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與理論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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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數據由一種病因學關系聯系在一起。

    除了概念價值或解釋價值,理論還包含一種工具價值。

    不加思考的觀察跟不加觀察的思考一樣危險。

    理論是我們最好的智力工具,就像其他工具一樣,它容易“開口”“生鏽”,需要持續不斷地修理和替換,但是沒有了它,在現實這個“大理石塊”上鑿出一個“深洞”就幾乎會變成不可能的事。

     對解剖學家、組織學家和胚胎學家來說,建立普遍原則注定要面對分析這個硬闆凳,還要遵循邏輯傾向性以及幾乎不能訓練的沖動。

    對普遍原則的建立置之不理卻大聲宣稱該做事情了,這時候去檢驗想象的沖動是極其困難的。

    而且,普遍原則的建立正是通過以實用性和目的性為主的思想機制這種行動模式,被強加在我們身上,同時每天都把機械性原因和功利性動機這樣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

    觀察到一種結構布局或形态布局之後,我們的腦海裡總是會浮現出這個問題:“它給這個有機體帶來了什麼生理服務和心理服務?”在想方設法地獲取所有不可或缺的數據之前的很久一段時間,與這些邏輯傾向性做鬥争的常識在檢驗我們的好奇心時都會徒勞無功,提醒我們這個問題提出得太早了。

    這種謹慎的反思可能會讓我們的考慮更加周密,卻不會讓理論化的進程癱瘓不動。

    無拘無束的想象,就像在沙地上建造的房子,如果沒有堅實的根基,那就容易倒塌。

     而且,通過歌德和許多現代思想家來證實“對最終原因的搜尋是沒有意義的”和“我們的任務是确定‘如何’的問題,而不是‘為何’的問題”是毫無用處的。

    我們的頭腦,幾千年甚至可能幾百萬年來,為了功利和自私的目的而對大自然提出質疑,不可能突然改變其看待世界的模式。

     我們也一定不能忘記,在生物科學中,要達到了解“如何”這個問題,即對有機體的安排布局進行鑄模塑型的生化進程,有必要先解決“到達什麼終點”這個不專業、不知足的好奇心提出的初步問題。

     這一切都明顯自相矛盾,但人類命中注定就是這樣。

    理智和情感從來就不是好朋友。

    那些感覺到這種臆測沖動的人隻是太了解這一點了,即在生物學界能夠進行系統化思考的偉大決賽的選手,他們的工作通常是多麼的短暫! 所有上述語言(我為此請求讀者的原諒)都是在盡可能地為我那因猜測臆想帶來的歡呼雀躍(幸虧數量不多)尋找理由,并解釋一個信奉事實派宗教的堅不可摧的狂熱分子,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跌入獻祭令人眼花缭亂、神魂颠倒的理論偶像這個弱點的深淵。

    盡管在内心深處深信其無可挽回的短暫無常,盡管已經多次宣稱“如果不受限制的沖動帶來的結果是我們形成了一些假說,那我們就應該盡量至少不要太堅定地相信這些假說”。

    我們一定不要陶醉于自己的美酒或者别人的美酒。

     我的良心因這種自發的忏悔寬慰了一點兒,我要繼續簡要叙述這3年期間因想象而成的潛心之作。

    首先,我要聲明一點,在我自己提出的猜想和假設當中,有一些猜想和假設,在經過25年的不斷發展之後,直到現在我仍然覺得很有價值,也能經得起推敲;其次,坦率地講,也有一些不可能實現的、大膽魯莽的且不能讓人接受的猜想和假設。

    自然而然,我将更多地關注前者,而不是後者。

    後者隻應被遺忘。

    根據我的判斷,一些屬于第一類的猜想和假設位于根基牢固的經驗法則之列。

     我的第一篇具有理論性質的作品是《對神經細胞形态學的總體思考》(GeneralConsiderationsontheMorphologyoftheNerveCell),被選送到1894年在羅馬舉辦的國際醫學大會(InternationalMedicalCongress)。

     這篇通訊論文主要内容涉及對支配動物類神經系統進化法則的審查,并盡可能地說明在無數的發展變化中,哪些神經中樞保持了其潛在的原始可塑性,能夠在結構上适應宇宙日益多變複雜的環境;哪些神經中樞(主要是動物)好像被一種古老的無意識僵化,并且因反對任何适應而幾乎徹底結束自己物種的曆史。

     為了簡潔,我會快速列舉這篇通訊論文的主要結論。

     (1)神經組織的胚胎發育過程重演了一遍其種族曆史,中間發生了一些簡化和遺漏,無論是在神經膠質方面還是在神經細胞方面。

    (2)從種族發展的角度來看,所有的脊椎動物都同時擁有兩套神經系統:已經通過分化完成發育并且隻有通過延伸才能發展的感覺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節、視網膜、嗅球、脊髓、小腦、丘腦、紋狀體等);在動物系列中通過延伸和對其元素進行結構及形态分化來繼續完善自身的大腦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