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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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品以及其他各種保健價值可疑的藥物；投機倒把類的公司或憑空捏造的公司高薪邀請我加入；為影集和手稿集題詞的迫切要求；各種約見挂名的請求……對于這一切，我都拒絕了。
但并非所有的禮品都淪為禮節性的祝賀或者紀念宴會上短暫的情感迸發。
一些禮品不僅象征崇高的精神意義，還具有物質價值。
我想提一下這些禮品：傑出藝術家馬裡亞諾·本柳雷（MarianoBenlliure）所雕刻的偉大金牌——由聖卡洛斯大學的教授、學生和馬德裡的許多醫生共同出資訂購；用精緻水彩制作而成的高雅華麗的影集——一件真正的藝術瑰寶，它是由人文氣息濃郁的巴倫西亞市的社會組織和活躍人物共同贈送的；裝飾精美的榮譽證書——由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Aires）的西班牙醫生贈送，他們希望除了以實質性的方式在我的一些科學研究方面進行合作，還啟動了公開捐贈活動，資助出版了我的一部著作（這部著作于1910年出版，稍後我将會說到）。
不必多說，我是懷着多麼真摯的感激之情保存着所有這些禮物及其他豐盛的禮物。
我自豪地保存着這些禮物，不但作為我好運的見證，也作為大西洋兩岸許多善良的西班牙人強烈愛國主義熱情的見證。
他們在團結一緻的最崇高精神的鼓舞下，把國外頒發給他們一個兄弟的榮譽都視為自己的榮譽。
總之，長達4個月的時間都被浪費在了一系列活動上，比如接受各種祝賀、熱情地握手或者冷漠地握手、絞盡腦汁編造陳詞濫調的祝酒詞、消化不良又從中恢複過來、裝扮各種假裝滿意的鬼臉。
想一想吧，正是為了保證心靈的平靜，避免一切受歡迎的可能性，我才故意選擇了最晦澀難懂、最高深奧妙、最不受歡迎的科學！ 但是，我一定不會言過其實，在目前這種形勢下，言過其實可能聽起來像忘恩負義，極度行使個人主義的權利也不被允許。
我必須承認，對于以某種方式追求國家崇高地位的人來說，給予他們的榮譽不但表明了他們的道德品質高尚、優雅，而且樹立了積極有效的典範、榜樣。
這些榮譽産生于團結一緻和敬仰愛戴的高尚情感，這些情感太高尚而不能受到任何譴責。
每一個教養優雅的人都必須對這些榮譽深表感謝并銘記在心。
但是我們拉丁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極端分子。
與北方民族的中庸與冷靜相比，我們缺乏分寸感和平衡感，因此開始時的熱情關注到最後成了厭倦與勉強。
在西班牙——埃切加賴、加爾多斯（Galdós）、貝納文特（Benavente）、卡維亞（Cávia）以及其他許多被公正授予榮譽的人都可以證明這一事實——為了從朋友和崇拜者的關注和贊頌中全身而退，一個人必須有一顆鋼鐵般堅硬強大的内心、大象般厚實粗糙的皮膚、秃鹫般百毒不侵的腸胃。
最初時刻的感覺是甜蜜，随之而來的是輕微的苦澀。
就像激昂粗糙的友誼，榮譽輕撫我們，也會給我們造成瘀傷；榮譽親吻了我們，但我們也被擠壓到粉身碎骨。
榮譽剝奪我們已成習慣的安逸，擾亂我們精神上的平和，限制我們意志的神聖自由，把我們變成粗魯無禮的好奇心追趕的目标，将我們的謙卑品質置于危險境地，迫使我們不斷地思考自己、談論自己，最終改變我們的生活曆程，把它扭曲成變幻莫測又毫無用處的蜿蜒散漫。
真心實意地講，我必須承認某件可能會讓讀者譏笑的事情。
正如我剛才所暗示的那樣，諾貝爾獎給我的恐懼多于快樂。
各種獎章、各種頭銜、各種勳章是競争對手們相對能夠容忍的榮譽。
但這可是一個巨額獎項！帶來大量财富的榮譽會惹惱别人，讓别人難以容忍。
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種古語有深厚的根基。
事實上，這兩者似乎構成了人類命運中不可避免的波動不斷交替的階段，并且不是通過想象的命運帶來的影響而交替，而是因為過度的好運具有改變人類情感的不幸品質。
正如塞内加的那句名言：“贊賞一個人的人越多，嫉妒那個人的人就越多。
我竭盡全力地提升自己，超越普通人，使自己以一種特殊品質而引人注目。
結果，我隻能遭受充滿嫉妒的攻擊，揭開可能會傷害我的仇恨的面紗。
” 我扪心自問，我的外國對手們會怎麼拿走我的幸運之星給我的這些禮物呢？所有那些我不幸跟他們犯過同樣錯誤的科學家，會說我什麼呢？這麼多已經落榜的傑出研究者，對他們至高無上的功勞我愉快地緻謝。
面對他們，我怎麼才能證明卡羅琳學院對我的肯定和喜愛是合理正确的呢？最後，我把目光轉向了心愛的西班牙，我應該做些什麼來安撫某些教授呢？其中一些還跟我來自同一個地方。
對他們來說，如果我不是一個工作勤奮的傻瓜，那就總是一個自命不凡的庸人。
因為西班牙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西班牙人自己，承認這一點讓我感到悲傷難過。
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我的疑慮、擔心不無道理，甚至在瑞典首都停留期間麻煩就開始了。
這當然不是瑞典科學家的過錯，他們舉止禮貌，行為得體，堪稱典範，而是共同獲獎者那怪異性格的過錯，那位共同獲獎者是我所認識的最愛慕虛榮、最自我崇拜的天才之一
但并非所有的禮品都淪為禮節性的祝賀或者紀念宴會上短暫的情感迸發。
一些禮品不僅象征崇高的精神意義，還具有物質價值。
我想提一下這些禮品：傑出藝術家馬裡亞諾·本柳雷（MarianoBenlliure）所雕刻的偉大金牌——由聖卡洛斯大學的教授、學生和馬德裡的許多醫生共同出資訂購；用精緻水彩制作而成的高雅華麗的影集——一件真正的藝術瑰寶，它是由人文氣息濃郁的巴倫西亞市的社會組織和活躍人物共同贈送的；裝飾精美的榮譽證書——由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Aires）的西班牙醫生贈送，他們希望除了以實質性的方式在我的一些科學研究方面進行合作，還啟動了公開捐贈活動，資助出版了我的一部著作（這部著作于1910年出版，稍後我将會說到）。
不必多說，我是懷着多麼真摯的感激之情保存着所有這些禮物及其他豐盛的禮物。
我自豪地保存着這些禮物，不但作為我好運的見證，也作為大西洋兩岸許多善良的西班牙人強烈愛國主義熱情的見證。
他們在團結一緻的最崇高精神的鼓舞下，把國外頒發給他們一個兄弟的榮譽都視為自己的榮譽。
總之，長達4個月的時間都被浪費在了一系列活動上，比如接受各種祝賀、熱情地握手或者冷漠地握手、絞盡腦汁編造陳詞濫調的祝酒詞、消化不良又從中恢複過來、裝扮各種假裝滿意的鬼臉。
想一想吧，正是為了保證心靈的平靜，避免一切受歡迎的可能性，我才故意選擇了最晦澀難懂、最高深奧妙、最不受歡迎的科學！ 但是，我一定不會言過其實，在目前這種形勢下，言過其實可能聽起來像忘恩負義，極度行使個人主義的權利也不被允許。
我必須承認，對于以某種方式追求國家崇高地位的人來說，給予他們的榮譽不但表明了他們的道德品質高尚、優雅，而且樹立了積極有效的典範、榜樣。
這些榮譽産生于團結一緻和敬仰愛戴的高尚情感，這些情感太高尚而不能受到任何譴責。
每一個教養優雅的人都必須對這些榮譽深表感謝并銘記在心。
但是我們拉丁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極端分子。
與北方民族的中庸與冷靜相比，我們缺乏分寸感和平衡感，因此開始時的熱情關注到最後成了厭倦與勉強。
在西班牙——埃切加賴、加爾多斯（Galdós）、貝納文特（Benavente）、卡維亞（Cávia）以及其他許多被公正授予榮譽的人都可以證明這一事實——為了從朋友和崇拜者的關注和贊頌中全身而退，一個人必須有一顆鋼鐵般堅硬強大的内心、大象般厚實粗糙的皮膚、秃鹫般百毒不侵的腸胃。
最初時刻的感覺是甜蜜，随之而來的是輕微的苦澀。
就像激昂粗糙的友誼，榮譽輕撫我們，也會給我們造成瘀傷；榮譽親吻了我們，但我們也被擠壓到粉身碎骨。
榮譽剝奪我們已成習慣的安逸，擾亂我們精神上的平和，限制我們意志的神聖自由，把我們變成粗魯無禮的好奇心追趕的目标，将我們的謙卑品質置于危險境地，迫使我們不斷地思考自己、談論自己，最終改變我們的生活曆程，把它扭曲成變幻莫測又毫無用處的蜿蜒散漫。
真心實意地講，我必須承認某件可能會讓讀者譏笑的事情。
正如我剛才所暗示的那樣，諾貝爾獎給我的恐懼多于快樂。
各種獎章、各種頭銜、各種勳章是競争對手們相對能夠容忍的榮譽。
但這可是一個巨額獎項！帶來大量财富的榮譽會惹惱别人，讓别人難以容忍。
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種古語有深厚的根基。
事實上，這兩者似乎構成了人類命運中不可避免的波動不斷交替的階段，并且不是通過想象的命運帶來的影響而交替，而是因為過度的好運具有改變人類情感的不幸品質。
正如塞内加的那句名言：“贊賞一個人的人越多，嫉妒那個人的人就越多。
我竭盡全力地提升自己，超越普通人，使自己以一種特殊品質而引人注目。
結果，我隻能遭受充滿嫉妒的攻擊，揭開可能會傷害我的仇恨的面紗。
” 我扪心自問，我的外國對手們會怎麼拿走我的幸運之星給我的這些禮物呢？所有那些我不幸跟他們犯過同樣錯誤的科學家，會說我什麼呢？這麼多已經落榜的傑出研究者，對他們至高無上的功勞我愉快地緻謝。
面對他們，我怎麼才能證明卡羅琳學院對我的肯定和喜愛是合理正确的呢？最後，我把目光轉向了心愛的西班牙，我應該做些什麼來安撫某些教授呢？其中一些還跟我來自同一個地方。
對他們來說，如果我不是一個工作勤奮的傻瓜，那就總是一個自命不凡的庸人。
因為西班牙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西班牙人自己，承認這一點讓我感到悲傷難過。
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我的疑慮、擔心不無道理，甚至在瑞典首都停留期間麻煩就開始了。
這當然不是瑞典科學家的過錯，他們舉止禮貌，行為得體，堪稱典範，而是共同獲獎者那怪異性格的過錯，那位共同獲獎者是我所認識的最愛慕虛榮、最自我崇拜的天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