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無産階級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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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革命的無産階級藝術家的身份!但是這裡有一條歧路須得我們來謹防。

    這條歧路便是一方雖則承認前人的遺産應該利用,而他方又本着左傾的幼稚病的指向,誤以為凡去自己時代愈遠者即愈陳舊朽腐,不合于自己的用途,反之,離自己時代愈近者即愈新鮮,較和自己的思想接近,因而誤認最近代的新派藝術的形式便是最合于被采用的遺産。

    譬如未來派意象派表現派等等,都是舊社會——傳統的社會内所生的最新派;他們有極新的形式,也有鮮明的破壞舊制度的思想,當然是容易被認作無産階級作家所應留用的遺産了。

    但是我們要認明這些新派根本上隻是傳統社會将衰落時所發生的一種病象,不配視作健全的結晶,因而亦不能作為無産階級藝術上的遺産。

    如果無産階級作家誤以此等新派為可寶貴的遺産,那便是誤入歧途了。

    為什麼我們要說未來派等等不足稱為無産階級藝術上的遺産呢?因為他們隻是舊的社會階級在衰落時所産生的變态心理的反映。

    凡一個社會階級在已經完成它的曆史的前進的使命而到了末期并且漸趨衰落的時候,它的藝術的内容一定也要漸趨衰落,所謂“靈思既竭”是也;跟着内容的衰落的,便是藝術的形式了。

    社會階級的漸趨衰落于何征之?征之于其漸為坐食的或掠奪他階級勞動結果以自肥的時期。

    進了這個時期,該階級是過飽了,俗所謂腸肥腦滿了,它的生命感覺力便遲鈍起來。

    生活呈枯燥虛空的病态,藝術的泉源将要枯竭了。

    于是這個将死的社會階級裡的分子努力想填補産生的虛空,潤澤生活的枯燥,希冀從此可以再品藝術的泉源。

    他們的補救枯燥虛空的方法便是找覓一些新的享樂和肉感的刺激。

    這個,果然一方可作藝術的新泉源,而他方又可借此等表現新的享樂與肉感的刺激之新藝術來促起将死的社會階級之已停滞的生命感覺。

    此時的所謂新藝術運動,大概分兩方面,一是渴求新享樂與肉感的刺激以自覺平生存意識的頹廢思想,一是勉強修改藝術的理論,借小巧的手法以掩飾敗落的痕迹。

    人類的曆史上,早已有過此種現象,如羅馬頹廢時代和封建制度破壞時代即是;而在近四十年内歐洲中産階級文化漸趨衰落的時期中,尤其表現得清晰。

    最近的所謂新藝術,都是這一類的産物。

    社會階級愈失起支搘的能力,此種奇形怪狀的“新派”愈滋生得多;一九一○年左右的俄國文壇便是一個最好的例。

    所以無産階級如果要利用前人的成績,極不該到近代的所謂“新派”中間去尋找,這些變态的已經腐爛的“藝術之花”不配作新興階級的精神上的滋補品的。

    換句話說,近代的所謂“新派”不足為無産階級所應承受的文藝的遺産。

    無産階級的真正的文藝的遺産,反是近代新派所詈為過時的舊派文學,例如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文學和各時代的不朽名著。

    為什麼呢?因為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文學是資産階級鼎盛時代的産物,是一個社會階級的健全的心靈的産物;我們要健全的來作模範,不要腐爛的變态的。

    如以俄國文學為例,則過去的大文豪,如普希金(Pushkin)、萊蒙托夫(Lermontov)、果戈裡(Gogol)、涅克拉索夫(Nekrassov)和托爾斯泰(Tolstoy),他們在文學形式上的成績是值得寶貴的,可以留用的;但是最近的蔓草般的新派,什麼未來主義,意象主義等等,便是一無所用的。

    我們自然極端相信新内容必然要自創新形式;但是從利用舊有的以為開始,也是必要的。

    如以詩式而言,現在有許多号為解放的新詩式,正和舊詩式争奪地盤;而無産階級的作家一則因為歆于“解放”的好招牌,二則表面上是那些新詩式要比舊的自由些容易做,所以就争相效作。

    究竟這個風氣該不該鼓勵,是很值得讨論的。

    就藝術上講老實話,新詩式實在是難做得多,(請注意:這裡所謂詩式,并非指中國的。

    )所以擁護舊詩式的人們譏新詩式為淺薄無聊,是不對的;而主張新詩式者以“不習而能”或“更自由地表現情思”為主張的理由,也是錯誤的。

    我們如果承認文藝作品的形式是和作者的生活環境有多少連帶關系或能多少互相影響的,則我們不能不說新詩式确不宜于無産階級作者。

    無産階級作者的生活環境是工廠,而工廠中大小機輪的繁音卻顯然是有整齊的節奏的;此種機輪所發的旋律,與其說是近于新詩式,無甯說是近于舊詩式。

    無産階級作者天天聽慣了這種節奏,精神上的影響該是怎樣大。

    如果他們本憑所觀感以創詩式,大概是近于舊詩式的。

    然而他們卻撇了這一條順路不走,反覓崎岖小徑,這豈不是浪費心力?就藝術的價值而言,各種新派藝術的詩式當然有其立足點,未便一概抹煞;然而就其出發點而言,我們不能不說新詩式是一個社會階級将死時的知識分子所有的矛盾思想與矛盾生活的矛盾的産物。

    而舊社會階級的矛盾生活與矛盾思想正是無産階級所極反對的。

    從純形式方面轉到形式與内容的交點——就是藝術的象征(artisticSymbols)一方面,也有應該注意的。

    我們知道,在無産階級的軍政時代,有許多作者喜歡用粗酷的象征,以激勵無産階級的革命氣焰。

    譬如有一位詩人,因要表現他決意和舊世界奮鬥到底的精神,表現他甯願犧牲一切而不退縮的精神,高聲的喊道:“為了将來,我們要焚毀拉斐爾的作品;我們要毀滅那些博物館,踐碎那些藝術之花!”這當然隻是感情熱烈的象征,并非這位詩人真想如此辦。

    但是不能不說這象征選得太粗酷。

    一個炮隊兵官為的要取射擊目标,不惜轟擊一個古教堂;但是一個詩人對于這些事總該惋惜,不該快活。

    人類所遺下的藝術品都是應該寶貴的;此與階級鬥争并無關系。

    無産階級作家應該了解各時代的著作,應該承認前代藝術是一份可貴的遺産。

    果然無産階級應該努力發揮他的藝術創造天才,但最好是從前人已走到的一級再往前進,無理由地不必要地赤手空拳去幹叫獨創,大可不必。

    在藝術的形式上,這個主張是應該被承認的。

    ①①此節開頭有作者的一段說明:“本刊第一期二、一期三、一期五篇上,登過此論四章;不意作者因事一擱,直到現在方想起要把它續完。

    這種類乎開玩笑的辦法,是作者所極抱歉的。

    但還能趕上在頭二十六七的彙訂本中登出,作者便又覺得似乎還可以減輕一半的罪戾了。

    ——十月十六日,雁冰。

    ”