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幾個房東——留英回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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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也不是他的錯兒,怎奈工廠時開時閉。

    他自然的是個社會主義者,每逢來看艾支頓,他倆便粗着脖子紅着臉的争辯。

    艾支頓也很有口才,不過與其說他是為政治主張而争辯,還不如說是為争辯而争辯。

    還有一位小老頭也常來,他頂可愛。

    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讀能寫能講,但是找不到事作;閑着沒事,他隻為一家磁磚廠吆喝買賣,拿一點扣頭。

    另一位老者,常上我們這一帶來給人家擦玻璃,也是我們的朋友。

    這個老頭是位博士。

    趕上我們在家,他便一邊擦着玻璃,一邊和我們讨論文學與哲學。

    孔子的哲學,泰戈爾的詩,他都讀過,不用說西方的作家了。

     隻提這麼三位吧,在他們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

    他們都有知識,有能力,可是被那個社會制度捆住了手,使他們抓不到面包。

    成千論萬的人是這樣,而且有遠不及他們三個的!找個事情真比登天還難! 艾支頓一直閑了三年。

    我們那層樓的租約是三年為限。

    住滿了,房東要加租,我們就分離開,因為再找那樣便宜,和恰好夠三個人住的房子,是大不容易的。

    雖然不在一塊兒住了,可是還時常見面。

    艾支頓隻要手裡有夠看電影的錢,便立刻打電話請我去看電影。

    即使一個禮拜,他的手中徹底的空空如也,他也會約我到家裡去吃一頓飯。

    自然,我去的時候也老給他們買些東西。

    在這一點上,他不像普通的英國人,他好請朋友,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約請與饋贈。

    有許多地方,他都帶出點浪漫勁兒,但他到底是個英國人,不能完全放棄紳士的氣派。

     直到我回國的時際,他才找到了事&mdash&mdash在一家大書局裡作顧問,薦舉大陸上與美國的書籍,經書局核準,他再找人去翻譯或&mdash&mdash若是美國的書&mdash&mdash出英國版。

    我離開英國後,聽說他已被那個書局聘為編輯員。

     離開他們夫婦,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細說;房東與房客除了交租金時見一面,沒有一點别的關系。

    在公寓裡,晚飯得出去吃,既費錢,又麻煩,所以我又去找房間。

    這回是在倫敦南部找到一間房子,房東是老夫婦,帶着個女兒。

     這個老頭兒&mdash&mdash達爾曼先生&mdash&mdash是幹什麼的,至今我還不清楚。

    一來我隻在那兒住了半年,二來英國人不喜歡談私事,三來達爾曼先生不愛說話,所以我始終沒得機會打聽。

    偶爾由老夫婦談話中聽到一兩句,仿佛他是木器行的,專給人家設計作家具。

    他身邊常帶着尺。

    但是我不敢說肯定的話。

     半年的工夫,我聽熟了他三段話&mdash&mdash他不大愛說話,但是一高興就離不開這三段,像留聲機片似的,永遠不改。

    第一段是貴族巴來,由非洲弄來的鑽石,一小鐵筒一小鐵筒的!每一塊上都有個記号!第二段是他作過兩次陪審員,非常的光榮!第三段是大戰時,一個傷兵沒能給一個軍官行禮,被軍官打了一拳。

    及至看明了那是個傷兵,軍官跑得比兔子還快;不然的話,非教街上的給打死不可! 除了這三段而外,假若他還有什麼說的,便是重述《晨報》上的消息與意見。

    凡是《晨報》所說的都對! 這個老頭兒是地道英國的小市民,有房,有點積蓄,勤苦,幹淨,什麼也不知道,隻曉得自己的工作是神聖的,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達爾曼太太是女性的達爾曼先生,她的意見不但得自《晨報》,而且是由達爾曼先生口中念出的那幾段《晨報》,她沒工夫自己去看報。

     達爾曼姑娘隻看《晨報》上的廣告。

    有一回,或者是因為看我老拿着本書,她向我借一本小說。

    随手的我給了她一本威爾思的幽默故事。

    念了一段,她的臉都氣紫了!我趕緊出去在報攤上給她找了本六個便士的羅曼司,内容大概是一個女招待嫁了個男招待,後來才發現這個男招待是位伯爵的承繼人。

    這本小書使她對我又有了笑臉。

     她沒事作,所以在分類廣告上登了一小段廣告&mdash&mdash教授跳舞。

    她的技術如何,我不曉得,不過她聲明願減收半費教給我的時候,我沒出聲。

    把知識變成金錢,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

     她有點苦悶,沒有男朋友約她出去玩耍,往往吃完晚飯便假裝頭疼,跑到樓上去睡覺。

    婚姻問題在那經濟不景氣的國度裡,真是個沒法辦的問題。

    我看她恐怕要窩在家裡!&ldquo房東太太的女兒&rdquo往往成為留學生的夫人,這是留什麼外史一類小說的好材料;其實,裡面的意義并不止是留學生的荒唐呀。

     原載1936年12月《西風》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