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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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爺高興”;杜是出力,故意為此。
若論有意與無意,古代傷感多為無意。
如: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祖詠《終南望馀雪》)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孟浩然《宿建德江》) 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
(李商隐《登樂遊原》) 此等皆為無意,若除寫詩而外,并無他意,謂之“無所謂”。
如“林表明霁色”一句是景,下句“城中增暮寒”,是好是壞未言。
若前為“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羅隐《雪》),則“城中增暮寒”即壞事矣。
此為有意,但詩味不及前者,而“長安”二句,看這“乏”勁兒,似白樂天。
有意時往往不易寫成好詩。
而詩有意寫愁,且将其美化了,便好了,便能忍受了,如“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
若寫出者使人不能忍受,便是詩味不夠。
如老杜之“垢膩腳不襪”(《北征》),這樣句子真不是詩。
不是不能寫,是不能這樣寫。
其不成詩還不在于與人不快之感。
人吃菜酸甜苦辣都能吃,可是那要是菜才行,要做得是味。
詩中并非必須寫美,如菜中之臭豆腐也能好吃,可是要味好。
詩中也能寫醜,但要寫的是詩。
孟浩然《宿建德江》: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明明點出愁來,但經過詩化了,不但能入口,而且特别有味。
是凄涼,是冷,但詩味給調和了,能忍受了。
“野曠天低樹”一句是荒涼,但并不恐怖,經過美化了。
“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二句有其悲哀,但也詩化了,讀“夕陽”二句,總覺愛美情調勝過悲哀。
“野曠”二句,冷落;“夕陽”二句,悲哀;最無意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古代無意之詩多,但如老杜《晝夢》一首則全為有意。
前所講拗律隻拗一、二句,無如此首之幾乎全不合格律者。
(此《晝夢》一首僅“普天無吏橫索錢”是律句,兩聯對句亦合律詩要求。
)二、四句末二字“分眠”、“相牽”落平;六、八句末二字“虎邊”、“索錢”落仄平,均是有意的;又二、四兩句平聲太少,居十四分之五,五、六句平聲字占十四分之九。
崔颢“白雲千載空悠悠”、太白“芳洲之樹何青青”是偶然,老杜是成心。
老杜《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
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
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
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此首較前首順,蓋情調不同,寫前詩時在抑郁中,不如彼之拗表不出其抑郁。
“高秋爽氣相鮮新”,雖為人工,不如“芳洲之樹何青青”,但已有點意思了。
老杜拗律與崔氏《黃鶴樓》、李白《鹦鹉洲》不同,崔、李他們對仗有時不工,老杜雖平仄拗,但對仗甚工。
崔、李是自然而然,老杜是故意。
老杜七言拗律二首: 霜黃碧梧白鶴栖,城上擊柝複烏啼。
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凄凄。
南渡桂水阙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鼙。
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暮歸》) 北城擊柝複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
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幾時。
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适無前期。
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随所之。
(《曉發公安》) 杜甫晚年為病所苦,又有詩雲:“多病所需惟藥物,微軀此外複何求。
”(《江村》)人往前看總覺得來日方長,而到老年時回頭看已是逝者如斯,人愈老此種感覺愈迫切。
七言拗律二首即有此種感覺。
人要自己要強,天助自助者,否則雖天亦無力,況于他人?從拗律講,崔颢、太白之拗是“忘”,杜甫是“成心”。
不知者不宜罪,罪有可原;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天才差一點的人愛找“轍”,走着省勁。
創造力薄弱的人即如此。
有天才的人都是富于創造力的人,沒有創造力的人是繼承傳統、習慣(繼承别人是傳統,自己養成是習慣),沒有本領打破傳統、習慣,或根本不曾想打破傳統、習慣。
老杜律詩繼承初唐,有固定格律,然而老杜不安于此傳統、習慣。
一個天才是最富創造力者,天才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最不因循。
小孩子好奇,即創造力之一種;而因循是麻醉劑,如大煙、白面兒、海洛因,把多少有天才的人毒害了。
魯迅先生創造式的說話,很少使人聽了愛聽,其實是人的毛病太多。
魯迅先生明知道說什麼讓人愛聽,可我偏不愛說,杜甫拗律亦然。
如“張弓”(拉緊弓弦開弓),老杜深得“張”字訣,近代作家隻有魯迅先生,現在連“順”都做不到,何況“張”?連“不會”都沒有,何況“會”?說食不飽,須自己吃。
杜詩都是百石之弓,千斤之弩,張弓。
可惜老杜之拗律以晚年所作為多,杜詩晚年于“詩律細”,但意境并不高,并不深。
所以對老杜入蜀後的詩要加以挑揀,多半是壞的多,好的少,即因他隻在格律上用力,而未在意境上用力。
但如今日所舉上述二首拗律,真好,後人隻山谷可仿佛一二(山谷學杜,而力量不及,狠勁不夠),别人望塵莫及。
百石之弓,千斤之弩,沒有力便扳不開,不用說發弓射箭了。
老杜七言律詩之結實、謹嚴,如為楊小樓配戲之錢金福,功夫深,如鐵鑄成,便小樓也有時不及,可惜缺少彈性,去“死”不遠矣。
創造就怕這個。
青年幼稚,沒功夫,但有彈性,有長進;老年功夫深,但幹枯了,再甚便入死途了。
我們要在這兩者之間找出一條路來,在青年時能像老年功夫那樣成熟,在老年時要像青年那樣活潑,此便為矛盾之調和。
從詩之“拗”來看,《黃鶴樓》如雲煙,太白如水,老杜則如石。
如《暮歸》第三句“客子入門月皎皎”七字六仄一平,太白“芳洲之樹何青青”七字六平一仄,石水之不同。
可供參考。
《暮歸》一首,後四句沒勁,年老力不及之故。
“年過半百不稱意”怎樣呢?“明日看雲還杖藜”,真沒勁。
《曉發公安》(公安,在湖北)蓋出峽後作。
“鄰雞”與“野哭”仍“如昨日”,而“物色生态能幾時”,真凄涼。
“江湖遠适無前期”,“無前期”即預先無規定之謂,仍是凄涼。
以下參考宋人蘇、黃拗律。
蘇轼拗律一首: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
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
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
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出颍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黃庭堅拗律二首: 星宮遊空何時落,着地亦化為寶坊。
詩人晝吟山入座,醉客夜愕江憾床。
蜜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
不知青雲梯幾級,更借瘦藤尋上方。
(《題落星寺四首》其一) 岩岩匡俗先生廬,其下宮亭水所都。
北辰九關隔雲雨,南極一星在江湖。
相粘蚝山作居室,竅鑿混沌無完膚。
萬鼓聲撞夜濤湧,骊龍莫睡失明珠。
(《題落星寺四首》其二) 近人為詩喜作七言,五言較七言好湊,可不見得好作。
作,towrite;湊,tomake。
餘學七言律在先,學五言律在後,七言律長進在先,五言律長進在後。
清末宋詩擡頭。
近人有意為詩者多走此路,蓋因宋詩有痕迹可循。
唐人詩看起來千變萬化,其實簡單,隻是太自然。
至宋人詩則内容繁複,故學宋人詩可用以寫吾人各種感情思想。
唐人大氣磅礴,如工部“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旅夜書懷》),但學此不能寫自己之感情思想。
唐人詩好是好,然與我們不親切。
宋人詩七言律好者多,而五言古、五言律則不行。
蘇、黃五言亦不成,而其七言縱橫開阖,有的雖老杜亦不及,為老杜所未曾寫。
蘇、黃夠得上詩人,可是怎麼五言詩作得那麼糟而不自覺?也許他們覺得五言詩就該如此,此乃大錯。
無論如何舊詩這種體裁已是舊的功夫,五言到宋朝便已不行。
同是取火,由柴而煤而電氣,此即工具之演進。
在今日而以舊詩表現吾人思想感情,便如在美國燒玉米稈燒飯,總覺不甚合适。
詩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其演進自有其不得已;由古文而變為白話,亦然。
并不是因為白話比古文易懂,是因為白話表現的思想感情有古文所表達不出來的。
今日用舊體裁,已非表現思想感情的利器。
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七言離我們最近,所以好作。
詞比詩好作,曲又比詞好作。
白話文比古文好學(雖然好學不好學,不是好不好)。
詩原是入樂的,後世詩離音樂而獨立,故其音樂性便減少了。
詞亦然。
現代白話詩完全離開了音樂,故少音樂美。
胡适之先生對此之議論如何,餘于此不說,然雖有人說将舊詩之音樂性除去便是新詩,此實大錯。
蓋一切文學皆須有音樂性、音樂美,何況詩?如何能将詩之音樂性除去?其實不但文學,即語言亦須有音樂性,始能增加語言的力量。
音樂家劉天華逝世後,其兄劉半農為之作傳,說劉天華并無音樂天才,但這并不妨礙他成為音樂家,尤其是在南胡上。
即如劉半農先生,實亦無音韻學天才,但在音韻學上,他也有他的發明。
我們人在天才上都有缺陷,這要用努力去彌補。
對詩隻要了解音樂性之美,不懂平仄都沒關系。
四聲始于齊、梁,沈約所創,沈約為中國文學史承上啟下之人物,值得注意。
六朝皇帝文采風流,據雲:某帝問:“何謂四聲?”答曰:“天子聖哲。
”四聲(平上去入)、平仄并不是用來限制我們、束縛我們的。
一個有音樂天才的人作出詩來,自然好聽;沒有音樂天才的人按平仄作去,也可悅耳。
而許多好聽的有音樂美的詩并不見得有平仄。
如“古詩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别離。
相去萬馀裡,各在天一涯。
…… 首五字皆平聲,不也是很美嗎?和諧。
可見平仄格律是助我們完成音樂美的,而詩的音樂美
若論有意與無意,古代傷感多為無意。
如: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祖詠《終南望馀雪》)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孟浩然《宿建德江》) 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
(李商隐《登樂遊原》) 此等皆為無意,若除寫詩而外,并無他意,謂之“無所謂”。
如“林表明霁色”一句是景,下句“城中增暮寒”,是好是壞未言。
若前為“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羅隐《雪》),則“城中增暮寒”即壞事矣。
此為有意,但詩味不及前者,而“長安”二句,看這“乏”勁兒,似白樂天。
有意時往往不易寫成好詩。
而詩有意寫愁,且将其美化了,便好了,便能忍受了,如“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
若寫出者使人不能忍受,便是詩味不夠。
如老杜之“垢膩腳不襪”(《北征》),這樣句子真不是詩。
不是不能寫,是不能這樣寫。
其不成詩還不在于與人不快之感。
人吃菜酸甜苦辣都能吃,可是那要是菜才行,要做得是味。
詩中并非必須寫美,如菜中之臭豆腐也能好吃,可是要味好。
詩中也能寫醜,但要寫的是詩。
孟浩然《宿建德江》: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明明點出愁來,但經過詩化了,不但能入口,而且特别有味。
是凄涼,是冷,但詩味給調和了,能忍受了。
“野曠天低樹”一句是荒涼,但并不恐怖,經過美化了。
“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二句有其悲哀,但也詩化了,讀“夕陽”二句,總覺愛美情調勝過悲哀。
“野曠”二句,冷落;“夕陽”二句,悲哀;最無意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古代無意之詩多,但如老杜《晝夢》一首則全為有意。
前所講拗律隻拗一、二句,無如此首之幾乎全不合格律者。
(此《晝夢》一首僅“普天無吏橫索錢”是律句,兩聯對句亦合律詩要求。
)二、四句末二字“分眠”、“相牽”落平;六、八句末二字“虎邊”、“索錢”落仄平,均是有意的;又二、四兩句平聲太少,居十四分之五,五、六句平聲字占十四分之九。
崔颢“白雲千載空悠悠”、太白“芳洲之樹何青青”是偶然,老杜是成心。
老杜《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
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
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
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此首較前首順,蓋情調不同,寫前詩時在抑郁中,不如彼之拗表不出其抑郁。
“高秋爽氣相鮮新”,雖為人工,不如“芳洲之樹何青青”,但已有點意思了。
老杜拗律與崔氏《黃鶴樓》、李白《鹦鹉洲》不同,崔、李他們對仗有時不工,老杜雖平仄拗,但對仗甚工。
崔、李是自然而然,老杜是故意。
老杜七言拗律二首: 霜黃碧梧白鶴栖,城上擊柝複烏啼。
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凄凄。
南渡桂水阙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鼙。
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暮歸》) 北城擊柝複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
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幾時。
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适無前期。
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随所之。
(《曉發公安》) 杜甫晚年為病所苦,又有詩雲:“多病所需惟藥物,微軀此外複何求。
”(《江村》)人往前看總覺得來日方長,而到老年時回頭看已是逝者如斯,人愈老此種感覺愈迫切。
七言拗律二首即有此種感覺。
人要自己要強,天助自助者,否則雖天亦無力,況于他人?從拗律講,崔颢、太白之拗是“忘”,杜甫是“成心”。
不知者不宜罪,罪有可原;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天才差一點的人愛找“轍”,走着省勁。
創造力薄弱的人即如此。
有天才的人都是富于創造力的人,沒有創造力的人是繼承傳統、習慣(繼承别人是傳統,自己養成是習慣),沒有本領打破傳統、習慣,或根本不曾想打破傳統、習慣。
老杜律詩繼承初唐,有固定格律,然而老杜不安于此傳統、習慣。
一個天才是最富創造力者,天才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最不因循。
小孩子好奇,即創造力之一種;而因循是麻醉劑,如大煙、白面兒、海洛因,把多少有天才的人毒害了。
魯迅先生創造式的說話,很少使人聽了愛聽,其實是人的毛病太多。
魯迅先生明知道說什麼讓人愛聽,可我偏不愛說,杜甫拗律亦然。
如“張弓”(拉緊弓弦開弓),老杜深得“張”字訣,近代作家隻有魯迅先生,現在連“順”都做不到,何況“張”?連“不會”都沒有,何況“會”?說食不飽,須自己吃。
杜詩都是百石之弓,千斤之弩,張弓。
可惜老杜之拗律以晚年所作為多,杜詩晚年于“詩律細”,但意境并不高,并不深。
所以對老杜入蜀後的詩要加以挑揀,多半是壞的多,好的少,即因他隻在格律上用力,而未在意境上用力。
但如今日所舉上述二首拗律,真好,後人隻山谷可仿佛一二(山谷學杜,而力量不及,狠勁不夠),别人望塵莫及。
百石之弓,千斤之弩,沒有力便扳不開,不用說發弓射箭了。
老杜七言律詩之結實、謹嚴,如為楊小樓配戲之錢金福,功夫深,如鐵鑄成,便小樓也有時不及,可惜缺少彈性,去“死”不遠矣。
創造就怕這個。
青年幼稚,沒功夫,但有彈性,有長進;老年功夫深,但幹枯了,再甚便入死途了。
我們要在這兩者之間找出一條路來,在青年時能像老年功夫那樣成熟,在老年時要像青年那樣活潑,此便為矛盾之調和。
從詩之“拗”來看,《黃鶴樓》如雲煙,太白如水,老杜則如石。
如《暮歸》第三句“客子入門月皎皎”七字六仄一平,太白“芳洲之樹何青青”七字六平一仄,石水之不同。
可供參考。
《暮歸》一首,後四句沒勁,年老力不及之故。
“年過半百不稱意”怎樣呢?“明日看雲還杖藜”,真沒勁。
《曉發公安》(公安,在湖北)蓋出峽後作。
“鄰雞”與“野哭”仍“如昨日”,而“物色生态能幾時”,真凄涼。
“江湖遠适無前期”,“無前期”即預先無規定之謂,仍是凄涼。
以下參考宋人蘇、黃拗律。
蘇轼拗律一首: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
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
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
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出颍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黃庭堅拗律二首: 星宮遊空何時落,着地亦化為寶坊。
詩人晝吟山入座,醉客夜愕江憾床。
蜜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
不知青雲梯幾級,更借瘦藤尋上方。
(《題落星寺四首》其一) 岩岩匡俗先生廬,其下宮亭水所都。
北辰九關隔雲雨,南極一星在江湖。
相粘蚝山作居室,竅鑿混沌無完膚。
萬鼓聲撞夜濤湧,骊龍莫睡失明珠。
(《題落星寺四首》其二) 近人為詩喜作七言,五言較七言好湊,可不見得好作。
作,towrite;湊,tomake。
餘學七言律在先,學五言律在後,七言律長進在先,五言律長進在後。
清末宋詩擡頭。
近人有意為詩者多走此路,蓋因宋詩有痕迹可循。
唐人詩看起來千變萬化,其實簡單,隻是太自然。
至宋人詩則内容繁複,故學宋人詩可用以寫吾人各種感情思想。
唐人大氣磅礴,如工部“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旅夜書懷》),但學此不能寫自己之感情思想。
唐人詩好是好,然與我們不親切。
宋人詩七言律好者多,而五言古、五言律則不行。
蘇、黃五言亦不成,而其七言縱橫開阖,有的雖老杜亦不及,為老杜所未曾寫。
蘇、黃夠得上詩人,可是怎麼五言詩作得那麼糟而不自覺?也許他們覺得五言詩就該如此,此乃大錯。
無論如何舊詩這種體裁已是舊的功夫,五言到宋朝便已不行。
同是取火,由柴而煤而電氣,此即工具之演進。
在今日而以舊詩表現吾人思想感情,便如在美國燒玉米稈燒飯,總覺不甚合适。
詩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其演進自有其不得已;由古文而變為白話,亦然。
并不是因為白話比古文易懂,是因為白話表現的思想感情有古文所表達不出來的。
今日用舊體裁,已非表現思想感情的利器。
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七言離我們最近,所以好作。
詞比詩好作,曲又比詞好作。
白話文比古文好學(雖然好學不好學,不是好不好)。
詩原是入樂的,後世詩離音樂而獨立,故其音樂性便減少了。
詞亦然。
現代白話詩完全離開了音樂,故少音樂美。
胡适之先生對此之議論如何,餘于此不說,然雖有人說将舊詩之音樂性除去便是新詩,此實大錯。
蓋一切文學皆須有音樂性、音樂美,何況詩?如何能将詩之音樂性除去?其實不但文學,即語言亦須有音樂性,始能增加語言的力量。
音樂家劉天華逝世後,其兄劉半農為之作傳,說劉天華并無音樂天才,但這并不妨礙他成為音樂家,尤其是在南胡上。
即如劉半農先生,實亦無音韻學天才,但在音韻學上,他也有他的發明。
我們人在天才上都有缺陷,這要用努力去彌補。
對詩隻要了解音樂性之美,不懂平仄都沒關系。
四聲始于齊、梁,沈約所創,沈約為中國文學史承上啟下之人物,值得注意。
六朝皇帝文采風流,據雲:某帝問:“何謂四聲?”答曰:“天子聖哲。
”四聲(平上去入)、平仄并不是用來限制我們、束縛我們的。
一個有音樂天才的人作出詩來,自然好聽;沒有音樂天才的人按平仄作去,也可悅耳。
而許多好聽的有音樂美的詩并不見得有平仄。
如“古詩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别離。
相去萬馀裡,各在天一涯。
…… 首五字皆平聲,不也是很美嗎?和諧。
可見平仄格律是助我們完成音樂美的,而詩的音樂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