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批判的樂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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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輕研究者解決了工作中的難題且有所建樹之後，我們相信他一定會也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進一步發展。
他的科學生涯已經獲得了成功，苦苦追求的高貴目标已經達成，自己也成為國際科學權威，國内外的期刊經常出現他的名字和見解，同時還伴随着人們的贊美，他憑借自己的名望足以讓世界科學年鑒以巨大的篇幅來描述自己的成就。
在這種有利的環境下，我們的學者可以做出如下兩種選擇：（1）繼續集中全部精力獨自從事科學研究，但無法将自己的經驗與心得通過教學傳授給别人；（2）承擔神聖的教學工作，邀請學生與他共同進行研究，同時，通過努力開創一個自己的學術流派等。
這兩種選擇各自的優點是很明顯的。
獨自工作絕對是滿足自我成就感的最佳方式，還可以享受安靜的環境，不被效仿者和對手所幹擾，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個人研究上，在自足和自信的狀态下生活&mdash&mdash盡管看不到人們的尊敬與熱情（這可能是一種很好的有利條件）。
但是，科學家内心深處存在的父性本能，驅使他在功成名就之後燃起了教書育人的渴望。
他自問：&ldquo當我年老之後，沒有精力去保護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時候，它會變成什麼樣呢？如果我的對手或者不講原則的後來者盜用了我的發現，忽視或者不公正地評判它們的時候，誰會出來捍衛我的心血呢？&rdquo 即使從一個自私的角度，以明智和有眼光的自我來看待這種情況，學者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也是很重要的。
研究與教學并重是很辛苦的，教授的日常活動分成兩條平行的路線，一條通往研究室，另一條通向教室。
所以，他的生活是緊張的，但伴随着許多快樂和機會。
他鼓勵學生發展高尚的興趣，在完成教學目标的同時滿足了自己的愛國心，并為此感到自豪，這樣他就不至于孤單悲哀地走完人生旅程。
相反，他會被一群理解自己的熱情的追随者包圍，他們會永遠記住和傳頌他的思想。
如果學術派别的創建者能夠将理解和寬容的精神傳給他的學生，就會得到後人的尊崇，他自己的錯誤也将得到原諒，人們會善意地為其辯解。
相反，如果誰自高自大、目中無人，以人類思想的播種者自居，則隻能成為孤家寡人。
别人會覺得他縱容自己的驕傲，缺乏為他人服務的精神。
即使他的确有卓越的才能，也會被視為病态，他的同胞和同樣擁有偉大才能的學者也将遠離他。
他就像一顆從天堂墜落的流星，光芒隻是瞬息一現，無法長久保持。
科學家從事教學活動是十分高尚的，除了充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還給後代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遺産，有着無可否認的社會價值。
像西班牙這樣的國家，科學成果的産出寥若晨星，急需學者們通過教育挽救國家的落後。
在這樣的國家裡，偶然出現的幾個科學天才往往學術上後繼無人。
一方面是國際上幾百個實驗室和學院的激烈競争，各種科學著作大規模地重印，滿足着現代人對知識的渴求，有志于知識革新的大學生們努力實現着自己的抱負；另一方面是落後國家的科學家們依然對外國語言一竅不通，一些國家由于大國沙文主義，對西班牙漠然視之&mdash&mdash西班牙的年輕研究者與隐居在世界著名象牙塔中的權威交流之路困難重重，他們與國外研究者的合作成果往往會歸功于對方，甚至對方的學生。
有些在發表時看上去似乎沒有價值的資料（因此沒有得到譯介），雖然随着時間的推移會逐漸顯現其價值，但也被遺忘在西班牙的圖書館中。
當評論家和學者大量存在于文學和曆史（屬于閑适和迷人的藝術）領域，在崇尚嚴謹的科學界也應該出現明智、博學的中堅力量，但在缺乏文化氣氛的國家裡是缺少培養這種人才的學術土壤的。
所以，這些落後國家必須盡全力發展科學，改善教育，依靠活躍在教育界的科學家的努力，在最大限度上支持他們的工作。
但是，科學家應該如何培養出能夠延續自己工作的學生，或者使那些天才的學生超過自己的老師，開辟出新的研究之路呢？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怎樣讓學生産生對科學難以抗拒的熱情？ 盡管富耶（Fouillée）、裡博（Ribot）、貝爾南（Bernheim）、萊維（Lévy）等人認為，所有被大腦接受的思想都有轉化為行動的趨勢，但無疑大多數人缺乏将科學理念或者知識轉化成行為或者證明它們的能力，也無法通過個人努力擴展這些知識的範圍
他的科學生涯已經獲得了成功，苦苦追求的高貴目标已經達成，自己也成為國際科學權威，國内外的期刊經常出現他的名字和見解，同時還伴随着人們的贊美，他憑借自己的名望足以讓世界科學年鑒以巨大的篇幅來描述自己的成就。
在這種有利的環境下，我們的學者可以做出如下兩種選擇：（1）繼續集中全部精力獨自從事科學研究，但無法将自己的經驗與心得通過教學傳授給别人；（2）承擔神聖的教學工作，邀請學生與他共同進行研究，同時，通過努力開創一個自己的學術流派等。
這兩種選擇各自的優點是很明顯的。
獨自工作絕對是滿足自我成就感的最佳方式，還可以享受安靜的環境，不被效仿者和對手所幹擾，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個人研究上，在自足和自信的狀态下生活&mdash&mdash盡管看不到人們的尊敬與熱情（這可能是一種很好的有利條件）。
但是，科學家内心深處存在的父性本能，驅使他在功成名就之後燃起了教書育人的渴望。
他自問：&ldquo當我年老之後，沒有精力去保護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時候，它會變成什麼樣呢？如果我的對手或者不講原則的後來者盜用了我的發現，忽視或者不公正地評判它們的時候，誰會出來捍衛我的心血呢？&rdquo 即使從一個自私的角度，以明智和有眼光的自我來看待這種情況，學者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也是很重要的。
研究與教學并重是很辛苦的，教授的日常活動分成兩條平行的路線，一條通往研究室，另一條通向教室。
所以，他的生活是緊張的，但伴随着許多快樂和機會。
他鼓勵學生發展高尚的興趣，在完成教學目标的同時滿足了自己的愛國心，并為此感到自豪，這樣他就不至于孤單悲哀地走完人生旅程。
相反，他會被一群理解自己的熱情的追随者包圍，他們會永遠記住和傳頌他的思想。
如果學術派别的創建者能夠将理解和寬容的精神傳給他的學生，就會得到後人的尊崇，他自己的錯誤也将得到原諒，人們會善意地為其辯解。
相反，如果誰自高自大、目中無人，以人類思想的播種者自居，則隻能成為孤家寡人。
别人會覺得他縱容自己的驕傲，缺乏為他人服務的精神。
即使他的确有卓越的才能，也會被視為病态，他的同胞和同樣擁有偉大才能的學者也将遠離他。
他就像一顆從天堂墜落的流星，光芒隻是瞬息一現，無法長久保持。
科學家從事教學活動是十分高尚的，除了充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還給後代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遺産，有着無可否認的社會價值。
像西班牙這樣的國家，科學成果的産出寥若晨星，急需學者們通過教育挽救國家的落後。
在這樣的國家裡，偶然出現的幾個科學天才往往學術上後繼無人。
一方面是國際上幾百個實驗室和學院的激烈競争，各種科學著作大規模地重印，滿足着現代人對知識的渴求，有志于知識革新的大學生們努力實現着自己的抱負；另一方面是落後國家的科學家們依然對外國語言一竅不通，一些國家由于大國沙文主義，對西班牙漠然視之&mdash&mdash西班牙的年輕研究者與隐居在世界著名象牙塔中的權威交流之路困難重重，他們與國外研究者的合作成果往往會歸功于對方，甚至對方的學生。
有些在發表時看上去似乎沒有價值的資料（因此沒有得到譯介），雖然随着時間的推移會逐漸顯現其價值，但也被遺忘在西班牙的圖書館中。
當評論家和學者大量存在于文學和曆史（屬于閑适和迷人的藝術）領域，在崇尚嚴謹的科學界也應該出現明智、博學的中堅力量，但在缺乏文化氣氛的國家裡是缺少培養這種人才的學術土壤的。
所以，這些落後國家必須盡全力發展科學，改善教育，依靠活躍在教育界的科學家的努力，在最大限度上支持他們的工作。
但是，科學家應該如何培養出能夠延續自己工作的學生，或者使那些天才的學生超過自己的老師，開辟出新的研究之路呢？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怎樣讓學生産生對科學難以抗拒的熱情？ 盡管富耶（Fouillée）、裡博（Ribot）、貝爾南（Bernheim）、萊維（Lévy）等人認為，所有被大腦接受的思想都有轉化為行動的趨勢，但無疑大多數人缺乏将科學理念或者知識轉化成行為或者證明它們的能力，也無法通過個人努力擴展這些知識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