簡陋公寓的二樓。
這種可恥的對比造成了一種疏忽怠慢的印象，許多人都注意到了這一點，對我們的祖國來說一點兒都不光榮。
根據禮儀和習俗，在瑞典首都的每一位授權外交部部長都用私人宴會招待他的獲獎同胞，出席宴會的有相應國籍聚居地裡的精英人士。
其他所有的人都證明了這一點，為他們榮獲諾貝爾獎的同胞進行了周到的安排。
隻有我們的部長在哀歎着缺乏合适的環境和足夠的資源，沒有舉辦這種展示禮儀的活動。
不過，富有修養的公使館秘書R.米提亞納（R.Mitjana）先生，盡管資源有限，仍然給予我們慷慨大方又殷勤周到的補償。
他毫不吝啬地陪我在這座城市裡漫步，陪我參觀烏普薩拉大學，是我最坦率和最親近的朋友。
不幸的是，剛才所提到的情況并不是特例。
在我訪問過的所有首都（巴黎除外）裡，我都悲傷地注意到，西班牙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